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大公报、明报等媒体都在重要版面发布了一则新闻：良渚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对探讨我国文明史开端有重要意义。

那一年的夏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反山发掘了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墓地，从第一批发掘的两座大型墓葬中，有大量珍贵的玉器出土。

这处墓地，就是“反山王陵”。时年43岁的王明达，就是当时这支考古队的领队。

王明达

今天，让我们跟着王明达，坐上时光机，重返那个被载入考古史册的夏天。

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人工一担土一担土营建起来的

1986年，乡镇企业兴起。也是在这一年，良渚长命乡农机厂转产，正准备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地点就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

当时，还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通讯员的费国平，是雉山村人，每天都会从那片土地上路过，看到厂里的人准备在反山动工，他就跑去告诉了王明达。

获知这一信息后，王明达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另一位考古人员芮国耀就多次去了现场踏勘。

在王明达看来，过去的反山，真的很不起眼，“只是一个高出平地4米左右、长90多米、宽30多米的土墩。”

不过，从这个土墩西边围墙的断层里，王明达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还能见到一些小陶片。

就是这些线索，让王明达判定，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一担土一担土营建起来的，著名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在确定了这件事后，考古所就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发掘申请书。

初夏，江南的梅雨季节尚未来临，对于野外作业的考古工地来说，正是抓紧发掘的好时机。

1986年5月6日，考古队正式进反山工地开工，王明达担任领队，队员有杨楠、芮国耀、刘斌、费国平、陈越南、陈欢乐等。

世界上约有2.5万件良渚玉器

反山占到了八分之一

反山的发掘，共发现了11座贵族墓地，3072件玉器，那个登上《国家宝藏》、浙江人民熟悉的“玉琮王”就出土于此。

良渚玉器，陈中秋 摄

据王明达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大概有2万5千件左右件良渚玉器，反山就占到了八分之一，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纹饰之独一无二，实属罕见。就拿玉琮来说，放眼世界，也仅有200多件，反山就有21件。

不过，要让这些“沉睡”多年的宝贝亮相，并不简单。

1986年5月7日开工，挖去表土不久，考古队就陆续发现了一批单室券顶砖砌汉墓。5月28日，考古队对汉墓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经到了150厘米左右，为了慎重起见，王明达决定停止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又一遍地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他就在这平整的地面上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

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他们辨认出了一块灰褐色的斑土，又经过反复的铲光确认，划定了长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即土坑的墓口。

5月31日下午，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就要来了。王明达和杨楠、费国平站在3号探方的北隔梁上，正商量对付雷雨的应急措施。下午3点刚过，陈越南从下挖的“坑”内，清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

“他用手掌托着，小心地递到我跟前。我弯腰看了一眼，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到坑中，蹲在出土现场观察了足足有一刻钟，取出来的土块印痕上同样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王明达说，陈越南当时递给他一把小铲，但他怕伤了这些宝贝，没敢用，就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了一段竹片，顺着取土块的边缘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

这时，土块又露出了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经上海博物馆吴福宝精心剥剔成功的嵌玉漆杯），这让王明达觉得兴奋不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也不敢下手了”。

为了安全起见，王明达悄悄地把这块地方用尼龙薄膜盖好，还复上了一层泥土。就在这时，雨点开始落下，王明达记下了墓穴的长宽深（露出器物的深度已达120厘米）后，再把整个墓穴用薄膜盖好，铺上了一层泥土。

做完这些事情，考古队员们冒着骤风大雨，跑回了各自的住地。

“今天晚上有没有酒？”

这是王明达回到住地后说的第一句话。当天晚上，大家买了几瓶酒，特意多炒了几个菜。王明达和杨楠、费国平、陈越南等就在住地开怀畅饮了起来，兴奋地谈论着这次发现，将会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那天晚上，王明达对大家说，“今天的发现，将会被载进考古史册的。”

反山王陵为何可称之为“王陵”？

发掘过程中，为了避免墓内随葬品受到损伤，剥剔器物时，一律不用金属工具，只是把竹片削成大小宽窄各异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

反山王陵

由于墓穴较深，而随葬品几乎布满墓内，人一下去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考古队员们就想出了“悬空操作法”，即用两段毛竹横架在墓口的两边，再用绳索吊下两段毛竹放在墓内，然后在墓内的毛竹上铺上木板，离随葬品有10厘米左右，不碰到一件器物，木板一块块可以移动，人蹲在木板上，清理一段再移动一段。

这样的清理方式，人几乎是趴在木板上的，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一段时间下来，腰酸背痛，一下子人都站不起来。”王明达说，但看着琳琅满目的文物在自己手中一件件地“重见天日”时，大家都忘记了疲劳。

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考古工作者把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创造的珍贵历史遗产，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明达说，反山“王陵”，原来叫“反山墓地”。有一次，苏秉琦先生和他谈话时，对这个提法不是很满意，问他是不是可以称为“陵”。

这个提议，让王明达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反山墓葬地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还没有任何一处良渚文化墓葬超过它的，这不是最高等级的贵族‘王陵’吗？”他想。

后来，就取了“反山王陵”的名字。

考古学的目的，是探讨文明起源

良渚考古80年，到现在，考古队员也已经历了第四代，作为第二代考古人代表，那时的野外考古和如今的科技考古有着很大的差距。

王明达说，当年，他们都是靠两条腿调查的，拉着农民的钢丝车，考古人员用的工具和行李就放在车上，“记得有一次快过年时，大雪纷飞，我们就在雪地里拉着车子走了5里多路。”

不过，现在考古和以前比，操作规程还是一样的：认土、倒边、摸陶片，整理。只是，技术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考古探沟。潘劲草 摄

王明达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如果去拍考古的场景，无人机飞一趟就好了，以前，得靠人工搭上20米的竹架子，有人在下面拉牢，摄像师爬上去拍。

很多人对考古会有一些误解，认为只是找宝贝，但远非如此。王明达说，他们是在探讨文明起源，这才是考古学的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宝贝，只是一种证明。

反山王陵被发掘后，王明达提出了良渚文化遗址群的概念，而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证明了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让王明达觉得欣慰的是，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愿意加入到了考古的队伍中来，“考古后继有人了。”王明达说，“考古工作，从来不是某一人的功劳的，考古的魅力，在于发现，这个发现，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的研究，推向了学科的前沿。” 这是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对反山王陵的评价，他认为，良渚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在王明达看来，正是因为良渚考古人一代一代的坚持，才有今天。

( 作者:记者 林建安 摄影 江玥 陈中秋 编辑:李师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