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拉纳·达斯古普塔来到印度德里，一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并存，机遇和腐败共生的所在。自1991年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从印度北部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借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但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遭滥用污染自然与环境、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了愈发严峻的挑战。无论富人、中产阶级、拾荒者，还是罪犯，无人能置外于这场毁坏与创造的矛盾。

作为一个从印度移往英国的二代移民，达斯古普塔以一种既亲切又好奇的心情重新回到自己先祖的土地上，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对德里居民的采访，以小说家的生花妙笔将德里的历史与当下交织成篇，为城市发展大潮下的疏离与残酷留下客观的纪录——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被金钱资本淹没的德里既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也是许多城市无可避免的未来。

以下内容摘编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第十章，原标题为：1947——迈向独立。参与文末留言分享活动，就有机会把这本书收入囊中哦！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作者：[英]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

译者：林盼秋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88.00元

德里的诞生

汽车驶近主路口的时候欢快地鸣笛，就好像街上只有十辆车一样，就好像这些喇叭声丝毫没有淹没在街上的喧闹声中。在发出了自己的警告以后，这辆车子看也不看， 就从容地驶入了属于一千六百万人的狂暴街道和车流人流之中。

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点都市感都没有。没有哪的大都市精神是从那么多如此生活在一起的人里冒出来的。那么多创造这座现代城市的人是作为难民从小村镇来到这里，在德里待了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是住在小城镇里。

印度于1947 年8 月15 日起成为自治领（Dominion of India）， 当时还有几百个土邦散布全国，独立于中央。新国家的领土看起来就像被蛾子啃过的衣服。它曾经是英属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大得多， 而且连成一片。然而在20 世纪中叶陆续出现了四个新的国家：缅甸（1938）、印度（1947）、巴基斯坦 （1947）和后来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出去的孟加拉国（1971）。

之所以叫作英属印度帝国并不是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虽说它曾经是——而是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极大，又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国家和文化。其人口大致与全欧洲相当，语言的种类也和欧洲差不多。在其他情况下，这里完全可以出现很多国家，就像欧洲那样，甚至比欧洲更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帝国提出的概念上的挑战要比成立新国家少得多。帝国是多个民族的人造产物，这个事实不需要隐藏。相比之下，一个“国家”必须依赖于某些自然逻辑，这就成了反复出现的问题。就像20 世纪数百个新国家中的大多数一样，南亚的新生国家除了曾被同一个帝国征服外，其存在并无其他历史依据，这些国家也不具有能给予其一致性的单一语言、文化或者种族。它们太大，也太小，无法与任何经验范畴对应— —而且这些国家的新管理者，一门心思寻找象征和口号，把这种不自然的结合重新定义为不言自明的家园。

“巴基斯坦”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尝试从差异中像变戏法一样地变出一致来。这个名字是由数个不同区域的首字母缩写拼写而成的，由一位名叫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Choudhary Rahmat Ali）的剑桥学生发明。1933 年，他写下了一个梦想，就是为“三千万住在PAKSTAN 的穆斯林兄弟——PAKSTAN 在这里指的是印度的五个北方行政单位，即Punjab（旁遮普）、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即阿富汗省）、 Kashmir（克什米尔）、 Sind（信德）和Baluchistan（俾路支）”——提供一个共同的家园。选定了这个新词后，巴基斯坦首任总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发现，边界另一边的新国家准备把自己叫作“印度”，这令他非常愤怒。他曾想象他的邻居们会抛弃这个英国人的词汇以及一切会与殖民时代产生关联的东西，为将要到来的新时代创造一个纯洁无垢的名字。它把自己叫作“印度”，是把一个新生的国家冒充成那个古老的存在， 假装所有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都是他们的，假装数千年来整个地区所有的伟大文明、对于印度河（一条在巴基斯坦的河 ！） 对岸土地的争夺——无论过去是否存在于现在这个新印度的领土内，都唯独属于他们那片缩水了的土地。

印度不仅拿走了这个名字，还得到了德里。过去的两个帝国都曾将首都搬到德里，而且这两个帝国都是伟大的建造者，他们在德里建成了那些不朽的建筑和景观，让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威严。就在巴基斯坦政府在卡拉奇（Karachi）暂居了超过十年，等待新首都建成时，用来彰显英国在印度权力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议会建筑全都归印度官员享用。在这些设施上，大英帝国用上了多名国内最优秀的设计师，花费了数百万英镑。当英国管理者收拾完行李登船之后，印度的新部长们就搬进了他们留下的种着三角梅的小木屋。

但是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再像英国人过去熟悉的那个行政中心一样了。当独立印度的旗帜飘扬在他们这座花园城市的上方，这座城市很快就被数以百万逃离帝国分治恐怖的人淹没了。而当代德里不是诞生于别的，正是诞生于此。

印巴分治的浩劫

这片英属次大陆的领土分治为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就导致了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人类动荡之一”的浩劫。 数月的时间里，一千四百万人跨过西北和东边的新边界，从一边到另一边。多达一千两百万难民穿过西北边的边界，这条离德里不到四百公里的边界把旁遮普邦一分为二: 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主要搬往印度这一边，穆斯林则搬往巴基斯坦那一边。很多人搬离的原因是害怕身为宗教少数派的自己，将在把他们团团围住的新国家中遭到暴力对待。而事实上，这些宗教信徒本来融合得很好，其分解的过程却伴随着惊人的暴力。约一百万人在印巴分治过程中死亡—— 有些是因为饥饿和疾病，但是大多数是死于大规模的屠杀，这痛苦的回忆至今依然深藏在旁遮普的家庭里——不仅仅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而是在全世界。生活在成为印度的穆斯林和生活在成为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在自己的家里和街上被砍倒，或是从要出发的轿车和巴士里被拖出来杀死。在一个后来被说烂了的关于分治的故事里，载满难民的火车遭遇猛烈袭击，车上所有的人都被杀死，然后火车仍然行驶到分治的另一边，就像来自地狱的预兆。七万五千名妇女在这场大混战中被强奸或被绑架，在次大陆的这个地区，这件事依然影响着两性关系的结构。简短来说，印巴分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20 世纪中由于官僚主义的草率导致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苦难和死亡的例子之一。在这个例子中，英国政府和等待接管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是极其草率的，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其在这么多人被赶出家园、被杀死这件事中承担过责任。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放纵的暴力？很难有令人完全满意的方法来弄清楚这些事件的核心。回顾过去的时候，甚至施暴者自己都难以理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个时刻，他们是被愤怒操纵的工具，而不是愤怒的主人；自那时起，愤怒把他们从自己紧握的手里放开，让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只剩下困惑。显然，没有任何实际的解释——比如自我防卫或者为财产抗争——能给予分治过程中异乎寻常的强烈暴力公正的评判。阿姆利则和拉合尔等城市之前是如此惬意平和，但分治期间却完全变了样子，这是完全不遵循常理的那种自发的大众狂想的结果。看上去，这种狂想的目标是要完全消灭其他宗教社群。过去，社会生活一直以来都是和这些社群亲密分享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被一条“国界”动摇，突然之间这些社群似乎变得让人厌恶。（德语中有一个词“unhe imlich”，通常译作“离奇的”， 但其字面意思是“不像家的”，用在这里很适合。）这就是人们从暴力的灭绝行为中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就像之前各个社群几乎无法区分，然后在政治分离中爆发骚乱的地区——如前南斯拉夫——一样，这里发生的不是无形的疯狂。它具有特定的结构，不仅针对人群， 而且严重地针对其生殖潜力：不仅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还有重复暴露未出生的胎儿、展示阉割的仪式，以及大规模的强奸，其目的是基因征服：他们的孩子不会是自己的。

这些社群就只是互相憎恨吗？仅仅是文明状态的中止就让一直存在的凶残激情涌现出来了吗？当然，冲突和紧张一直都有。人们通过加入不同的宗教和种姓社群了解自己，所造成的分歧和怀疑被所有统治政权利用（不仅是莫卧儿人和英国人，还有后来独立印度的各个邦政府和联邦政府），并具有可预测的腐蚀性结果。也许并不奇怪的是，“社群”这个词在英语世界的其他地方指的都是和谐和共享的东西，而在印度却被用来谈论社会的崩溃——因为“社群” 被认为必须是局部的、沙文主义的，它的利益总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抵触。

但是这些日常冲突在宗教团体内部也一样激烈——比如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经常被卷入冲突。而且奇怪的是，分治前，北印度文化中的主流记忆里并不包含敌意，反而是不同宗教间的尊敬与和谐： 像欧贝罗伊上校还有我父亲这样的人，生活在英属印度教派杂处的环境中，反而胸襟开阔，感觉充实。当他们忆起往昔，总是快乐和懊悔交织。那时候的文化是由所有的宗教共同创造的，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无论他们之间有何种历史矛盾，他们共有的那个世界都比随之而来分裂的世界更加丰富。关键就在于此。

很难向不了解它的人们表达，一种文化的死亡是怎样一种巨大打击——那就像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根基都灰飞烟灭了，由此其成员的自我也不复存在了。1947 年的分治消灭了一种文化——一种古老的共有文化，于是物质生活中的暴力作为疯狂热潮中的一部分让人在这种心灵的死亡中生存下来。独立国家的新政权比旧文化更狭隘， 为了使人民能够挤进来，需要有巨大的牺牲——净化和根除的进程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因为它真正的舞台不在外部，而是在自我之中。不仅是穆斯林害怕在新印度没有一席之地，有些印度教徒已经太“穆斯林”了，也会因此无法生活在新印度。在暴怒的狂潮中，他们杀死的不是穆斯林，而是伊斯兰教——作为他们自我一部分的伊斯兰教，他们自己内在的伊斯兰教——如果他们曾经属于过它，那么现在就必须消灭它。

人们通常认为仇恨是导致暴力的一大原因，但或许连仇恨也没有这样大的力量。爱和生存的力量更强。分治的暴力是想要活下来的人的暴力，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而他们的生存取决于牺牲掉一种爱，一种在现代世界中已被禁止的爱。

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恐惧和暴力是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根本没有时间计划如何逃跑——他们锁上屋子，开车、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出发，但大部分人是随着成千上万的人的队伍步行。穆斯林往一个方向走，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往另一个方向走，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回来。除了某些例外，这次可怕出走中的幸存者将失去所有没能带走的东西——房子、财产、土地、生意，他们1947 年以后的生活要从零开始。

到来者的文化和离去者的缺席

在印度这边，难民只要有地方就安顿下来。有些人和自己大家族的成员住在一起。许多人被安排住在难民营，有的在里面住了长达五年之久。在旁遮普古鲁格舍德拉（Kurukshetra）一个迅速聚集起来的营地里住了二十万人，这些居民很快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城市，热热闹闹地搞起学校、医院、市场和宗教节日，其中一些节日是为了纪念《摩诃婆罗多》中的事件，这部古代史诗描绘了在古鲁格舍德拉发生的一场两个家族间的毁灭性战争。所有人都一定很清楚这个故事在当代的回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数量庞大的难民在德里定居下来。相比到其他地方去，进入德里要更简单些——作为新国家的首都，德里在为分治难民提供住所、福利和商业贷款方面显示出了最大的决心，同时作为在一片广阔空地的中心新建起的城市，德里在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地方面的灵活性也很大。在20 世纪的上半叶，也就是这座英属首都建立的时期，德里的人口从大约十五万攀升至近一百万；分治后，这里一夜之间多了一百万新居民，而更多的分治难民在随后的许多年中不断到来。1947 年后，这座城市的一项伟大工作，就是为这些新来者分配之前属于地主（多数是1911 年时的贵族）而现在属于国家的土地。

然而在所有这些巨大的混乱和破裂中，并非全是输家。逃走的穆斯林留下的房产被早有准备的印度教邻居抢占，特别是在旧德里。德里有很多拥有地产的家庭无法解释清楚财富来源。国家也从离开的难民那里获得了数量巨大的财产，包括曾属于老穆斯林贵族的无价财富。然而，大体而言，精英比其他人过得更好，原因不仅仅是他们有逃离的钱，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情报来源。大多数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能相信流言，但是那些和政治机构有联系的人能更清晰地了解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自己怎样在其中拔得头筹。拥有重要房产和生意的人总是特别积极地去获取关于收购分区言论的最新情报，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早就出手变卖手中的产业，只为安妥。这样的精英也能将国家资源为个人目的所用——很多情况下， 是军队帮助他们将家庭成员和财产向南边和东边转移至分治后属于“印度”的领土。许多人赶在分治冲击前就在德里购买了房产，并建立了生意，他们的后代现在仍旧属于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人群。

通过它的赢家和输家，通过那些到来者的文化和离去者的缺席，正是分治而不是别的成为了当代德里文化诞生的标记。这座当代城市诞生于一场规模宏大的创伤，而它的文化正是一种创伤文化。即使是那些分治后出生的人，即使是那些从其他地方和历史背景中来到德里的人，比如我自己，也很快就染上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很突出、来自创伤后的“抽搐”。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从别的印度城市来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在情感层面似乎非常支离破碎，同时也非常骇人。

和通过政治、法律、纪录片等多种手段广为传播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同，英属印度分治过程中的多数事件仍旧尘封在沉默中。大屠杀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带来了巨大的凝聚力，但是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来说，分治中的暴力是污染其独立的耻辱，他们不会将其广而告之。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关于分治的官方档案，也没有国家纪念碑或纪念仪式。在个人生活中，经历过那些事件的人民通常不曾告诉任何人他们当时的所见所为。到现在，虚假的记忆已取代真实的回忆，因为能回到那些事件中的一连串经验被切断了。每个经历了印巴分治的家庭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武装的穆斯林成群结队地从天而降，家家户户惊恐万分，妇女为了避免受辱跳到井里，到处血流成河，婴儿在屠杀中奇迹般得以脱逃，在某些村子“他们没放过一个女孩儿”——这些委婉的说法比直接说出来听上去更恐怖。“他们挥舞着明晃晃的弯刀。”那些人说。这里提到的弯刀，是指和中世纪穆斯林统治者有关的华丽弯刀，显示出1947 年的恐怖是如何在述说中崩解成一个关于永恒而神秘的脆弱性的故事。对于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家庭来说，他们有一种超验的恐怖感，并且这种恐怖感等同于伊斯兰本身。分治发生时已经成年的人，有和穆斯林一起生活的真实经验，这为他们的臆想设定了界限。但他们的孩子没有这些经验，这些孩子和最可怕最猥琐的怪物一起， 住在成人沉默的真空里。他们在自己孩子的周围复制那些沉默，以至于当所有的事实都渐行渐远的时候，残余的创伤像食物链里的毒素般随着时间逐渐浓缩。折磨德里的，是一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不会离开的灾难。

从伊斯兰教的手中逃到德里，这些家庭对于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是非常介意的，而且即使他们将过往尘封并与自己隔绝，恶魔还是不断地从地下出来。20 世纪50 年代居住的新居民区建于过去穆斯林墓地之上（还记得艾玛·罗伯茨俯视“属于忠诚的十八万名圣人和殉道者的坟墓”吧？），伊斯兰鬼魂飘入他们的噩梦中。尽管他们叫来祭司驱魔，在门楣贴上咒语和护符，恶魔的攻击还是轻而易举地让他们无法轻松度日。他们通过佩戴戒指和护身符保护自己，但是低头看地的时候仍然心生恐怖。他们不会挖这片地，满园子的花都种在盆里，树则种在水泥槽中。因为他们不愿意想象如果挖开地来种花草，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冒出来。父亲们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捡任何石头，因为可能有穆斯林用这块石头做过“istibra”——一种小便后清洁阴茎的仪式。这片土地是腐坏的。

分治难民带到德里的“旁遮普文化”常常被讽刺为只关心金钱、财产和外在炫耀。这是旁遮普文化，也是一种“创伤后的”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和苏菲派的观点完全相反，后者在之前对于旁遮普的文化影响很大。苏菲派认为，只有内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实的， 而对其他的东西——权力、金钱、财产的态度应该是超脱的。一切都天翻地覆了。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受过创伤的患者，为了不再轻易受到相同的伤害，转变成和原来相反的个性。过去的个性，所有的容忍和言语都是柔弱的，他们好像是说，这些只是让我们受欺负。现在我们不会再在乎摸不到的东西，不会让任何东西阻挡我们获得更多。

德里的司机花很多时间凝视前面车子静止的后车窗，凝视的角度能完美地观察沉静的天空：在那些车窗上，孤独的云朵飘浮着， 燕尾风筝打着转儿。但也是在这些后车窗上，人们写上各种文字， 仿佛是为了与车海中的匿名性战斗。有些内容很有风度，比如：“桑妮塔和拉凯什”。有些内容又长又挑衅：“你开这么快超过我就为了能多等一会儿红灯？”男孩子喜欢看上去很坏：“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或“我这么开就为了气 ！死 ！你 ！”更聪明一点的车主会列出全球通吃的大牌：“杜克大学”或者“我的孩子在西北大学”。美国大学实际上会制作这样的贴纸。很多情况下，进口车上的字关乎灵性方面居多：有时候是“基督爱你”，还有很多贴着赛巴巴（Sai Baba）大师的照片。刀表示的是锡克教的尚武勇气。一次，我看见一轮新月和一柄弯刀——在一个很早以前（远早于“9·11”事件） 就确信了伊斯兰内在好斗天性的地方，这样自找麻烦让我震惊，而且我意识到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然而，所有这些内容中最常见的是“罗摩”——一个单独的词语， 有时候伴随着一把满上了锋利箭头的弓。

关于罗摩的传说

罗摩是守护神毗湿奴（Vishnu）的化身，他化作人形从恶魔拉瓦纳（Ravana）手里拯救世界，后者从自己几千年的冥想、克己和对身体的自律中，获得了无边的力量。最终，罗摩摧毁了拉瓦纳， 并被加冕为世界之王，净化和统治了世界一万一千年。罗摩打败拉瓦纳后回到阿约提亚（Ayodhya），每年的排灯节就是对此的纪念， 这个节日可能是所有印度教主流节日中最重要和最受喜爱的节日， 而他统治的那几千年则是地球上的极乐时光，那时美德遍生大地， 君主关心所有人的疾苦，所有人都享受着和平与公正。

在几个世纪非印度教侵略者的统治下，这种关于印度力量和美德的想法显然获得了一层额外的意义。在罗摩身上，有一种印度教式的忧郁得到了体现——如果上一个千年不是那样，这里的生活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把罗摩的名字放在车后面，部分是为了抗议这一千年里的一切错误，包括今天腐败和反应迟钝的政府。受过创伤的地方梦想着出现可以扭转历史磨难的超凡英雄。

但也有可能，罗摩对德里司机的吸引不仅是因为力量和他身上关于复兴印度教的幻想，而是他拥有一种更亲和的吸引力。

关于罗摩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所有美德的化身，以至于怀孕的妇女会大声朗读关于他生平的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 ），把他的完美教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希望是男孩）。这种智慧让人奇怪的地方是，初看上去，好像和我们实际知道的关于罗摩的故事很不相符，在我们知道的故事里，他似乎是个有很多缺点且很脆弱的人。

罗摩是一个伟大的勇士，也是国王第一任妻子的儿子，他是作为阿约提亚王位的继承人长大的。然而，国王的第二任妻子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个可以无条件兑现的请求，于是她要求让罗摩流亡，从而让她自己的儿子巴拉塔（Bharata）继承王位。国王的承诺不能撤回，而罗摩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和妻子悉多、弟弟拉希玛纳（Lakshmana）一起离开，在森林里挨过了多年痛苦而艰辛的生活。那期间，罗摩遇见了一个流浪的寡妇苏里帕那卡（Surpanakha）， 她爱上了罗摩的美貌，拼命对他献殷勤。但是罗摩告诉她自己已经和悉多结婚并拒绝了她，后来还和拉希玛纳一起取笑她丑陋的外貌。出于嫉妒，苏里帕那卡攻击了悉多，而拉希玛纳割掉了她的鼻子。

然而，苏里帕那卡是大魔王拉瓦纳的妹妹，魔王因为自己的妹妹被毁容而愤怒无比。他劫走悉多，把她带到自己在楞伽（Lanka） 的华丽宫殿。拉瓦纳通过学识和对毁灭之神湿婆的奉献获得了力量， 他向悉多承诺财富和奢华，想要引诱她，但是她拒绝了他的求爱。最终罗摩和拉希玛纳在猴神哈奴曼（Hanuman）的帮助下攻入楞伽， 杀死拉瓦纳并救出悉多。

但是罗摩深受折磨，他怀疑悉多被掠走后和拉瓦纳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所以拒绝带她回去。悉多伤心落泪，她决定冲入火中以示清白。之后，她从火里现身，毫发无损。罗摩欣喜若狂，他带着悉多回到阿约提亚，获得了应得的王位。随后，美德的新纪元就开始了。

然而阿约提亚的人民却为罗摩树立的榜样而紧张：他们觉得如果这个王国的妇女看到国王欢迎曾和恶魔住在一起的妻子回来，她们会受到腐化。罗摩对自己的独立判断没有信心，于是把悉多流放到丛林里，她在那里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儿，并被一位圣人收留。罗摩后来遇到了这位圣人，听说了悉多和孩子们的事。他想起了和妻子在一起的过往，有所触动，他让妻子来找他，并再一次证明自己的贞洁。圣人发誓说她对他绝对忠诚，所有从天而降的神灵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罗摩依然要求更多保证。悉多说：“我真的从来没有，连一个念头都没有想过除了罗摩以外的别的男人，愿大地之神向我张开她的双臂 ！”话音刚落，大地就裂开了，她被裂缝吞噬了。显然，悉多的死使罗摩彻底相信了她的纯洁。现在他心中的爱汹涌喷薄，他祈祷她能回到自己身边，但是已经太迟了。

毫无疑问，罗摩是一个拥有非凡行动力的人——他愿意放弃政治野心在森林中生活，展示出他对父亲诺言的惊人遵守。但即使这样，依然能感觉到罗摩少了些什么东西：他的服从不是偏执的吗？ 他仿佛缺乏远见，为了不迷失方向而正在寻找理由，甚至是一个负面的理由。他难道不像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并因此变得脆弱和无情，最后成为极端的规则遵守者？罗摩个性严肃，抛弃别人的时候相当冷酷。他的话很少，几乎从不鼓舞或温暖他人。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中——他开始崩溃的时候不是在森林的逆境中，而恰恰是在一切都回到他身边时——他的妻子、他的城市和他的宝座。虽然他会为了找回妻子而疯狂地战斗——因为他明白被打破的规则意味着冒犯，但当她回到家他却讨厌她，不是因为她的作为，而是因为别人对她的作为。被这样的男人爱着是危险的：当你被夺走时，他也许会为你率军作战，但当你在他身边时，他就会被怀疑和怨恨所困扰。不断纠缠他的，是其他人可能不会有像他那样否认自己的念头以及他们可能享受奢侈乐趣的愿景。

有趣的是，几乎看不到有人把克利希那神的名字贴在车子的后窗上，因为似乎在表面上，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相比他的第七个化身拥有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理想自我。根据习俗，罗摩虽完美但仍有不足，克利希那却是理论和神学上的完美——他是“完美化身”， 体现人类完美的十六个属性。罗摩只拥有十三个，缺少举世无双的风流浪漫、无可匹敌的音乐造诣、甜蜜感性的个人脾性。和罗摩一样，克利希那也是一名战士、一个在智慧和道德方面非常严肃的人，但他还拥有罗摩所缺乏的幽默、口才和精神的广度。他对自己的感性和欲望毫不羞涩——他对女人的爱是富有爱欲和强烈的， 他了解爱慕远方心上人时那种诗意的痛苦。像罗摩一样，克利希那很美，但爱慕他的女人的结局不会是被割掉鼻子，而是被他用长笛吹奏的小夜曲萦绕并爱着。

不过，除了俘获众多追求者之外，他大量多愁善感的情绪和他在林中的长笛演奏，是他没能成为我们这个野心勃勃的年代里令人满意的吉祥物的原因吗？或者，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在克利希那主要节日的庆祝活动上，你会发现周围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注视着一个顽皮的婴儿和一个演奏着长笛的敏感男人的形象。在罗摩的节日里，你会发现男人们是带头的，比如说为十胜节夜晚的拉瓦纳肖像燃起火焰。我发现，如果德里这么多车窗后面都写着“罗摩”，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遥远而难以企及的英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让人感觉很亲密的人，一个有令人感动的缺陷的人，同时间歇性爆发的暴力恰恰让他成为令人心安而熟悉的榜样。

伤口的记忆

殖民地国家常常用“萎而复勃”想象自己的解放。英国统治时期， 被政府排除在外的印度自治运动者抱怨印度男性遭到了政治阉割和婴儿化，并且渴望总有一天，他们的男性特征能够再次完整。然而， 在梦想治愈到来的那一刻，当印度人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之时，实际上在这个国家的北方，他们已经被更邪恶和难忘的方式永远地阉割了。有些人在分治的暴力中真实地被阉割了，更多人的男性权威感遭到了狠狠地嘲笑，因为他们的女人被强奸、被谋杀、被毁容，甚至被带走。殖民主义令人痛苦的去势已被证明是暂时的，但它终结于一场暴力屠杀，其中发生的真实和隐喻性的生殖器切断则不可逆转。正是这些伤口的记忆为我们看到的一切关于北印度男性的脆弱性提供了历史深度，使他们的女人渴望孟买或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男人更完整的情感结构。

对于许多北印度的家庭来说，尤其是对被绑架的妇女来说，这些不仅仅是神话故事。分治期间有成千上万名妇女被抓走，她们的家人到了新边界的另一边，而她们被留下来和绑架者在一起。

如果说印度这个新国家如此关心从巴基斯坦接回被绑架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妇女的话，那是因为印度的男子气概取决于此：正如神话所清楚表明的，对于男性的责任来说，没有什么比救回被夺走的女人更重要的了。正如每件绑架都是对父亲或丈夫的侮辱，绑架从整体上也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践踏；对于这个新民族的气概来说， 必须把失去的妇女带回家。印度国大党于1947 年11 月宣布：

……在这些骚乱期间，任意一边都有大量妇女被绑架，并且大规模地被强迫改变宗教。没有一个文明开化的人能认可这种转变，没有什么比劫持妇女更令人发指。 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有关政府的合作下，将妇女带回原来的家园。

随后，经过双方大规模的调查，数以千计的妇女被找到，并被送回其父母家中。然而，这一行动并没有考虑到妇女自身的愿望， 许多人并不想被送回去。毕竟很多年过去了，不少人已经过上新的生活。当国家派人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经常说自己对新的宗教感到满意，和新丈夫在一起也很开心，现在还有了孩子，不想再一次失去一切——但她们还是被强行带走送到了边界的另一边。除此之外，许多妇女认为返回“家园”才是真正的恐怖。如社会工作者与被绑架的妇女互动后向政府报告的：

长官，我们这些与（解救）工作密切相关的社工接近妇女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她们说：“你们来救我们；你说来带我们回亲戚那里。你们告诉我们，亲戚们急切地等着我们回去。你们不了解我们的社会。那是个地狱。他们会杀了我们。所以，不要送我们回去。”

这些妇女完全有理由担心。在印度教家庭中，在人们讲述的“分治”的恐怖故事里，“贞洁的”妇女跳入水井，不让异教人羞辱她们——她们像悉多一样，让大地将她们吞噬，用死亡来表明自己的贞操。这就是史诗应该结束的方式。这故事在这些已经在恶魔宫殿里生活多年、之后又在自己的家庭中寻找安身之地的妇女之间，引起了巨大的惊恐。许多人已经接受了穆斯林男人的爱，但因为他们的性能力在印度教徒眼中有如梦魇，她们已经无法再被认可为合法的印度妇女。她们面临着比死亡更糟的处境——她们活着，提醒着自己的父亲、兄弟和丈夫作为男性的失败，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有些妇女仍然没有回来，但更多的人被赶出家门，而有些人则确实遭到了谋杀。几乎所有人都从记忆中被删除了。从那时起，无数女性从家庭故事中消失了，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对阿姨和姐姐们的印象稍纵即逝，之后再也没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们。

关于历史阉割的意识并没有从北印度社会消失。情况恰恰相反。搬到德里的人最先学习的规则之一是：不要在公共场合侮辱一个人，或提醒他的缺点，因为后果可能难以置信地严重。这座城市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因此死去，就因为他们说别人开车开得不好或声音太响，或对一个女性说下流话。正如《印度斯坦时报》 （Hindustan Times ）2010 年初回顾前一年的谋杀案时所评论的：

德里外围的冉豪拉（Ranhola）村，一个男人谋杀了他的邻居，因为他踢了他的狗。还有一个人因为在北部德里的公民路一个公厕插队而被杀。德里南部的新朋友商业区（New Friends Colony），有一个男人因为拒绝另一个人用他的手机打电话而被杀。

德里警察局去年记录在案的杀人案有五百二十三起，2008 年有五百二十八起。其中，15% 的都是出于“突然挑衅”，这是描述德里声名狼藉的坏脾气的法律措辞。还有17% 是冲动杀人。只有16% 的案件有明确的犯罪意图。

“去年，我们遇见了一些至今为止见过的动机最奇怪的谋杀案。”警察局局长Y. S. 德瓦尔（Y.S. Dadwal）在1 月2 日的警察年会上说。

精神病医生认为，缺乏适当的出口释放愤怒以及关于管理愤怒情绪的基本信息的缺失是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很多事， 从大男子主义到冲动是每个大都市文化中都有的，都是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AIIMS 的高级精神医师拉杰什·萨加博士（Dr Rajesh Sagar）说。

“城市里的人随着城市改变。他们发现很难控制情绪。”拉雅·米特拉博士（Dr Rajat Mitra）说。他所在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与德里警察局合作。

这座首都越来越被一种具有高度侵略性的男性气质所定义，而这种气质似乎在1991 年以后就失去了一切约束。你是什么人，可以对我指指点点？当一个男人扇别人耳光时，他会这么喊——因为在这个全球市场的时代中，对行为的所有限制都终结了，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该做什么，尤其是一个陌生人。人们很喜欢用“奴隶” 这个词来描述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已经做了太久奴隶了；现在没人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 在德里，正在崛起的“政客商人”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新印度力量。这座城市成了一种新的、精神异常的男性气质典范的舞台，在其对阳性崇拜的关注中，这种气质抛弃了所有社会的甚至是法律的约束。2000 年前后，德里报纸中充斥着一类权势家庭孩子的故事，他们似乎认为，社会地位的主要好处就是可以无限度地表现自己的男性权力。例如，1999 年，一个名叫马努·沙玛（Manu Sharma）的国大党议员之子开枪打死了名模杰西卡·拉尔（Jessica Lal），因为她在一个酒吧里的名流派对服务时拒绝给他一杯酒。沙玛的父亲靠着政治地位建立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帝国，包括娱乐业、糖厂和农业。当时沙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其中包括另一位政客富翁的儿子维卡斯·亚达夫（Vikas Yadav）。这位富翁不断成功地逃脱别人对他强盗行径的起诉，这一定也是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可以胡作非为的大部分原因。拉尔告诉年轻人他们来得太晚了，酒吧关了。沙玛要给她1000 卢比，她表示还是一口酒都不能给。 “我可以用1000 卢比喝一口你。”沙玛回应，并拿出一把枪威胁她。他朝空中开了一枪，然后朝她的头开了一枪，接着和朋友们离开了酒吧。

餐厅里满满都是证人，而且沙玛自己对着镜头也说他朝她开了枪：“即使1000 块钱也喝不了一口酒，这让我很丢脸。”但在随后的审判中，他被判谋杀罪不成立，主要是因为有三十二名证人撤回了他们最初的证词。审判后来被重启，部分原因是一家批评性报纸《热门新闻报》（Tehelka ）下了个套，拿到了马努·沙玛家人的证词，包括他的政客父亲胁迫和贿赂证人的证据，于是沙玛被判处 无期徒刑。

后来，轮到马努的朋友维卡斯·亚达夫出现在新闻头条里。2002 年，维卡斯和他的弟弟维沙（Vishal），公然从一个婚礼上把妹妹二十四岁的男友带走，他们把他带进了一辆塔塔SUV 并杀了他。他们不喜欢妹妹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我们所知，失去对家中女人的控制是最可能激起北印度男性愤怒的事情之一。

在聚会上看到尼蒂什（Nitish）的时候，维沙和我认定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大好机会，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我让维沙把他带出来。那时候是半夜。我们让尼蒂什坐在我们塔塔Safari 的前座。维沙和苏克戴夫·波哈文（Sukhdev Pehalwan） 坐在后排。我开车。我们凌晨1 点30 分左右到了巴尔文·拉伊梅塔巷，并停了车。我们让尼蒂什换去后座，这时维沙和波哈文紧紧地抓住他。我再次开车，把车停在了布兰德萨和库里亚之间的某个地方。然后我用尽全力用一把锤子砸了尼蒂什的头。他晕了过去，过不一会儿就死了。我们又开了一公里，然后把他的尸体扔在路上。维沙从尼蒂什的库尔塔衫口袋里拿走了他的手机，他还拿走了尼蒂什的手表，把这些都藏在附近的灌木丛里。我把杀尼蒂什的锤子也藏在灌木丛里。然后，我们把车子油箱里的柴油倒在尼蒂什的尸体上，点了火。然后开车返回德里。维卡斯·亚达夫以前曾从谋杀案的定罪中逃脱过，但这一次， 即使他的家人在这个领域有高超造诣也不够帮他脱罪。两兄弟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尽管上诉仍在进行中）。然而，在德里权力青年周围发生的许多其他暴力死亡，不知何故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或者被私下解决了。

狂喜与歌谣

这座城市灵魂的核心是黑暗而致命的。然而，如同所有黑暗的东西，德里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它向人们承诺可怕的、禁绝的欢愉。表现出这座城市疯狂和无常个性的，不仅仅是1947 年到来的难民家庭，新的到来者也感受到了暗中的暴力，并迅速采纳了这种方式。德里的影响力令人恶心，也令人暗暗觉得美味——你把自己交给它， 直到和外人说话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那么腐败。人们涌向这里，不是因为它拥有某种纽约风格的壮丽承诺：比如“如果我能在那里成功，我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尽管“成功”从财务意义上说当然非常关键；而是因为德里即使向最纯净的灵魂也轻声承诺着暴力和恶魔般的乐趣。到我这里来，你们这些一直被欺侮的人，它说，我会告诉你们如何欺侮别人。

一天晚上，我去印度国际中心（India Internationl Centre）的花园里参加一个卡瓦里音乐会，印度国际中心是德里市中心一个著名的文化机构。傍晚的时候，一群巴基斯坦音乐家上台了。遥远的天空中，一群群长尾小鹦鹉尖声鸣叫着，在太阳触及地平线时重新找到方向感，排成一排穿过天空回家。最早出来的一些蝙蝠在树林中振翅飞翔。

这天是工作日，观众都是下了班过来的。嘴唇紧闭的印度官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成排的塑料椅子中间乱走、争吵，并不关注音乐。

音乐家们不为周围的混乱所动。音乐直接以一种充满狂喜和渴望的非凡调子开场，歌声越发高昂地冲向疲惫的天空，鼓点让安静的花园里充满了跳舞和高举双手打节拍的人。领唱歌手是一个散发着世俗吸引力的男人，身材肥胖，有双下巴。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轻盈地绘出音乐，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所有种类的欲望，精神的、肉体的。他穿着一件领子周围有刺绣的亮白色库尔塔衫，戴着一条围巾。他把围巾甩来甩去，就像在甩着金色的鬃毛。

在第一个四十分钟左右，观众中发生了惊人的事。男人们因为快乐而摇动起身体——但一开始他们觉得尴尬，每次做了一个完全张开手臂的动作后，他们都要快速环顾四周，害怕受到非议。但愉悦的精神蔓延开来，很快人人都被感动了——自我约束消失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椅子上跳起来，全心全意地鼓掌、摇摆和哭泣。某些东西从外面进入了他们——他们的身体正做着不熟悉的动作，他们正因来自别处的歌词呜咽。他们去舞台上给钱 ！而印度教的妇女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戴起了头巾，还低下头行了额手礼 ！伊斯兰正在从这些人身上涌出来——这些人因为害怕自己的女儿可能嫁给穆斯林而夜不能寐。这些人甚至不是出生在把这种手势当作见面礼节的年代，但他们也知道这种手势。

看看观众中的男人。这些人缺乏想象力，每个星期二斋戒，他们相信自己品德高尚，因为他们拒绝享乐；这些人满腹疑心，婆罗门种姓的忧虑使他们不能在外面吃饭，与陌生人混在一起，或在大街上走；这些尽职的人努力工作，但不太会说话。看看这些男人， 他们如此受情况所迫，要将自己内在的女性气质杀死，以至于面对女性时只能一直拒绝。现在，看看他们对舞台上这个苏菲教徒有着怎样的渴望——哭泣着歌唱的美丽穆斯林，激情四溢。他是诗人和雄辩家，带着普世的欲望，没有牺牲自己的感觉，从来不认为狂喜和歌谣是一种娘娘腔。看看这些男人是如何把他带进自己的内在， 并试用他把自己填满。他的手势如何感染他们，他的激情如何照亮他们的脸庞。看看这个穆斯林如何在这些印度教徒心中升起了一团火，并使他们得以自由——看看他如何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曾经的模样。

送书福利

在本条推送下留言，谈一谈资本主义或全球化对印度德里的影响，更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送出的《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哦！活动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中午12点，一共3本，快来加入我们的留言互动吧！

◆ ◆ ◆ ◆ ◆

丨

......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