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0月3日“四合院”时评】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城市病”症状，正在中国多个城市显现，并成为管理者着重发力之处。梳理发现，很多城市都将“控制人口”作为药方，主张通过疏解低端产业、抢夺高端人才的途径达到“治病”初衷。但“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要解决大城市病，不应控制人口规模，应从城市的基本功能规划做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经验不能尽数为中国所用，仍多有启示之处，比如处理人口问题之道。

10月1日，在拥挤的北京南站候车的旅客。（图片来源：中新社）

从结果上来看，部分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已有成效。北上广最新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但人口规模缩水，绝非意味着“城市病”就能相应地得到缓解，更何况部分城市的控制疏解之策已越发走偏，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事实。

人口向城市积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无论中高端产业还是低端产业，从业者都是城市繁荣的“功臣”；而城市发展前景看好，就会带来更多的人口需求。在中国的法律与政策语境中，从来也不会有“低端人口”一词，其作为“低端产业就业人群”的概念转换，带有明显的人格歧视。甚至于官方也应杜绝“低端产业”的表述，因为只有社会分工与产业附加值的不同，而没有产业高低端的区分。

在刚刚过去的“50人论坛”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就称，“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而在另外一个场合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认为，中国应公平地对待所有公民，特别是要严格禁止一些超大城市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做法。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城市的组成部件中，“人”才是最关键的那个要素。如果中国的城市放着宝贵的人力资源而另辟蹊径，那才是可悲的暴殄天物。城市要“治病”，科学合理、目光长远的规划更重要，简单粗暴地“赶人”恐怕会留下更多后遗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