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芳

银器一般指以白银为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典章文物或饰件、器皿。五六千年前，两河流域就开始使用银器。在我国，时代最早的银器，为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银鼻环、银耳环，距今约4000年。商、周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中原王朝区域、西南古蜀国、滇地区，均出现过大量各具特色的金银器。隋唐王朝建立，结束分割局面，形成统一帝国后，金银器的风格逐渐走向统一，形成雍容华贵、富丽多彩的金银器。晚唐到宋代，北方遭受战争摧残，民不聊生，金银器生产基础遭到破坏；而南方相对安定，经济繁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南方成为中国金银器生产、消费重心，中国南方各大城市和乡镇，均出现大量银器。上海所在的吴越地区，唐代之后成为银器生产、消费的重点区域。江浙一带博物馆珍藏晚唐以来银器为数不少：浙江省博物馆藏五代十国五代吴越国银简、阿育王塔，北宋鎏金舍利瓶、银龛等银器；南京博物院藏品中，金银器为其重要藏品，有北宋银椁、元代银渣斗等精品。此外，浙江义乌、江苏镇江、常熟等地市级博物馆都藏有不少银器文物。

一、上海古代银器与经济文化发展

与银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使用消费历史比较，银器在上海的出现不算早。银器在今上海区域的出现与上海经济文化发展几乎同步。

西汉以前，上海乃至江南地区，虽然自然条件优越，但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描述江淮以南的某些地区那样，“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是故“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上世纪80年代，上海青浦地区曾发掘46座西汉古墓，出土器物贫乏单一，印证了史料的真实性。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后，中原动荡，人口锐减，而江南人口反倒有所增加，生产力也有所提高。东汉两晋时期，上海出现了著姓望族，如陆、顾、张三姓。经过几百年的酝酿，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在东晋至五代十国期间初露端倪。两晋时期，上海地区乃至江南一带，人才辈出。陆机、陆云、顾野王等都曾在朝为官，声名显赫。陆机作为“太康之英”，不仅留下百多首诗歌，他的《文赋》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均产生深远影响。今存故宫，被尊为“祖贴”之《平复帖》，为陆机真迹。陆机去世后，归葬华亭故里。《云间杂志》载：“旧青浦地方一土阜，相传陆平原墓。万历初，墓上见一金蛇，后被人发其墓，得金简一，狭而短，金蛇见形，岂为此耶？陆有身无首，以白金补成。墓中银器甚富，众竟取之……”

唐代，随着太湖经济区域的开发，苏州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青龙镇成为以苏州为腹地的浙西重要对外贸易口岸。唐朝在青龙镇设立镇将和副将。华亭因“鱼稻海盐之富”而富商辐辕，唐天宝十年（751）设立华亭县。

1983-1984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唐代墓葬一座，墓葬中清理出一支银钗。该钗长15厘米，由一根细银条折成双股而成，素面无饰，风格淡雅。此为目前所见上海最早银器实物。

宋代是上海地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据光绪《青浦县志》记载：北宋时的青龙镇“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松江南，论者比之杭州”。南宋末年，上海“海舶辐辏，商贩积聚”，继青龙镇之后，上海发展为江南又一个大的贸易海口。宋朝在上海设立市舶分司、上海镇。元末明初松江府学训导邵亨贞记载：“华亭，为滨海壮邑。因九峰三泖之胜，而置司官焉。晋陆士衡、陈顾野王而下，人才辈出。民俗殷富。唐宋间，几以郡抗。以五代南渡之乱，民有不知兵者。生聚五百年，至宋末而盛剧矣。”宋代上海地区经济繁荣发达，为文艺昌盛奠定了基础。正德《松江府志》载：“盖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闻，逊、抗以功名显，而机、云以词学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

经济富裕、追求文雅的宋代社会，银器得到上海居民的青睐。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松江府“郡东门外蟠龙塘普门寺侧一无主古墓，为里人所盗，又志石，乃宋时钱参政良仁妹封孺人……得金银首饰器皿甚多”。一般来说，生前珍宝，死后随葬。从这则史料看，宋朝时松江府富贵人家使用银质首饰、器皿并不罕见。1959年前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宝山月浦发掘南宋宝祐四年（1256）赵淑真墓，墓内出土金银饰品若干件，其中有盘花金首银簪、涂金银簪、涂金簧形银钏、银罐等物品。1972年在上海宝山月浦镇南塘发掘的南宋谭故承务郎谭思通家族墓，出土了银鎏金鸳鸯戏荷霞帔坠饰（图一）、瓜棱型银盒、卧狮银鎏金链饰等多件银质随葬物品。谭思通家族墓出土银器工艺精湛，与南方其他地区出土同类银器相比，毫不逊色。如谭氏墓出土银鎏金摩羯耳环一对，制作方法与浙江建德宋墓的金银菊花耳环相同。谭氏墓出土之银鎏金帔坠一枚，主体图案满池娇，与江西李硕人墓金帔坠其实仍为一系。谭氏墓出土银鎏金卧狮衔环佩，与安徽六安花咀出土银卧狮佩同样为宋代女子流行饰件。

元代，棉纺织业、海上贸易运输业成为上海经济的支柱产业，上海经济文化极为繁荣。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升镇为县，明代何良俊曾语：“我松文物之盛，莫甚于元。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我松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荟萃于此，薰陶渐染之功为多。”在这样的经济文化氛围中，上海孕育出了著名的金银器雕刻制作技师——唐俊卿。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十载：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屈指不多数也。朱碧山（嘉兴魏塘）、谢君余（平江）、谢君和（同上）、唐俊卿（松江）。崇祯《松江府志》载：“松江唐俊卿与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羽、君和齐名。唐制昭君像，琵琶、乘骑、眉发、衣领、花绣及鬉鬣，种种精细，马腹上仅豆许一穴，其中嵌空，真老手也。”元代朱碧山所制银器，至今存世5件左右，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某博物馆珍藏。唐俊卿制银器尚未发现，但从朱碧山银器可推断与之齐名的唐俊卿银器作品之珍贵、技艺之高超。

上海地区出土的元代银器比较罕见。宝山区月浦镇元代任仁发家族墓地出土银莲瓣口刻花盘、银刻花簪、银小罐等多件银器。此批银器为上海地区少见的元代银器。其中，银莲瓣口刻花盘捶击成型，盘壁敦厚。盘为圆唇、折沿、平底，盘沿为莲瓣形，每个莲瓣内阴刻一朵莲花及缠枝纹饰。此盘造型奇特，制作工艺高超，为我们了解上海地区元代银器提供了实物例证。

明清时期，江南财赋甲天下，经济繁荣，生活奢侈、考究。这里除承担大量税粮之外，还生产大量手工艺品。“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而松江府“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虽然直到同治《上海县志》才出现关于著名银匠张善六的记载，但上海考古发掘的明清墓葬中早已有不少工艺精湛的银器实物。

与宋元时代比较，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出土银器数量、品种均明显增加。上海已发掘的400多个明代古墓中，有不少随葬银器，如浦东新区陆氏明墓中出土银发插、银发罩、银香薰等银质物品20来件，明代李惠利墓出土银丝鎏金发罩（图二）等银质饰件数十件。明清时代上海出土银器远超宋元时代，除簪钗、发罩、帔坠、银事件等饰件外，明代上海古墓中还出现了用银量比较多的餐饮类器皿，如银爵杯、提梁银壶、银壶、银钵、银高足杯、银盅、银盘之类；李先芳家族墓地还出土了银盆、银香盒等妆奁器具。

金银器是衡量贫富的重要尺度。显然，上海古墓中发现的种类繁多、用途多样的众多银器，既是宋元以来上海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上海古代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有力佐证。唐宋以来上海经济文化的繁荣，为银器在上海的消费使用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银器与古代上海社会生活

秦汉以来，封建王朝金银器的使用等级森严，玺印、冠带、服饰、车马及宴乐等诸多方面使用金银器都有明文规定，各级官员不得违禁，广大庶民百姓与金银无缘。如《唐律疏议》、《唐会要》等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到宋代，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银器的使用逐渐商业化、庶民化，不仅皇亲贵戚或者显宦富豪之家使用银器，一般百姓也开始使用银器。宋元金银器多出自民间作坊，一般百姓婚嫁、庆寿、送礼、设宴，乃至在京城的酒店，使用金银器，特别是银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性。以金银器为寿礼是明代普遍的社会风气，对薄有资产者来说，它要比古玩、玉器更易办备。松江府民俗，婚礼必用花髻，明中后期开始，婚嫁时已经有金银冠作为花髻。

从上海考古发掘看，精美或大件金银器物主要出自上海古代官宦富豪人家，少数出自一般百姓。

如上海宝山区月浦乡南塘村发现的南宋墓中发现过银器多件，包括瓜棱形带盖银盒、S形银发饰、银匙、银筷1双、银执壶1件。墓主为谭思通及其夫人。谭思通字志达，所居为嘉定县守信乡，为“宋故承务郎”。

青浦县元代任仁发家族墓地发现银莲瓣口刻花盘（图三）、银盆等多件银质随葬物品。任仁发不仅是元代著名画家、水利专家，还是上海地区有名的官宦家族。任仁发初为元代青龙水陆巡警，因治水有功，“官累迁”，“后以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致仕”。其长子任贤为“大元故承务郎宁国路泾县尹兼劝农事知渠堰事”、次子任贤德为“大元故提举”。

潘氏家族为明代中后期上海名门望族之一。潘恩为明朝刑部侍郎，官居二品。潘恩弟潘惠，任光禄大官署正，阶承事郎。潘惠夫妻墓出土嵌蓝宝石银荷花簪、鎏金银花簪一只，银盘一只。潘惠之子潘允征墓穴内出土精美银爵杯一只。潘允征曾任光禄寺掌盐署监事，1589年卒，从八品。其妻赵氏墓地中出土了鎏金银簪等。

宋蕙家族墓出土了银鎏金花树簪、银鎏金花朵簪、金银挖耳簪、银事件等精美银器若干。宋蕙为宋贤之父，以子官职封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使。宋贤为宋蕙家族的中流砥柱。宋贤名贤，号定宇，嘉靖甲辰进士，“征拜御史，按甘肃……兼督学政……继按四川……”。

宋代以来，上海官宦人家妇女喜欢穿金戴银。上海出土银器中，妇女用银质首饰居多。清朝上海著名史料笔记《阅世篇》载：“首饰，命妇金冠，则以金凤衔珠串，私居则金钗、金簪、金耳环、珠翠，概不用也。以余所见，则概用珠翠矣。然犹以金、银为主，而装翠于上，如满冠、……倒插之类，皆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耳……簪用圆头金银或玉……”自宋至清，上海各类古墓中出土银质簪钗、戒指、手镯等首饰繁多。

在各类首饰中，上海明代妇女发罩值得关注。发罩在明代称为“荻髻”，为明代已婚妇女正装，在家或者外出会见亲友时均可佩戴。荻髻加在发髻上的外罩，又称“冠儿”、“假壳”，一般用纱娟制作，贵族的狄髻多用金银丝编结。与其他区域一样，明清时代上海官宦人家已婚妇女常戴银丝发罩。明末清初上海文人叶梦珠曾忆：“余幼见前辈，冠髻高逾二寸，或用金银丝挽成之……其后发式，髻扁而小，高不过寸，大仅如酒杯，时犹以金银丝为之者，而插梳之制遂废，银丝髻内映红绫，光釆焕发，且有别于素色也。”“崇祯之初，髻愈大而扁……顺治初，营中眷属，往往纯以金银为之……银质珐琅及烧染紫金色花，饰以髻顶……”

明代上海古墓中出土了银丝发罩多件。如陆深家族墓出土银丝发罩1件、顾东川家族墓出土银丝发罩1件、李惠利墓出土银丝发罩4件，其中一件鎏金银丝发罩保存完好，精美异常。该发罩宽9.7、高5.7厘米，其上装点20多件发饰。发罩整体造型庄重，结构复杂，薄如蝉翼，釆用极细的银丝精工编织而成。簪首有鎏金蚂蚱、蝴蝶、虾、乌龟、菊花、莲花。该发罩制作釆用了搓银丝、掐丝、编织、填丝、垒丝、錾雕、焊接等工艺，充分反映了明代上海地区金银细工的高超水平。

除“发罩”外，披在身上的银质霞帔坠饰，也颇受上海古代妇女青睐。霞帔作为礼服出现在宋代，原属命妇之特赐，非恩赐不得服。为使霞帔平整下垂，多在霞帔底部垂以金、银、玉等帔坠。明朝对金银霞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一至五品的命妇可用金帔霞，六至七品者用镀金霞帔，八至九品者用银霞帔。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并未被严格执行。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嫁娶”条：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捉、金帔坠是也，若铺席宅舍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上海出土了宋代以来银霞帔多件。宝山南宋谭氏墓地出土之银鎏金鸳鸯戏荷霞帔精美雅致。该霞帔银坠长8.3、宽6.6厘米，毛重20克。“银坠用两片银片锤压成鸡心形，并镂空錾刻交颈鸳鸯衔绣球图。图下部正中为一片荷叶，左右两侧各伸出一朵盛开的荷花，两只鸳鸯分立于盛开的荷花上，张嘴、交颈共衔绣球的花形结带，绣球垂在鸳鸯交颈下，被荷花瓣叶托住，上部是一朵怒放的荷花……充满吉祥气氛的荷花鸳鸯图案”，寓含“百年好合、鸳鸯比翼，莲生贵子”之意。

明代御医顾东川家族墓出土银鎏嵌宝镶白玉松鹿绶带鸟牡丹纹帔坠（图四）一枚。帔坠用银片打造边框，边框两角嵌宝，边框内边透雕缠枝菊花，花蕊中间有石碗嵌宝。中部有椭圆形和菱形开光，开光内透雕玉花片，上层为松鹿纹，下层为绶带鸟牡丹纹。该帔坠造型别致，工艺精细，寓意吉祥，是上海地区出土银霞帔坠饰中的佼佼者。该霞帔的银坠在方寸间展示着元末明初上海地区银器工艺发展水平，同时显示出古代上海地区官宦女眷的审美情趣。

需要指出的是，金银器上“镶玉嵌宝”，是明代金银首饰最奢华的一种装饰方式。“明代皇家、亲王所用金银器往往镶嵌红蓝宝石，后妃所用金银首饰也多用累丝镶宝石工艺”。而在上海地区明代出土器物中，银器镶玉嵌宝频频出现，如杨四山家族墓地出土的宝石菊花簪，宋蕙家族墓地出土的银嵌海蓝色料石花蝶簪，潘惠王氏墓出土的银嵌蓝宝石花簪，朱守诚夫人墓地出土的银嵌珍珠宝石花枝簪、银嵌宝石钿花、银嵌玉花鸟簪，李惠利中学墓地出土的银嵌蓝宝石蜻蜓饰，黄浦区永郡孙氏墓出土的银嵌玉寿字簪……镶玉嵌宝银器的频频出现，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上海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生活的奢华。上海考古发现的镶玉嵌宝银器的主人，虽非皇亲国戚，但也非小门窄户，大多墓主非富即贵。如“银鎏嵌宝镶白玉松鹿绶带鸟牡丹纹帔坠”出土于御医顾东川家族墓地。顾东川家族即为上海“邑中巨室”，其祖顾英曾任广西知府，其父顾澄善于理财。顾东川40岁前继营三世家业，后担任明朝御医，任职圣济殿药房14年，“时赏金绮，进修职郎”。顾东川去世前五年返沪居住。其子有六，个个声名显赫。顾东川长子顾从礼官至太仆寺臣，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嘉靖年间，倭寇侵犯上海，缙绅倡议修筑城墙，顾从礼率先“发粟四千余担以助”。顾东川次子顾从义收藏古玩甲天下，其家所出顾绣冠绝天下。几代人积累的富饶家财，不仅使顾东川及夫人生前享尽奢华，去世后，镶玉嵌宝的金银器物等还将他们生前的奢华带往阴间。

古代上海地区官宦人家的奢华生活不仅从其家眷穿金戴银可以看出，从其饮食器具及妆奁用具也可见一斑。南宋宝佑年间的宝山赵淑真墓地就有银罐出土。南宋谭氏家族除了精美的霞帔坠饰、卧狮银鎏金链外，还有一只工艺精湛、图案精美的瓜棱型银盒，该银盒可能为谭夫人所用粉盒。元代青浦任仁发家族墓地出土的银盘、银勺、银罐，应该是墓主生前所用银质餐饮器具。明代，上海官宦人家餐饮时依然热衷银质器皿。明代曾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朱恩，其家族墓出土银壶、银勺、银高足杯、银盅、银双鱼盘一套，为后人了解明代上海官宦人家的餐饮用具提供了实物例证。万历年间，嘉定人李先芳，曾任刑科给事中，负责弹劾百官、建言献策，曾胜任四川省参议。他的墓中竟然发现银盆（图五）一只。潘允征在明朝官阶不高，但其墓中也出土了一尊精美的银爵（图六）。

宋元以来，上海地区习俗奢靡，志书多有记载。清初松江府志载：“俗奢靡，见于旧《志》，大率指宋元时，入国朝来一变而为俭朴。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上海地区陆续出土的宋元以来各类精美银器，为今人透视上海古代官宦富豪的奢华生活提供了独特视角。

三、银器与古代上海人的佛教信仰

上海出土银器中，有不少银器出自佛塔遗址。1993—1994年，上海市考古队在维修“圆应塔”（俗称“西林塔”，明正统年迁建现址）时发现文物1000多件。其中银器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有银鎏金无量寿佛像等鎏金银片造像以及银鎏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盒、银鎏金魁星像、银塔（图七）等。松江“李塔”（又名“礼塔”）为明代天顺年间重建的佛教建筑。1995年上海市在修缮“李塔”时，出土明代洪武年间银鎏金罗汉像、银佛坐像（图八）、银鎏金舍利方塔等多种银质供品。松江“秀道者塔”始建于北宋年间，明万历年重修。199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复原修缮该塔时，在塔内发现银鎏金供养人像（图九）等银器。2016年12月，上海考古队在发掘青浦“隆平寺塔”地宫时，发现了银阿育王塔、银函、银勺等银质文物。

上海佛塔内现存银器不过是古代上海诸多佛教建筑物内遗存至今的少数物品。相信古代上海佛教建筑物内还有更多银器未能留存至今或者还未被发现。

银器毕竟是贵金属。古代上海人为何愿意施舍这么贵重的器物给佛教建筑呢？这与古代上海人对佛教的信仰有关。相传早在三国时期，佛教就传入上海。南朝梁武帝佞佛，吴地始兴佛寺。唐扶植佛教，沪地佛事颇兴。今松江城内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上海地区最古老的地面建筑——陀罗尼经幢，即为唐代兴建的佛教建筑。五代十国吴越钱氏虔信佛教，广建寺塔。宋元期间，上海佛教发展迅猛。宋《云间志》载：“浙右喜奉佛，而华亭为甚。一邑之间，为佛祠凡四十六，缁徒又能张大其事，亦可谓盛矣……”明初经历短暂挫折，万历年间佛教又兴，寺庙遍及除崇明之外各地。明正德《松江府志》载：“云间夙壮县，崇尚梵教，地域广袤，风俗淳厚，管下十有三乡，寺院大小凡四十六所，有如井邑开阔之地，檀那辐辏，殿宇鳞差，金碧交辉，固不费经营抄注之力。”有好事者曰“浙右松江，巨刹相望，号为佛地”。佛教的兴盛，往往出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鼓励。明朝人在修建“兴圣寺塔”时曾有《修塔记》一篇，指出“夫以塔身山立，巍巍然万物之表。崇善避邪，揭迷途而有归，使表正欲从之心，一以破邪见稠林之惑，兹非政化者之所助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松江某寺观时指出，“皇明混一以来，选为祝厘之所，恭遇圣节，必预习仪。冠带缙绅，嵩呼于是。偃偻提携，观礼于是。一其向善之心，启其尊君之意”。松江府所属州县佛教发展得到当地政府官员支持的一个例证是，松江府所属佛寺碑文大多由松江官员撰写。如“普照讲寺”元朝重建时，立碑《藏殿记》，碑文由翰林院讲学士、除朝列大夫、松江知府张之翰写，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诸军奥鲁赵孟𫖯书篆。

在统治者的倡导、支持下，上海地区出现了大量虔诚的佛教信徒。为表示对佛祖的信奉，上海佛教徒对佛教寺庙慷慨施财。信徒无论男女，在施财方面都比较大方。银器是佛教徒施舍财物之一。如“西林塔”遗址内曾出土“奉佛女弟子曹氏贵一娘舍”银鎏金立佛像，“奉法弟子俞庄、俞坚施”银鎏金菩萨像。松江“李塔”内有“奉佛信女闵氏妙善施舍”银佛坐像。古代上海地区信佛的不仅有一般百姓，不少官员也在向佛寺舍财之列。松江“西林塔”出土的银塔为山东济南府德州任城关外祖居信官高任松江府同知及其夫人苏氏喜舍。有些佛教供品为一家几口共同捐献，说明供奉者一家信奉佛教。如松江“李塔”地宫的银佛坐像为“松江府华亭县四十三保深字圩深奉佛信士金守中，同妻陆氏妙正造施”。李塔“地宫”出土的银鎏金罗汉像为“云间十一保霜子圩居奉佛弟子”曹文俊及其祖母、妻子、弟弟、儿女等共同施给。

古代上海人信奉佛教的原因很多，从出土的银器铭文中可见一二。“云间十一保霜子圩居奉佛弟子”曹文俊施银鎏金罗汉像上刻铭文“为荐小公仲（仕）名处陈公往生福境”。李塔“地宫”出土两件钟形银片，均为华亭县四保佛教徒郑琢施予。银片上铭刻郑琛施予银片的原因，一为希望佛祖保佑家人“身安寿永福长灾消”，一为死去的亲人超度亡灵。

宋代华亭县古迹——“兴圣教寺”出土的银盒底部道明“舍银造匣”目的为“追荐忘母赵氏超生”、“追念亡妻俞氏超生”。松江“圆应塔”地宫出土的六瓣葵花纹圆形银盒，正中内部嵌刻牡丹花，外区花瓣堑刻如意卷草纹饰，显示出施物者的内心对生活圆满、吉祥富贵的向往与追求。“圆应塔”出土装有银片与银像的铜盒上嵌着的“福禄寿喜”四个字，将清代上海地区佛教徒对佛祖的世俗希冀表白无遗。

四、古代上海银器的供应

古代上海人消费的各种银器，部分可能来自外地甚至外国。毕竟唐宋时代，青龙镇即为著名的对外贸易大港口。北宋年间，青龙镇内外贸易频繁，“自杭、苏、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人乐斯土，地无空间”。元朝时，上海港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其时，进出上海口岸的不仅有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外国海舶及国内闽广等地的贸易商船，同时还有庞大的上海本帮海商船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朱清、张瑄的海商船队。明朝时，有文字记载“近来中国人都从海外商贩至吕宋地方，获利不赀，松人亦往往从之”。1832年东印度公司船主胡夏米在给上海道台的公函中曾道：“……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无余。其买卖大为赚钱……”

对外贸易的发达，使得外地、外国的物品在古代就流入上海。元朝大德年间，松江府就有来自西亚的“回回石头”。“回回石头”种类不一，价格不同。“红剌”为“回回石头”之一种。松江府本地富商曾“卖红剌一块于官”。明末清初，上海市场就有西洋、苏杭制造的“眼镜”流通。因此，古代上海人消费之银器，产地不排除外地甚至外国。不过，宋元以后，上海本地就已生产制作银器，这也是历史事实。

宋元明时期，上海银器主要由金银作坊及金银匠人制作。2002年上海电视大学松江分校出土的南宋两枚金簪，分别阴刻“王贰□□造”、“宋贰郎”戳记，此为金银工匠的名号。宋代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活跃，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发展兴盛。杭州曾有数目繁多的打造金银器的作坊。一般来说，金银器作坊同时打造金器、银器。不少作坊、工匠在金银器上加刻行名、匠名、成色等，以示信誉。上海邻近杭州，松江分校出土的宋代金簪上的匠名，说明今上海地区在宋代可能已有金银器作坊或金银器工匠制作金银器，供应市场，满足当地人民需求。

有了宋代金银器制作的铺垫，元代上海松江出现与浙江著名银公朱碧山齐名的银匠唐俊卿，顺理成章。

明代正德《华亭县志》中，银器已经被列为华亭本地土产之一，说明华亭地区的银器生产与供应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在明代重建的松江李塔地宫，出土“云间四十一保奉佛弟子曹文俊等”捐银鎏金罗汉像，造像某处刻“银匠陆原震造”。李塔内出土的银鎏金舍利方塔，基座底有铭文“罗壹郎□□参军造”。松江圆应塔地宫出土银鎏金立佛像也为民间银匠制作。

清代，今上海区域终于出现了主要面向本地市场，专业制作供应金银器的商业机构——银楼。上海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上的银楼为“老杨庆和”银楼，开业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老庆云银楼也是上海开埠前就存在的一个银楼。《上海县志》载其设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店址在小东门内庙前大街长生桥堍，业主姓郭。1900年，《申报》载老庆云银楼广告，称该银楼开张百有余年；1932年《上海老庆云银楼新屋落成迁移广告》载，该银楼已历一百五十余年。

与老庆云银楼差不多时间开设的是宝成银楼和裘天宝德记银楼。宝成银楼北市分号1897年在开业广告中称，宝成银楼“在上海大东门开张百有余年”。裘天宝银楼1901年在《申报》广告中称，该店在上海大东门城内“开张百年”。

古代上海银器作坊、银器工匠乃至银楼的出现，满足了古代上海居民对银器的消费需求，同时，也影响和推动了古代上海人对银器的需求。

结语

虽从世界范围、中国视角看，上海银器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就上海历史发展而言，银器在上海的消费使用和生产制作历史悠久。唐宋以来，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上海人使用和消费银器奠定了社会基础。宋元以来，上海考古发现的工艺精美、品种丰富的银器，是古代上海富豪权贵豪华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是他们审美情趣的见证。诸多银质佛教供品的出土，折射出古代佛教在上海的兴盛以及上海佛教徒的精神追求。从宋代银器作坊到元代著名银匠，再到清代银楼的登场，古代上海在银器生产制作销售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能和经验。古代上海在银器消费使用、生产制作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社会某些群体使用银器的社会习俗风尚，为近代银器在上海的辉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丰厚的养分。上海近代银器的勃发，有其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