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成都青城山罗天大醮系列报道④：罗天大醮之历史沿革

写在前面

由中国道教协会主办，四川省道教协会协办，成都市道教协会和青城山承办的戊戌年成都青城山太上金簶罗天大醮，祈福中华、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众生安康大法会，将于2018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在青城山举办，历时九天。青城山道教协会将会对罗天大醮之缘起、活动内容、历史沿革及本次盛会的准备情况等作系列讲述，以飨道友及十方善信。

罗天大醮│04期

罗天大醮之历史沿革

罗天大醮是由道教早期的斋法发展而来。正因为罗天大醮能广聚天地神灵，佑民护国，妙用无边，故一直深得历代君主重视。自唐至近代，修建罗天大醮不绝，前人的修建经验，对今天的后来者延续这个盛典的传统当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据现存史料所见，最早一次举行罗天大醮是在唐朝。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同年九月，史思明占领洛阳后，驻军于白马寺，十月，率军攻河阳。十一月唐肃宗在长安大明宫内修建了“河图罗天大醮”。根据记载，醮事当晚即有瑞龙出现在唐肃宗的御座之上。从现存的史料，看不到设醮的目的，但从当时唐朝历史来看，可能与祈求国家平安有关。数据提及有瑞龙的出现，像是预言唐肃宗将安然渡过安史之乱。

唐朝另一次举行罗天大醮是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唐敬宗命两街供奉道士赵尝盈等四十人，于三清殿修罗天大醮道场。两街，即唐代首都长安城内横街和朱雀大街的合称。横街北侧是宫城，为皇室所居、宫廷所在，南侧是皇城，为百官署衙所在。由两街道士所修建罗天大醮，推断此次罗天大醮的规格相当高。

唐朝最后一次罗天大醮应该是在唐哀帝天佑四年(907)，按这次罗天大醮的青词提及，当时出现“小游天一缠梁蜀之乡，大游星四神在奏之野。”当年亦是蜀王王建本命星与当年的主行星太一星相冲。蜀王于是命大臣李延福代表他修建罗天大醮，祈求境土安宁、中兴大业等。由修建罗天大醮的青词中提及“克保唐年”等，可以得知罗天大醮是在907年9月前修建。同年9月，朱全忠逼唐哀帝李柷禅位，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唐朝灭亡。唐亡后不久，王建自立为皇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定都成都，建年号“天复”。

有关唐朝罗天大醮的资料非常有限，《旧唐书》失佚已久，唐肃宗及唐敬宗修建罗天大醮的资料，亦是在宋朝编的《册府元龟》中看到。蜀王建醮的资料，是从杜光庭《广成集》中的青词看到。从有限的数据可以看到，前二次是由皇帝下令，在宫庭内修建，三次修建的目的，应是祈求国家、皇帝及个人平安所修建。从倡议修建的人来看，首两次是皇帝，第三次是王建。王建虽不是皇帝、但已封王。故可以得出唐朝修建罗天大醮是帝皇及大臣，目的是以消灾或祈福为主。

在唐朝，道教斋醮成为国家祭祀的仪式。

按记录唐朝行政法典的《唐六典》记载，国家祭祀的七种道教斋法；其一曰金箓大斋，其二曰黄箓斋，其三曰明真斋，其四曰三元斋，其五曰八节斋，其六曰涂炭斋，其七曰自然斋。而禳谢(谢罪消灾)则有三种仪式：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由此观之，在唐朝斋仍占宗教仪式的主流，醮的地位并不突出，醮的功能是以谢罪消灾，罗天大醮的地位，并未能成为国家级醮仪。

宋朝时，皇帝崇奉道教，道教的发展非常迅速，罗天大醮醮仪的确立及改革，全在宋朝进行及完成。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宋真宗命大臣王钦若编定《罗天圣位》九卷及《罗天科仪》一卷，合称《罗天科仪品位》十卷，可惜现已失传。编修完成后，宋真宗还下令将十卷《罗天科仪品位》“并天下名山福地，以备朝廷修奉”。

朝元仙仗图（局部）武宗元北宋手卷绢本白描美国王季迁藏（资料图）

编修《罗天科仪品位》十卷后第二年，即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钦若还编修了《翊圣保德真君传》(《道藏》称为《翊圣保德传》)，此书记述了九级结坛大法。所谓九级结坛大法，即上三坛则为国家设之、中三坛为臣寮设之、下三坛则为士庶设之。上三坛中，又细分为上、中、下：

其上曰顺天兴国坛，凡星位三千六百，为普天大醮。其中曰延祚保生坛，凡星位二千四百，为周天大醮。其下曰祈谷福时坛，凡星位一千二百，为罗天大醮。

按上述规定，上三坛(包括罗天大醮)为国家设之，《翊圣保德真君传》亦特别提到，如大臣和老百姓为帝王祈佑，应修建祈谷福时坛，即罗天大醮。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罗天大醮是九级醮仪中，唯一可以同时被朝廷、臣寮和庶民三个社会阶层同时修建的国家醮仪。另外，罗天大醮中供奉一千二百星位，即1200位神灵，亦在这时确立。这两项特点，一直影响至今天修建之罗天大醮。

宋真宗在完成编修十卷《罗天大醮品位》时，已诏令“并天下名山福地，以备朝廷修奉”。当《翊圣保德真君传》编修完成翌年，即天禧元年(1017)春，宋真宗改年号为“元禧”，并命诸州先建道场二十七日，后设罗天大醮。这次修建罗天大醮，可视为宋真宗编修罗天大醮后，第一次全国性的落实及施行。由于罗天大醮的醮仪刚编撰完成，且全国性颁布、及全国性修建，相对于唐朝及现代，这次应该是规模最大，内涵最充实的一次。

罗天大醮这科仪，估计在宋朝非常流行，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单是中原，当时入侵宋朝的金人，亦举行罗天大醮。在金大安三年(1212)，金人在金中都太极宫修建，由太极宫提点李大方主持，历时三昼夜。

南宋理宗在位四十年，共举行了五次罗天大醮，可算是举行最多罗天大醮的一位皇帝。有一次是为边境安宁、二次是为普度亡魂或死于战役的人士。在景定元年(1260)，分别在重庆、南岳和江西三地同时修建罗天大醮，以普度天下亡魂。同年，元世祖亦在元大都太一教的祖庭万寿宫、终南山的长春宫修建罗天大醮。两朝皇帝分别在五地修建罗天大醮，亦以普度亡魂及战役一切非命者为建醮目的，由此可知当时战争之惨烈、两朝伤亡者众多。1260年，亦应是历史上举办罗天大醮最频繁的一年。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罗天大醮在宋朝最少举行了十二次，北宋举行四次，南宋举行八次，故宋朝应为历史上举行最多次罗天大醮的一朝。宋朝有金人及元人入侵，曾有金朝及元朝与宋朝同时存在，若将金人及元宪宗举行罗天大醮加进去，则由宋立国至灭亡(960年—1279年)的三百多年间，举行了十四次之多。

北宋修建罗天大醮，主要在全国重要宫观或宫庭内进行，建醮的目的是为个人、皇室祈福消灾为主。南宋除了修建罗天大醮较多以外，建醮的功能，亦由过往为个人、皇室祈福或消灾，改为普度亡魂，为皇室以外的人士(亡魂)祈祷。

从醮仪的规格来看，王钦若编修的《翊圣保德真君传》，明确将罗天大醮的地位定在九级结坛大法中上三坛内，其次，上三坛中(普天大醮、周天大醮及罗天大醮)，全都是醮仪。国家祭祀由七种斋法，过度至上三坛三种醮仪。相对于唐朝，醮的地位已大大提升。

从上述资料看到，罗天大醮由帝王及王室的祈福和消灾，推展至为皇室以外的人士超度，这醮仪仍是由帝皇修建。从现存在《道藏》内的罗天大醮三朝科的文献中，有“伏为斋官某诚存一念，醮设罗天，谢过消灾，祈恩请福......老者安而少者怀。”当中为斋官某诚一念，有祈求家中的老少平安，这种表达，应不是为皇室而写的，故此，可以推断在宋朝时，民间已经开始修建罗天大醮。

罗天大醮不仅受宋朝政府的重视，元朝亦非常重视。

元朝统治中国不足一百年，便举行四次罗天大醮，其中两次可以看到道派之间由分别修建罗天大醮，至后来联合修建罗天大醮。在中统元年正月，元世祖为于战争中的死难者，特命太一教五祖李居寿于太一教祖庭万寿宫、及全真教刘志贞于终南山长春宫分别修建罗天大醮。这次建醮，由道教两教派分别在各自的宫观修建罗天大醮。

到泰定二年(1325)，元世祖诏请正一道第39代天师张嗣成和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在全真教的祖庭长春宫举行罗天大醮，参与道士有千人之多。这次醮会的特点，是集合正一派和玄教的道长，在全真教的祖庭长春宫举行罗天大醮，开创了不同道派合作启建罗天大醮的先河。

明朝罗天大醮的数据最为散乱。

现存找到的数据只有四条，二条在地方志中找到(广州志和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一条收在道书《徐仙真录》、一条在明末清初无锡人计六奇所著的《明季北略》中。道书《徐仙真录》虽是“备载神之显迹”，当中谈及修建之人物兵部尚书方宾确有其人，且身在其位。按史书记载，洪恩灵济宫建成永乐十五年。罗天大醮在永乐十七年于洪恩灵济宫修建，与现存历史并不相违，故亦收录。《明季北略》一书是分年记事，于崇祯一朝记载甚为详细，全书“大致详核，可取者多”，故亦予以收录。四次罗天大醮的记录中，有三次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修建，第四次是在明末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修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罗天大醮的修建，仍是以帝皇为主。其次，现有罗天大醮的数据集中在明初及明末，明朝中、后期200多年则不甚清楚。

若将上述情况，结合道教史来看，也不能完成解释以上问题。明成祖崇道，大修武当山(即大岳太和山)，固然可理解为何在武当山上设罗天大醮。但成祖后200多年的空白，若如何理解？道教在明朝发展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停滞不前是指教理及教团的发展而言。成祖以后的皇帝，多透过道士做斋醮；明世宗一朝，史家更以宫中斋醮无虚日，文人青词为任进来形容。此外，据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的统计，正一派天师为帝皇所做八十四次斋醮中，只有两次是罗天大醮。成祖后皇室经常举行斋醮之实，则不能解释明朝中、后期无罗天大醮记录的情况。

正史数据的缺乏，现存资料仍有待详细考据，道教史的研究不足以解释，我们对明朝罗天大醮修建的情况实难以掌握。固此，我们不得不将将明朝的文学作品加入考虑之列。若参考文学作品，则出现迥然不同的情况。单是小说对罗天大醮的记载，远远多于上述资料的总和。在现存明小说作品提及罗天大醮的有《西游记》、《水浒传》、《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金瓶梅》、《明珠缘》、《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等。除小说外，明代戏曲提及罗天大醮，包括有《狮吼记》和《宝剑记》。

但是小说作为文学创作，对事实及人物的说明或引用，有别于历史的记录。如在《水浒传》提及，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由张继先天师主持罗天大醮，查这一年张继先仍未出生。

若我们理解明代以白话撰写的小说，是反映着罗天大醮在明朝民间是非常流行，创作人因而亦多加引用。再者，在宋朝时已有民间修建罗天大醮的经本，配合以下讲述清朝罗天大醮是与民间结合的情况。则明朝应该出现一个过度阶段。这个过度阶段，是罗天大醮开始从帝皇走向民间，渐渐在民间流行。众多明朝小说引用罗天大醮为创作材料，正符合这一推断。

清朝及民国年间举行罗天大醮的次数不多，这时期启建罗天大醮的人士，已是老百姓为主；昔日举行的地点多在宫廷或名山道观转移至民间，祈求的内容，亦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关。

清朝至民国38年(1949)，有六次罗天大醮的记录。第一次是在1645年，嘉兴地区的士民举行罗天大醮，为抗清死难军民祈祷。由于清代嘉兴各种地方志书，对这场“乙酉之役”的详情均讳莫如深，现只可从清初词坛第一人陈维崧所写下的一首疏文《嘉禾阖郡士民募建罗天大醮疏》得知。当时，嘉兴民众起兵抗清，惜兵既乌合，饷亦无着，统帅之人，尤乏韬略。结果，自杀者五百人，受坑者四十万。当时之惨烈，可想而知。这次醮会的目的，当然是以超度自杀和惨遭坑杀的数以十万计人为目的。

道教总真图清代彩绘李黎鹤藏（资料图）

清光绪年间，湖北旱情严重，湖北省汉口各善堂发起，获得28个商行的捐资，在沈家庙设坛祈雨，由道长诵经，历时49日。1930年，江西省进行土地改革，第63代天师张恩溥不得不转移到上海，继续开展道教活动。1932年8月张恩溥天师在上海荣记大世界设罗天大醮，并请延真观道士朱寿山主持。到1947年，张恩溥天师亦在上海荣记大世界举行罗天大醮，由当时保安司徒庙高功陈莲笙道长为法师。这两次法会虽然在上海这个相对穏定的地区举行，但中国正经历日军入华及国共内战。张恩溥天师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环境，透过罗天大醮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此可以看到，罗天大醮的功能，已由帝皇和皇室祈福消灾，至宋朝时加入超幽的功能，发展至清代已经按社会情况已作出祈求的目的。

此外，我们亦可以清楚看到，罗天大醮的启建已由皇室转移至民间发展。当中原因固然是因为清朝皇帝不太重视道教、民国时期重视科学，盲目反对中国文化及宗教有关。道教在这时期的发展，亦由过往得到帝皇的徧爱，改为与民间的结合为主，这一特点可从清末结集成书的科仪经本《广成仪制》中看到。《广成仪制》内的科仪除了祈求风调雨顺外，亦有免于瘟疫、水火灾害、长寿、生儿育女及救穷周急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仪。由此来看，嘉禾阖郡的士民自筹建罗天大醮来超度亡魂、及湖北省汉口以祈雨为目的而举行罗天大醮，第63代天师张恩溥举在上海举办两次罗天大醮，都是清末民初道教与民间结合的反映。

回顾历朝举办罗天大醮，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特点，罗天大醮除了作为皇帝或皇室祈福消灾外，多数是在在政治不穏、战争频仍及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举行。到了近代，这个特质便渐渐开始改变。相对于1949年后中国地区的发展，自1980年开始，中国、台湾和香港政治穏定、经济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此阶段举行罗天大醮的最大特点，则是各地皆在政治相对穏定、经济不断起飞的盛世环境下举行。这阶段的中国，两岸三地交流频繁，三地不同道派共同参与罗天大醮，亦成了特色之一。

台湾高雄市关帝庙于1980年落成之时，举行罗天大醮庆祝。据高雄市苓雅区公所网站介绍，关帝庙当时耗资台币三仟余万元重建。1984年，台南市鹿耳门天后宫也举行过罗天大醮，预备了十一万二千盆献品以供天。由此可见，当时两间庙宇皆有很强的经济基础。

在癸酉年(1993) 北京白云观、香港青松观和台北指南宫共同启建“祈祷世界和平，护国佑民罗天大醮”，大会不扣除建醮开支，将十天的功德收入100万元捐给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