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10月3日“四合院”時評】人口膨脹、交通堵塞、環境污染、房價高漲等“城市病”症狀，正在中國多個城市顯現，併成爲管理者着重發力之處。梳理發現，很多城市都將“控制人口”作爲藥方，主張通過疏解低端產業、搶奪高端人才的途徑達到“治病”初衷。但“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最近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中國要解決大城市病，不應控制人口規模，應從城市的基本功能規劃做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儘管新加坡的城市發展經驗不能盡數爲中國所用，仍多有啓示之處，比如處理人口問題之道。

10月1日，在擁擠的北京南站候車的旅客。（圖片來源：中新社）

從結果上來看，部分城市控制人口規模已有成效。北上廣最新的常住人口數據顯示，北京出現核心區人口減少，上海出現人口負增長，廣州出現人口增速階段性放緩。但人口規模縮水，絕非意味着“城市病”就能相應地得到緩解，更何況部分城市的控制疏解之策已越發走偏，並在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了驅趕所謂“低端人口”的事實。

人口向城市積聚，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無論中高端產業還是低端產業，從業者都是城市繁榮的“功臣”；而城市發展前景看好，就會帶來更多的人口需求。在中國的法律與政策語境中，從來也不會有“低端人口”一詞，其作爲“低端產業就業人羣”的概念轉換，帶有明顯的人格歧視。甚至於官方也應杜絕“低端產業”的表述，因爲只有社會分工與產業附加值的不同，而沒有產業高低端的區分。

在剛剛過去的“50人論壇”上，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就稱，“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業，相應需要四名所謂中低端的人口服務。如果把所謂低端人口清光了，所謂高端行業的經營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而在另外一個場合內，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認爲，中國應公平地對待所有公民，特別是要嚴格禁止一些超大城市驅趕所謂“低端人口”的做法。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在城市的組成部件中，“人”纔是最關鍵的那個要素。如果中國的城市放着寶貴的人力資源而另闢蹊徑，那纔是可悲的暴殄天物。城市要“治病”，科學合理、目光長遠的規劃更重要，簡單粗暴地“趕人”恐怕會留下更多後遺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