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来源：辽宁日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虽然仅仅工作了8个月，却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中东铁路工人斗争，指导了北宁路工人争“花红”的斗争，把党的工作推动到东北的城乡，深入到学生、士兵等各个群体，满洲省委成为党领导白区斗争的重要地方组织，开创了东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积累了宝贵的白区斗争经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分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的刘欣说：“刘少奇同志后来被全党确立为白区斗争正确路线的代表，有他在满洲省委期间工作成果的因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刘少奇来到满洲省委时注意到，当时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党员干部常常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为一谈，在他主持制定的 《最近一月来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计划》中明确提出：公开团体内及群众中不许谈党的事，不许有秘密文件，在形式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工作完全分开，不能使敌人从公开活动的同志方面，找出党的任何证据和组织关系，同志的被捕必须是为群众利益而斗争的被捕。公开群众的发展，必须与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进步才行，不然就是群众运动的破坏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满洲省委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做好保密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处理好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关系，既保护了组织的安全，又密切了群众关系，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不懂得白色恐怖下利用合法斗争的重要性，强调公开活动，强调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等，刘少奇为此与他们进行过激烈争论，他指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整个党不能不处在非法的地位，所以问题只在于如何利用合法的组织和合法的斗争去争取和领导群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针对“左”倾路线的领导往往忽视经济斗争，过分强调政治斗争、政治罢工，如在纪念节运动中，单纯以游行示威为目的的做法，刘少奇事后曾专门指出这“常常不能使群众走向我们，反而更离开了我们”，从而孤立了自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刘少奇提出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做法在中东铁路斗争体现得非常突出，而在北宁路的“花红”斗争中，刘少奇也注意把群众的“普遍加薪八分”“补发两年花红”等要求同反对军阀战争的政治口号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斗争方式，党的政治主张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提高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输送“学生”到中央\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9年12月，刘少奇去上海汇报工作，提出了送“学生”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和在抚顺组织训练班的形式，加强对干部的培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有的中央同志认为这是和平发展的取消主义。但是经过刘少奇的积极努力，最后获得了中央的理解和支持。刘少奇“回到满洲将组织名册全部清理，确定了20人的候选名单，调到省委考察后陆续派到中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中央训练班是以作报告的形式进行的，课程安排了政治、组织、工运、农运和军运等方面的报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据介绍，保存下来的资料显示，“训练班回去的同志结果都很好，的确相当的担负工作，情绪也比较好，就是台安派来的三人，中央只和他们谈了几次，回去就工作，反帝同盟就组织了百余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0年初，刘少奇派到中央训练班受训的干部有任国桢、赵尚志、张干民、李维舟、郭任民等10余人，其中大部分回到东北后都担负了重要的党团领导职务。\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373936034630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