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器”，大家都有自己的審美觀。前人所感受的“美”，不一定是今人能認同的“美”。說到這一點，乾隆時期“器”之美似乎格外不能被今人所包容。審美觀和時代有密切聯繫，這是肯定的。所以後人否定前人，尤其不合理。你愛素雅未必別人都跟着你愛素雅纔是好的；你愛豔麗也未必別人都跟着你愛豔麗纔是對的。

關於乾隆皇帝的審美觀，歷來屢遭人垢病。我倒也不一定是想替乾隆皇帝抱這個不平，但也不支持那些並沒有深入瞭解，就跟着別人人云亦云，咬死了乾隆的審美觀是農家樂的人。

魏晉風度，宋元情懷，哪個不是限於當世之一時？ 明清時世俗化的世情必定不能再支撐漢風唐俗。更何況還有每個人的個人因素在內。或者因爲內政外交的種種原因，大力暢導某種審美風格，也不一定就是因爲自己愛其審美風格。

說到瓷器，從明清的青花、五彩、鬥彩，到更見精緻的粉彩、琺琅彩，固然追求細巧豔俗，但也實在是當時社會世俗化的表現之一。這並不是哪一個人就能人爲控制的，就算是乾隆皇帝這樣的萬乘之尊也一樣。經濟發展鼎盛的時候瓷器燒造的種就多，清代稱爲盛世的乾隆時期正因此有能力在瓷器燒造的花樣上不斷求新求精去探索。乾隆皇帝自己看起來也雅好此道。到嘉慶時期，琺琅彩停燒也證明了這個理論觀點。繁複精巧正是爲了證明盛世的存在。其實要是按現在的審美來看，乾隆時期的瓷器也不乏今人所認可的雅器，可謂古今異同中的交匯。

今人所用之“器”除了具有實用性的之外也有體現前人思想的一些小擺設。我曾經見過一套家居小擺件叫“四勿小和尚”。這四個小和尚分別有掩耳閉口等動作，似乎是出自於《論語*顏淵十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說，不符合“禮”的不要看，不要聽，不要說，不要做。

什麼是“禮”？孔子和顏淵所討論的“禮”是指社會要有秩序性、系統性，所以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時所說的“禮”有它的根淵與社會性。西周時周公制“禮”作樂以治天下，當時周王朝統治天下的根本是追求秩序，各安其位、各盡其責。禮樂是周王朝統治天下的思想載體。而周王朝的這種統治思想是根源於前代的無序性以及缺乏系統性。

顏淵開始問的是“仁”，不是禮，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就是“仁”。這個回答並不表示“仁”的意思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在《論語》裏很多人都和孔子問過什麼是“仁”，孔子對於每個人的回答也有所不同。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期早就已經禮崩樂壞，“復禮”是迴歸於“仁”的一種途徑。

今天的人再用四勿小和尚這樣的擺件來現體“禮”肯定已經不是周公之禮，也不是孔子之仁，當作爲“器”的擺件確實無形之中演示了思想的傳承和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