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节在前黄中学，我唯一留存的2张18岁照片之一

1985年，我18岁。

这一年，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关口，高考。

高考之于我这一代乡下农家子弟，几乎是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跳出农门，赢得不愁饥馁甚至能够福泽全家的唯一机会。尽管这个时候，农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对贫穷生活恐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们。所以，千军万马挤上高考这座独木桥，意义远非未曾亲历那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

前庙（前黄-庙桥）公路，我上初二时开筑

1985年上半年，我在前黄中学高三文科班就读准备应考，每天往返在简陋的前庙公路，步行上下学——多年之后，我曾化用美国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名曲，把前庙公路视为带我走向远方的村路。即将来临的高考的紧张气氛自然笼罩着我们，尤其像我这样的成绩还过得去，被预期总能考上个大学的人。但是，即便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我依然偷偷在自习课上读小说。

记得85年春天一个早自习上，我正埋首在堆满复习资料的书桌上，透过桌子上的窟窿读着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解放军文艺》上刊载的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莹》，看到悲伤处，忍不住抽噎。适值我的历史老师李培森先生巡视经过，被他发现，他没有严厉批评我，也没有没收我的小说，只是说，这个时候了，要收心准备迎考了。考上大学，会有更多小说可读。

也就此以后，我放下了小说，那是我那个年代唯一的课余爱好，专心复习考试。

80年代前黄中学。平房第一间是我初三教室，三层楼第一间是高三教室

大河边上的前黄中学宿舍

在我18岁之前，第一次坐汽车的经历，就是17岁时跟着村里人从前黄坐农公车到常州，我想去看看真的火车是怎样，我认定将来要带我去向远方的火车，然后，找不到回家的车站，从常州火车站徒步走回了前黄。

这是我当时的世界。我的世界，主要是由父母师长的见识构建的。因为出身农家，我熟悉周边乡村的田野河流以及各种农作物鸟雀鱼虾植物；因为我的师长，他们给我们在知识教育之外给我们打开的视野，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比我父母期待更多的渴望；因为前黄中学的图书室——我从初中起即是这个图书室阅览室的常客——我对1980年代复兴的文学作品有了最初的接触，而且几乎是跟潮流同步——接触了某种程度上超越师长视野的世界，也因此，1984年我在前黄中学图书室读到的程乃珊的小说《蓝屋》，它所蕴含的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在1985年高考后终于发芽了。

《蓝屋》，程乃珊著，它给了我自我奋斗的启蒙

在高考前填志愿时，我谢绝了学校给我的报考南京大学的推荐指标，而选择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刚开始填了吉林大学哲学系，因为李培森老师对吉大高清海老师的推许（我上大学后知道，高先生彼时就是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之一），虽然因家人反对，最终报考了人民大学，但依然还是自己的决定。其实，这决定的背后，就是要去远方，要去没有熟人的地方，凭自己的努力闯出来一番天地来。这是程乃珊女士的《蓝屋》教给我的，而且，这种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塑造了一个新的我，至今仍是我的精神底色。

尽管高考结束，自我预估尚可（我预估的总成绩与最终考分几乎是一样的），我还是和初中毕业的弟弟一起，学起了站脚盆，想着万一没考上，也可求个主动，将来跟着父亲打鱼，贴补家用。直到高考发榜，我磕破了腿也没学会站脚盆。

9月，我洗脚上岸，背着行囊，在常州火车站坐上了绿皮火车，与一位高中同学就伴，一起奔向遥远而陌生的北京。这一走，走得很远，在精神世界，毫不夸张说，我走得可能比前黄中学我所有的同学师长更远。

从此，江南少了一个站脚盆的捉鱼佬，也可能少了一个乡镇企业家，但是，多了一个至今怀着赤诚之心的自由而孤傲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