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报》再度聚焦东莞!

来看看这次他们关注了哪些?

9月26日,德国《商报》以两个对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报驻中国首席代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的署名文章《Drohnen über dem Lotuswald》(中译名:荷花海洋上的无人机),从生态治理、智能制造、创新发展以及技能人才教育等方面阐述东莞的近年来的新发展、新变化。

文章认为,作为中国15个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东莞的巨变折射了中国产业升级之路。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译并部分转载了相关报道文章。

德国《商报》报道版面

新华社报道截图

参考消息报道版面

参考消息网报道截图

从“世界工厂”到“花园城市”

今年5月,弗兰克·泽林一行来莞调研考察,深入了解东莞在创新驱动、智能制造、技能人才教育以及生态保护和治理等方面的做法和亮点,对东莞的自动化生产工厂和绿水青山的优美生态表示印象深刻。

当时,泽林一行来到松山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从美国来到松山湖,我觉得不管是生态环境,还是创新创业环境,这里都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在调研考察之后的一个月,回到德国的泽林就在德国商报“中国圈”网站刊登文章《Tech-Biotop》(中译:科技栖息地),描述东莞这个曾经的“丑小鸭”,以产业升级和生态治理实现转型,并跻身中国新一线城市之列。其中,松山湖在报道中被多次提及,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弗朗克·泽林在《科技栖息地》一文中这样描述:在附近的另一个湖边,松山湖已经为初创公司以及为享有国家补贴的创业人员提供住房和优惠政策。公园般的绿化带甚至比街道本身宽得多。

今年6月,弗朗克·泽林在《科技栖息地》一文中多次提及松山湖,点击图片即可查看更多详情

而此次发表的《荷花海洋上的无人机》一文,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弗兰克·泽林对于近年来东莞这座中国南方城市发展变化的全新认知。文章称,“此前,中国的南方城市东莞、制造业巨头、被联合国授予了花园城市的称号。如今机器人接管工厂的生产。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结构变化。”

文章称,“这座城市正经历着与众不同的变化——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制造到技术主导的未来智能城市。”文章认为,过去,东莞以“世界工厂”闻名世界,但是现在工厂高度自动化,工业机器人使用越来越普遍,在这里可以看到未来工厂的样子。

文章以华为东莞制造基地为例,“华为是中国领先的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工厂的样子。生产大厅里的一切都是无菌的。几乎没有人,没有工作服、头罩和脚套,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大厅。这里是智能手机的生产基地。百分之十的华为手机是在这个东莞华为基地出产的。”

东莞成为创新企业和人才的聚集地

弗兰克·泽林在《科技栖息地》文章中表示,东莞凭借一直以来的制造业基础和良好生态本底,以及近年来生态治理和产业升级的成效,已经成为“科技栖息地”。此次发表的《荷花海洋上的无人机》一文则进一步深化了对此的阐述。文章称,“智能手机制造商如vivo和oppo都是在这里起家。oppo和vivo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开始投产。至今两家企业智能手机销量在中国远超苹果。”

文章特别指出,“东莞作为创新中心的最大突破是华为老板任正非决定以13亿美元的价格在松山湖畔建立华为终端总部,其华为总部在离此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深圳。在这里任正非选择了12个不同以原比例欧洲风格建造的建筑例如剑桥校园或者海德堡老城。计划可以容纳近3万人办公,其中一部分现在已经迁入。”

文章还提到,“离此不远处,世界第四个散裂中子源研究中心于一年前建成。总投资约为23亿元人民币的散裂中子源中心是研究中子特性、探测物质微观结构和运动的科研装置。‘散裂中子源代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未来’,王芳卫教授自豪的介绍说。

德国《商报》报道中文译稿

荷花海洋上空的无人机

此前,中国的南方城市东莞、制造业巨头、被联合国授予了花园城市的称号。如今机器人接管工厂的生产。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结构变化。

在华阳湖正午的炎热天气中,在华阳湖正午的炎热天气中,无人机像蜻蜓一样盘旋着。随风摇曳的白莲花令人眼花缭乱,岸边的芦苇长得很高。无人机被用来确保这里的水中没有垃圾漂浮,没有人在湖畔采摘荷花。它们是由大疆在该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的,该公司在几年内已成为世界领先的无人机制造商之一。

东莞这座拥有800余万人口的城市位于中国南部珠三角的中心。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之一,与香港、澳门和其他八个城市一起发展成为一个未来的创新大网络中心,如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现今有近7000万人居住在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度粤港澳大湾区GDP约为1.52万亿美元,这使其成为亚洲第五大经济体。中央将在今年秋季提出新的总体规划。环保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这座城市正经历着与众不同的变化——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制造到技术主导的未来智能城市。如果要寻找经济结构变革成功的样本,那么它就在东莞。

为了能够在大湾区保持竞争力,东莞必须重塑自我多向发展:工厂正在进一步自动化,剩余工人必须具备更高的上岗资格。除了生产之外,东莞还必须吸引高科技创业公司,只依赖生产不是长久之计。“在高度自动化生产的情况下,工厂可以建设在消费地附近的地方。”杨晓棠说。他是东莞市委常委,负责招商引资事务。

生活质量高才能吸引研发人才。因此需要环保。“虽然环保带来许多突如其来的难题,”杨晓棠说,“但我们可以解决它。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2012年,该市的GDP增长率从之前繁荣时期的平均值18%降至6.1%。今天保持在一个良好的8%数值上。

事实上,有一天杨晓棠会出版一本关于稀有鸣禽的书,在十年前他绝不会想得到:“今天衡量东莞的标准是有多少珍稀鸟类在这里定居。” 他们成功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该市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国际花园城市”。这让市委书记梁维东引以为豪。

近期,梁维东率领的东莞代表团来到乌波塔尔。那也是一个使生态好转的工业城市。除此之外,他们还拜访了乌波塔尔协会,该协会在“为了水,人和环境”的口号下努力维持乌波河的自然平衡。早在19世纪初,这条河就已经被污染了,以至于不再可能在那里捕鱼了。而今,只能生活在非常清澈水中的小龙虾再次出现在那里。中国代表团及其德国伙伴有很多需要讨论。中国人现在希望更紧密地合作,并从德国污水净化的技术和经验中获益。

现在的华阳湖和周围至少20平方公里的湿地看起来好像一直都是那样干净。但就在不久前,这里的水质像是由油脂和排泄物组成的加厚的油汤,所有人都在往里面扔垃圾。这对当时那里的许多小工厂来说很方便。生产廉价塑料袋和粗金属零件的残渣顺手就用手推车倾倒在湖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增长时期没有人感到不妥。环保?不!先富起来才是当时的座右铭。中国的繁荣始于东莞。它是中国40年前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驱。

1978年9月,香港商人开始在这里生产手袋。这是“中国制造”的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商来东莞投资。仅10年后,中国出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东莞的增长速度超出了当地居民的想象。很快,这个城市仿佛只有工厂了。各个街道挤满了灰墙蓝顶的厂房,但是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实用却没有生气的大仓库。几乎只有外来务工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在这里居住,投资者大多都是从香港过来在这里作短暂停留。

东莞长期以来都是珠江三角洲的灰姑娘,她夹在广州与深圳这个类似于迈阿密和硅谷的混合体之间,一个是蓬勃发展的广东省省会,一个与香港比邻。尽管如此,东莞人也为他们的工厂感到骄傲,就像当时鲁尔区的人们望向他们冒烟的烟囱那样。“我们是世界的工厂。” 东莞因此而闻名世界。

但是这个阶段现在结束了。东莞不希望成为最后一个工人仍在装配线上的城市。华为是中国领先的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工厂的样子。生产大厅里的一切都是无菌的。没有穿工作服、头罩和脚套,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大厅。这里是智能手机的生产基地。百分之十的华为手机是在这个东莞华为基地出产的,一条流水线每天有1700台手机下线。2017年华为手机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尽管如此员工数量却没有增加。“由此就可以看出华为自动化的速度”,华为德国籍副总裁Torsten Küpper解释说。“当人工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各地建厂费用相差无几,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物流支出。也就是说工厂和消费地在一起才是合理的。”他这样解释道。这再一次证实了东莞市政府的评估。

这个理论对零部件供应商罗卫强来说同样适合。他所在的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智能手机壳和其他智能终端的精密零件。几乎所有的主要智能产品制造商都从他的公司采购产品。企业每年生产1.2亿个产品,实现11亿美元的销售额外加50%的年增长率。“这是亚洲最大的生产车间”,佩戴爱马仕皮带的他快速的带着我们穿过整个车间这样介绍道。罗先生也钟爱机器人:“一个机器人可以替代16个人工而且可以在三个月之内收回成本。” 去年他只有500台机器人。今年已经是2000台了,明年要增加到5000台。现今中国也自己生产制造机器人。2017年共计131000台,增长率高达81%。在中国上市的机器人制造公司拓斯达就落户于东莞。2014年至今,东莞市在推动自动化产业的发展方面每年投入约2500万欧元。

东莞如今7万台机器人替代了20万的人工,产量增长了250%,成本降低了9%,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智能制造装备市场。“我们公司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但是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更有针对性地服务我们的客户”,拓斯达创始人和董事长吴丰礼介绍说。“我们的客户就在对面或者周边,这样更容易建立信任。”他的客户里面有收购了德国奥格斯堡的机器人制造商库卡,中国另一大家用电器制造商海尔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长城汽车。

类似拓斯达这样的企业也需要越来越多合格的工人。所以位于横沥镇的东莞技师学院就格外重要。每年有3000至4000名学生在这里接受德国双元制教育,工学并行。它的合作伙伴是德国BBW应用技术集团。在校园到处挂满了中德两国的国旗,东莞技师学院成为博世教育和戴姆勒之星教育基地。每年在校学生要接受莱比锡工商会的两次考试。“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工业4.0学院”,刘海光校长自豪地说。柏林人Hans Werner Klahre长期在校教学,之前他长期驻扎在柏林。“这里的学生比柏林的更加自律”,他说。“他们渴望学到知识。能在这里学习他们很自豪。在这里学到的经验是被社会高度重视的。”但是这些学生也需要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他传授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优秀熟练的技工可以比一个糟糕的工程师更有用。”

技工的短缺也是威斯特法伦州厨房用具制造商Miele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东莞的郊区坐落着Miele在中国唯一的工厂。Miele在这里生产吸尘器。吸尘器的引擎是从德国奥伊斯基兴运来,这从来都是Miele的传统并以此来保证产品质量。“有时中国人对吸尘器的制造精确度要求感到惊讶”,在东莞Miele工作超过13年的Feras Rajab说。“这些又不是火箭。但Miele就是这样子。”他的老板Teo Soon Seng是新加坡人:“Miele在中国不做零售,只为大型的房地产开放商提供配套服务,”他介绍说。450名中国员工和19台德国机器每年可生产60万台吸尘器。最终测试在德国威斯特法伦州的Warendorf进行:“这个我们可以完成。”

但最重要的是,东莞现在更需要研究和开发人员以及像赵德利这样的人。他曾经做过球童,做过保安和房产中介。从未学过电子工程的他无师自通。没有大量的资金注入,他发明了一种飞行踏板车,一种凳子和无人机的结合体。他已经在东莞完成了1500个小时的飞行测试。如今赵德利是一个发明家:“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现在他在寻找一个可以合作的企业用来生产他发明的可载人无人机。企业在东莞发展前景良好。智能手机制造商如Vivo和Oppo都是在这里起家。Oppo和Vivo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开始投产。至今两家企业智能手机销量在中国远超苹果。类似于赵德利的发明家在东莞不用为住房操心。政府的优惠政策使得他们可以以一千元的价格租到一个60平米的房子。

然而,东莞作为创新中心的最大突破是华为老板任正非决定以13亿美元的价格在松山湖畔建立华为终端总部,其华为总部在离此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深圳。在这里任正非选择了12个不同以原比例建造的欧洲风格建筑,例如剑桥校园或者海德堡老城。计划可以容纳近3万人办公,其中一部分现在已经迁入。

离此不远处,世界第四个散裂中子源研究中心于一年前建成。总投资约为23亿元人民币的散裂中子源中心是研究中子特性、探测物质微观结构和运动的科研装置。“散裂中子源代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未来”,王芳卫教授自豪的介绍说。

为了继续留住Oppo和Vivo这样的企业,同时吸引华为终端总部的落户以及加强对年轻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东莞市政府在环保层面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华阳湖畔的112家重度污染企业在一夜间被关闭,华阳湖的淤泥被一清而空。当地居民当时很是不满,因为这样不仅仅是少了方便的垃圾遗弃地,更是少了很多工作岗位。现在他们却异常高兴。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发他们重新获得了工作岗位。他们要么在经营自己的店铺,要么在景区工作。

改革所付出的痛苦和努力是值得的。东莞最近紧随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之后已成为中国15个新的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排名取决于大众的品牌购买力和生活质量。

“现在每天我都生活在公园里”,华阳湖游船的掌舵手梁墨如是说。他曾经在华阳湖畔的工厂里工作,之后又当过一段时间出租车司机。如今他夜里也喜欢驾船载着游客荡漾在华阳湖,因为灯光,夜色下的华阳湖景色更上一层楼。虽然有些老俗套,但是有益于生态和环保。稍稍越过树冠上方的夜空中有一个红点并传来了旋翼的嗡嗡声。公园辛勤的无人机服务员也在晚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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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源:莞香花开

编辑:叶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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