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寶芳

銀器一般指以白銀爲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典章文物或飾件、器皿。五六千年前，兩河流域就開始使用銀器。在我國，時代最早的銀器，爲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銀鼻環、銀耳環，距今約4000年。商、周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草原地帶、中原王朝區域、西南古蜀國、滇地區，均出現過大量各具特色的金銀器。隋唐王朝建立，結束分割局面，形成統一帝國後，金銀器的風格逐漸走向統一，形成雍容華貴、富麗多彩的金銀器。晚唐到宋代，北方遭受戰爭摧殘，民不聊生，金銀器生產基礎遭到破壞；而南方相對安定，經濟繁榮，中國經濟重心轉移，南方成爲中國金銀器生產、消費重心，中國南方各大城市和鄉鎮，均出現大量銀器。上海所在的吳越地區，唐代之後成爲銀器生產、消費的重點區域。江浙一帶博物館珍藏晚唐以來銀器爲數不少：浙江省博物館藏五代十國五代吳越國銀簡、阿育王塔，北宋鎏金舍利瓶、銀龕等銀器；南京博物院藏品中，金銀器爲其重要藏品，有北宋銀槨、元代銀渣鬥等精品。此外，浙江義烏、江蘇鎮江、常熟等地市級博物館都藏有不少銀器文物。

一、上海古代銀器與經濟文化發展

與銀器在中國乃至世界的使用消費歷史比較，銀器在上海的出現不算早。銀器在今上海區域的出現與上海經濟文化發展幾乎同步。

西漢以前，上海乃至江南地區，雖然自然條件優越，但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正如《史記·貨殖列傳》描述江淮以南的某些地區那樣，“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是故“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上世紀80年代，上海青浦地區曾發掘46座西漢古墓，出土器物貧乏單一，印證了史料的真實性。西漢末年農民大起義後，中原動盪，人口銳減，而江南人口反倒有所增加，生產力也有所提高。東漢兩晉時期，上海出現了著姓望族，如陸、顧、張三姓。經過幾百年的醞釀，上海地區的經濟文化在東晉至五代十國期間初露端倪。兩晉時期，上海地區乃至江南一帶，人才輩出。陸機、陸雲、顧野王等都曾在朝爲官，聲名顯赫。陸機作爲“太康之英”，不僅留下百多首詩歌，他的《文賦》對後世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均產生深遠影響。今存故宮，被尊爲“祖貼”之《平復帖》，爲陸機真跡。陸機去世後，歸葬華亭故里。《雲間雜誌》載：“舊青浦地方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萬曆初，墓上見一金蛇，後被人發其墓，得金簡一，狹而短，金蛇見形，豈爲此耶？陸有身無首，以白金補成。墓中銀器甚富，衆竟取之……”

唐代，隨着太湖經濟區域的開發，蘇州成爲江南地區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青龍鎮成爲以蘇州爲腹地的浙西重要對外貿易口岸。唐朝在青龍鎮設立鎮將和副將。華亭因“魚稻海鹽之富”而富商輻轅，唐天寶十年（751）設立華亭縣。

1983-1984年，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在青浦福泉山遺址發現唐代墓葬一座，墓葬中清理出一支銀釵。該釵長15釐米，由一根細銀條折成雙股而成，素面無飾，風格淡雅。此爲目前所見上海最早銀器實物。

宋代是上海地區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時期。據光緒《青浦縣誌》記載：北宋時的青龍鎮“海舶百貨交集，梵宇亭臺極其壯麗，龍舟嬉水冠松江南，論者比之杭州”。南宋末年，上海“海舶輻輳，商販積聚”，繼青龍鎮之後，上海發展爲江南又一個大的貿易海口。宋朝在上海設立市舶分司、上海鎮。元末明初松江府學訓導邵亨貞記載：“華亭，爲濱海壯邑。因九峯三泖之勝，而置司官焉。晉陸士衡、陳顧野王而下，人才輩出。民俗殷富。唐宋間，幾以郡抗。以五代南渡之亂，民有不知兵者。生聚五百年，至宋末而盛劇矣。”宋代上海地區經濟繁榮發達，爲文藝昌盛奠定了基礎。正德《松江府志》載：“蓋自東都以後，陸氏居之，康、績以行誼聞，遜、抗以功名顯，而機、雲以詞學著，國人化之。梁有顧希馮，唐有陸敬輿，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

經濟富裕、追求文雅的宋代社會，銀器得到上海居民的青睞。據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記載：松江府“郡東門外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爲里人所盜，又志石，乃宋時錢參政良仁妹封孺人……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一般來說，生前珍寶，死後隨葬。從這則史料看，宋朝時松江府富貴人家使用銀質首飾、器皿並不罕見。1959年前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寶山月浦發掘南宋寶祐四年（1256）趙淑真墓，墓內出土金銀飾品若干件，其中有盤花金首銀簪、塗金銀簪、塗金簧形銀釧、銀罐等物品。1972年在上海寶山月浦鎮南塘發掘的南宋譚故承務郎譚思通家族墓，出土了銀鎏金鴛鴦戲荷霞帔墜飾（圖一）、瓜棱型銀盒、臥獅銀鎏金鍊飾等多件銀質隨葬物品。譚思通家族墓出土銀器工藝精湛，與南方其他地區出土同類銀器相比，毫不遜色。如譚氏墓出土銀鎏金摩羯耳環一對，製作方法與浙江建德宋墓的金銀菊花耳環相同。譚氏墓出土之銀鎏金帔墜一枚，主體圖案滿池嬌，與江西李碩人墓金帔墜其實仍爲一系。譚氏墓出土銀鎏金臥獅銜環佩，與安徽六安花咀出土銀臥獅佩同樣爲宋代女子流行飾件。

元代，棉紡織業、海上貿易運輸業成爲上海經濟的支柱產業，上海經濟文化極爲繁榮。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升鎮爲縣，明代何良俊曾語：“我松文物之盛，莫甚於元。浙西諸郡皆爲戰場。而我松僻，峯泖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薈萃於此，薰陶漸染之功爲多。”在這樣的經濟文化氛圍中，上海孕育出了著名的金銀器雕刻製作技師——唐俊卿。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三十載：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朱碧山（嘉興魏塘）、謝君餘（平江）、謝君和（同上）、唐俊卿（松江）。崇禎《松江府志》載：“松江唐俊卿與嘉興朱碧山、平江謝君羽、君和齊名。唐制昭君像，琵琶、乘騎、眉發、衣領、花繡及鬉鬣，種種精細，馬腹上僅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真老手也。”元代朱碧山所制銀器，至今存世5件左右，被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美國某博物館珍藏。唐俊卿制銀器尚未發現，但從朱碧山銀器可推斷與之齊名的唐俊卿銀器作品之珍貴、技藝之高超。

上海地區出土的元代銀器比較罕見。寶山區月浦鎮元代任仁發家族墓地出土銀蓮瓣口刻花盤、銀刻花簪、銀小罐等多件銀器。此批銀器爲上海地區少見的元代銀器。其中，銀蓮瓣口刻花盤捶擊成型，盤壁敦厚。盤爲圓脣、折沿、平底，盤沿爲蓮瓣形，每個蓮瓣內陰刻一朵蓮花及纏枝紋飾。此盤造型奇特，製作工藝高超，爲我們瞭解上海地區元代銀器提供了實物例證。

明清時期，江南財賦甲天下，經濟繁榮，生活奢侈、考究。這裏除承擔大量稅糧之外，還生產大量手工藝品。“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爲夥，浙、直次之”，而松江府“百工衆技，與蘇、杭等”。雖然直到同治《上海縣誌》纔出現關於著名銀匠張善六的記載，但上海考古發掘的明清墓葬中早已有不少工藝精湛的銀器實物。

與宋元時代比較，明清時期，上海地區出土銀器數量、品種均明顯增加。上海已發掘的400多個明代古墓中，有不少隨葬銀器，如浦東新區陸氏明墓中出土銀髮插、銀髮罩、銀香薰等銀質物品20來件，明代李惠利墓出土銀絲鎏金髮罩（圖二）等銀質飾件數十件。明清時代上海出土銀器遠超宋元時代，除簪釵、發罩、帔墜、銀事件等飾件外，明代上海古墓中還出現了用銀量比較多的餐飲類器皿，如銀爵杯、提樑銀壺、銀壺、銀鉢、銀高足杯、銀盅、銀盤之類；李先芳家族墓地還出土了銀盆、銀香盒等妝奩器具。

金銀器是衡量貧富的重要尺度。顯然，上海古墓中發現的種類繁多、用途多樣的衆多銀器，既是宋元以來上海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也是上海古代經濟文化走向繁榮的有力佐證。唐宋以來上海經濟文化的繁榮，爲銀器在上海的消費使用奠定了社會基礎。

二、銀器與古代上海社會生活

秦漢以來，封建王朝金銀器的使用等級森嚴，璽印、冠帶、服飾、車馬及宴樂等諸多方面使用金銀器都有明文規定，各級官員不得違禁，廣大庶民百姓與金銀無緣。如《唐律疏議》、《唐會要》等規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六品以下，不得用渾銀”。到宋代，隨着工商業經濟的發展，銀器的使用逐漸商業化、庶民化，不僅皇親貴戚或者顯宦富豪之家使用銀器，一般百姓也開始使用銀器。宋元金銀器多出自民間作坊，一般百姓婚嫁、慶壽、送禮、設宴，乃至在京城的酒店，使用金銀器，特別是銀器，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性。以金銀器爲壽禮是明代普遍的社會風氣，對薄有資產者來說，它要比古玩、玉器更易辦備。松江府民俗，婚禮必用花髻，明中後期開始，婚嫁時已經有金銀冠作爲花髻。

從上海考古發掘看，精美或大件金銀器物主要出自上海古代官宦富豪人家，少數出自一般百姓。

如上海寶山區月浦鄉南塘村發現的南宋墓中發現過銀器多件，包括瓜棱形帶蓋銀盒、S形銀髮飾、銀匙、銀筷1雙、銀執壺1件。墓主爲譚思通及其夫人。譚思通字志達，所居爲嘉定縣守信鄉，爲“宋故承務郎”。

青浦縣元代任仁發家族墓地發現銀蓮瓣口刻花盤（圖三）、銀盆等多件銀質隨葬物品。任仁發不僅是元代著名畫家、水利專家，還是上海地區有名的官宦家族。任仁發初爲元代青龍水陸巡警，因治水有功，“官累遷”，“後以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其長子任賢爲“大元故承務郎寧國路涇縣尹兼勸農事知渠堰事”、次子任賢德爲“大元故提舉”。

潘氏家族爲明代中後期上海名門望族之一。潘恩爲明朝刑部侍郎，官居二品。潘恩弟潘惠，任光祿大官署正，階承事郎。潘惠夫妻墓出土嵌藍寶石銀荷花簪、鎏金銀花簪一隻，銀盤一隻。潘惠之子潘允徵墓穴內出土精美銀爵杯一隻。潘允徵曾任光祿寺掌鹽署監事，1589年卒，從八品。其妻趙氏墓地中出土了鎏金銀簪等。

宋蕙家族墓出土了銀鎏金花樹簪、銀鎏金花朵簪、金銀挖耳簪、銀事件等精美銀器若干。宋蕙爲宋賢之父，以子官職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使。宋賢爲宋蕙家族的中流砥柱。宋賢名賢，號定宇，嘉靖甲辰進士，“徵拜御史，按甘肅……兼督學政……繼按四川……”。

宋代以來，上海官宦人家婦女喜歡穿金戴銀。上海出土銀器中，婦女用銀質首飾居多。清朝上海著名史料筆記《閱世篇》載：“首飾，命婦金冠，則以金鳳銜珠串，私居則金釵、金簪、金耳環、珠翠，概不用也。以餘所見，則概用珠翠矣。然猶以金、銀爲主，而裝翠於上，如滿冠、……倒插之類，皆以金銀花枝爲之，而貼翠加珠耳……簪用圓頭金銀或玉……”自宋至清，上海各類古墓中出土銀質簪釵、戒指、手鐲等首飾繁多。

在各類首飾中，上海明代婦女發罩值得關注。發罩在明代稱爲“荻髻”，爲明代已婚婦女正裝，在家或者外出會見親友時均可佩戴。荻髻加在髮髻上的外罩，又稱“冠兒”、“假殼”，一般用紗娟製作，貴族的狄髻多用金銀絲編結。與其他區域一樣，明清時代上海官宦人家已婚婦女常戴銀絲髮罩。明末清初上海文人葉夢珠曾憶：“餘幼見前輩，冠髻高逾二寸，或用金銀絲挽成之……其後髮式，髻扁而小，高不過寸，大僅如酒杯，時猶以金銀絲爲之者，而插梳之制遂廢，銀絲髻內映紅綾，光釆煥發，且有別於素色也。”“崇禎之初，髻愈大而扁……順治初，營中眷屬，往往純以金銀爲之……銀質琺琅及燒染紫金色花，飾以髻頂……”

明代上海古墓中出土了銀絲髮罩多件。如陸深家族墓出土銀絲髮罩1件、顧東川家族墓出土銀絲髮罩1件、李惠利墓出土銀絲髮罩4件，其中一件鎏金銀絲髮罩保存完好，精美異常。該發罩寬9.7、高5.7釐米，其上裝點20多件髮飾。發罩整體造型莊重，結構複雜，薄如蟬翼，釆用極細的銀絲精工編織而成。簪首有鎏金螞蚱、蝴蝶、蝦、烏龜、菊花、蓮花。該發罩製作釆用了搓銀絲、掐絲、編織、填絲、壘絲、鏨雕、焊接等工藝，充分反映了明代上海地區金銀細工的高超水平。

除“發罩”外，披在身上的銀質霞帔墜飾，也頗受上海古代婦女青睞。霞帔作爲禮服出現在宋代，原屬命婦之特賜，非恩賜不得服。爲使霞帔平整下垂，多在霞帔底部垂以金、銀、玉等帔墜。明朝對金銀霞的使用有嚴格規定：一至五品的命婦可用金帔霞，六至七品者用鍍金霞帔，八至九品者用銀霞帔。但實際上，這一制度並未被嚴格執行。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嫁娶”條：且論聘禮，富貴之家當備三金送之，則金釧、金捉、金帔墜是也，若鋪席宅舍無金器，以銀鍍代之。

上海出土了宋代以來銀霞帔多件。寶山南宋譚氏墓地出土之銀鎏金鴛鴦戲荷霞帔精美雅緻。該霞帔銀墜長8.3、寬6.6釐米，毛重20克。“銀墜用兩片銀片錘壓成雞心形，並鏤空鏨刻交頸鴛鴦銜繡球圖。圖下部正中爲一片荷葉，左右兩側各伸出一朵盛開的荷花，兩隻鴛鴦分立於盛開的荷花上，張嘴、交頸共銜繡球的花形結帶，繡球垂在鴛鴦交頸下，被荷花瓣葉托住，上部是一朵怒放的荷花……充滿吉祥氣氛的荷花鴛鴦圖案”，寓含“百年好合、鴛鴦比翼，蓮生貴子”之意。

明代御醫顧東川家族墓出土銀鎏嵌寶鑲白玉松鹿綬帶鳥牡丹紋帔墜（圖四）一枚。帔墜用銀片打造邊框，邊框兩角嵌寶，邊框內邊透雕纏枝菊花，花蕊中間有石碗嵌寶。中部有橢圓形和菱形開光，開光內透雕玉花片，上層爲松鹿紋，下層爲綬帶鳥牡丹紋。該帔墜造型別致，工藝精細，寓意吉祥，是上海地區出土銀霞帔墜飾中的佼佼者。該霞帔的銀墜在方寸間展示着元末明初上海地區銀器工藝發展水平，同時顯示出古代上海地區官宦女眷的審美情趣。

需要指出的是，金銀器上“鑲玉嵌寶”，是明代金銀首飾最奢華的一種裝飾方式。“明代皇家、親王所用金銀器往往鑲嵌紅藍寶石，后妃所用金銀首飾也多用累絲鑲寶石工藝”。而在上海地區明代出土器物中，銀器鑲玉嵌寶頻頻出現，如楊四山家族墓地出土的寶石菊花簪，宋蕙家族墓地出土的銀嵌海藍色料石花蝶簪，潘惠王氏墓出土的銀嵌藍寶石花簪，朱守誠夫人墓地出土的銀嵌珍珠寶石花枝簪、銀嵌寶石鈿花、銀嵌玉花鳥簪，李惠利中學墓地出土的銀嵌藍寶石蜻蜓飾，黃浦區永郡孫氏墓出土的銀嵌玉壽字簪……鑲玉嵌寶銀器的頻頻出現，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上海經濟的發達和社會生活的奢華。上海考古發現的鑲玉嵌寶銀器的主人，雖非皇親國戚，但也非小門窄戶，大多墓主非富即貴。如“銀鎏嵌寶鑲白玉松鹿綬帶鳥牡丹紋帔墜”出土於御醫顧東川家族墓地。顧東川家族即爲上海“邑中巨室”，其祖顧英曾任廣西知府，其父顧澄善於理財。顧東川40歲前繼營三世家業，後擔任明朝御醫，任職聖濟殿藥房14年，“時賞金綺，進修職郎”。顧東川去世前五年返滬居住。其子有六，個個聲名顯赫。顧東川長子顧從禮官至太僕寺臣，光祿寺少卿，加四品服。嘉靖年間，倭寇侵犯上海，縉紳倡議修築城牆，顧從禮率先“發粟四千餘擔以助”。顧東川次子顧從義收藏古玩甲天下，其家所出顧繡冠絕天下。幾代人積累的富饒家財，不僅使顧東川及夫人生前享盡奢華，去世後，鑲玉嵌寶的金銀器物等還將他們生前的奢華帶往陰間。

古代上海地區官宦人家的奢華生活不僅從其家眷穿金戴銀可以看出，從其飲食器具及妝奩用具也可見一斑。南宋寶佑年間的寶山趙淑真墓地就有銀罐出土。南宋譚氏家族除了精美的霞帔墜飾、臥獅銀鎏金鍊外，還有一隻工藝精湛、圖案精美的瓜棱型銀盒，該銀盒可能爲譚夫人所用粉盒。元代青浦任仁發家族墓地出土的銀盤、銀勺、銀罐，應該是墓主生前所用銀質餐飲器具。明代，上海官宦人家餐飲時依然熱衷銀質器皿。明代曾任南京吏部尚書的朱恩，其家族墓出土銀壺、銀勺、銀高足杯、銀盅、銀雙魚盤一套，爲後人瞭解明代上海官宦人家的餐飲用具提供了實物例證。萬曆年間，嘉定人李先芳，曾任刑科給事中，負責彈劾百官、建言獻策，曾勝任四川省參議。他的墓中竟然發現銀盆（圖五）一隻。潘允徵在明朝官階不高，但其墓中也出土了一尊精美的銀爵（圖六）。

宋元以來，上海地區習俗奢靡，志書多有記載。清初松江府志載：“俗奢靡，見於舊《志》，大率指宋元時，入國朝來一變而爲儉樸。成化來漸侈靡，近歲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上海地區陸續出土的宋元以來各類精美銀器，爲今人透視上海古代官宦富豪的奢華生活提供了獨特視角。

三、銀器與古代上海人的佛教信仰

上海出土銀器中，有不少銀器出自佛塔遺址。1993—1994年，上海市考古隊在維修“圓應塔”（俗稱“西林塔”，明正統年遷建現址）時發現文物1000多件。其中銀器數量衆多，內涵豐富，有銀鎏金無量壽佛像等鎏金銀片造像以及銀鎏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盒、銀鎏金魁星像、銀塔（圖七）等。松江“李塔”（又名“禮塔”）爲明代天順年間重建的佛教建築。1995年上海市在修繕“李塔”時，出土明代洪武年間銀鎏金羅漢像、銀佛坐像（圖八）、銀鎏金舍利方塔等多種銀質供品。松江“秀道者塔”始建於北宋年間，明萬曆年重修。199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復原修繕該塔時，在塔內發現銀鎏金供養人像（圖九）等銀器。2016年12月，上海考古隊在發掘青浦“隆平寺塔”地宮時，發現了銀阿育王塔、銀函、銀勺等銀質文物。

上海佛塔內現存銀器不過是古代上海諸多佛教建築物內遺存至今的少數物品。相信古代上海佛教建築物內還有更多銀器未能留存至今或者還未被發現。

銀器畢竟是貴金屬。古代上海人爲何願意施捨這麼貴重的器物給佛教建築呢？這與古代上海人對佛教的信仰有關。相傳早在三國時期，佛教就傳入上海。南朝梁武帝佞佛，吳地始興佛寺。唐扶植佛教，滬地佛事頗興。今松江城內國家級文物重點保護單位，上海地區最古老的地面建築——陀羅尼經幢，即爲唐代興建的佛教建築。五代十國吳越錢氏虔信佛教，廣建寺塔。宋元期間，上海佛教發展迅猛。宋《雲間志》載：“浙右喜奉佛，而華亭爲甚。一邑之間，爲佛祠凡四十六，緇徒又能張大其事，亦可謂盛矣……”明初經歷短暫挫折，萬曆年間佛教又興，寺廟遍及除崇明之外各地。明正德《松江府志》載：“雲間夙壯縣，崇尚梵教，地域廣袤，風俗淳厚，管下十有三鄉，寺院大小凡四十六所，有如井邑開闊之地，檀那輻輳，殿宇鱗差，金碧交輝，固不費經營抄注之力。”有好事者曰“浙右松江，巨剎相望，號爲佛地”。佛教的興盛，往往出於封建王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和鼓勵。明朝人在修建“興聖寺塔”時曾有《修塔記》一篇，指出“夫以塔身山立，巍巍然萬物之表。崇善避邪，揭迷途而有歸，使表正欲從之心，一以破邪見稠林之惑，茲非政化者之所助乎？”正德《松江府志》記載松江某寺觀時指出，“皇明混一以來，選爲祝釐之所，恭遇聖節，必預習儀。冠帶縉紳，嵩呼於是。偃僂提攜，觀禮於是。一其向善之心，啓其尊君之意”。松江府所屬州縣佛教發展得到當地政府官員支持的一個例證是，松江府所屬佛寺碑文大多由松江官員撰寫。如“普照講寺”元朝重建時，立碑《藏殿記》，碑文由翰林院講學士、除朝列大夫、松江知府張之翰寫，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諸軍奧魯趙孟頫書篆。

在統治者的倡導、支持下，上海地區出現了大量虔誠的佛教信徒。爲表示對佛祖的信奉，上海佛教徒對佛教寺廟慷慨施財。信徒無論男女，在施財方面都比較大方。銀器是佛教徒施捨財物之一。如“西林塔”遺址內曾出土“奉佛女弟子曹氏貴一娘舍”銀鎏金立佛像，“奉法弟子俞莊、俞堅施”銀鎏金菩薩像。松江“李塔”內有“奉佛信女閔氏妙善施捨”銀佛坐像。古代上海地區信佛的不僅有一般百姓，不少官員也在向佛寺舍財之列。松江“西林塔”出土的銀塔爲山東濟南府德州任城關外祖居信官高任松江府同知及其夫人蘇氏喜舍。有些佛教供品爲一家幾口共同捐獻，說明供奉者一家信奉佛教。如松江“李塔”地宮的銀佛坐像爲“松江府華亭縣四十三保深字圩深奉佛信士金守中，同妻陸氏妙正造施”。李塔“地宮”出土的銀鎏金羅漢像爲“雲間十一保霜子圩居奉佛弟子”曹文俊及其祖母、妻子、弟弟、兒女等共同施給。

古代上海人信奉佛教的原因很多，從出土的銀器銘文中可見一二。“雲間十一保霜子圩居奉佛弟子”曹文俊施銀鎏金羅漢像上刻銘文“爲薦小公仲（仕）名處陳公往生福境”。李塔“地宮”出土兩件鐘形銀片，均爲華亭縣四保佛教徒鄭琢施予。銀片上銘刻鄭琛施予銀片的原因，一爲希望佛祖保佑家人“身安壽永福長災消”，一爲死去的親人超度亡靈。

宋代華亭縣古蹟——“興聖教寺”出土的銀盒底部道明“舍銀造匣”目的爲“追薦忘母趙氏超生”、“追念亡妻俞氏超生”。松江“圓應塔”地宮出土的六瓣葵花紋圓形銀盒，正中內部嵌刻牡丹花，外區花瓣塹刻如意卷草紋飾，顯示出施物者的內心對生活圓滿、吉祥富貴的嚮往與追求。“圓應塔”出土裝有銀片與銀像的銅盒上嵌着的“福祿壽喜”四個字，將清代上海地區佛教徒對佛祖的世俗希冀表白無遺。

四、古代上海銀器的供應

古代上海人消費的各種銀器，部分可能來自外地甚至外國。畢竟唐宋時代，青龍鎮即爲著名的對外貿易大港口。北宋年間，青龍鎮內外貿易頻繁，“自杭、蘇、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溫、臺等州歲二三至，廣南、日本、新羅歲或一至。人樂斯土，地無空間”。元朝時，上海港成爲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其時，進出上海口岸的不僅有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外國海舶及國內閩廣等地的貿易商船，同時還有龐大的上海本幫海商船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朱清、張瑄的海商船隊。明朝時，有文字記載“近來中國人都從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貲，松人亦往往從之”。1832年東印度公司船主胡夏米在給上海道臺的公函中曾道：“……貴國的船及上海縣的貨船年年進我大英國屬地方之埠頭受好款待無餘。其買賣大爲賺錢……”

對外貿易的發達，使得外地、外國的物品在古代就流入上海。元朝大德年間，松江府就有來自西亞的“回回石頭”。“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價格不同。“紅剌”爲“回回石頭”之一種。松江府本地富商曾“賣紅剌一塊於官”。明末清初，上海市場就有西洋、蘇杭製造的“眼鏡”流通。因此，古代上海人消費之銀器，產地不排除外地甚至外國。不過，宋元以後，上海本地就已生產製作銀器，這也是歷史事實。

宋元明時期，上海銀器主要由金銀作坊及金銀匠人制作。2002年上海電視大學松江分校出土的南宋兩枚金簪，分別陰刻“王貳□□造”、“宋貳郎”戳記，此爲金銀工匠的名號。宋代隨着城市的繁榮與商品經濟的活躍，各地金銀器製作行業發展興盛。杭州曾有數目繁多的打造金銀器的作坊。一般來說，金銀器作坊同時打造金器、銀器。不少作坊、工匠在金銀器上加刻行名、匠名、成色等，以示信譽。上海鄰近杭州，松江分校出土的宋代金簪上的匠名，說明今上海地區在宋代可能已有金銀器作坊或金銀器工匠製作金銀器，供應市場，滿足當地人民需求。

有了宋代金銀器製作的鋪墊，元代上海松江出現與浙江著名銀公朱碧山齊名的銀匠唐俊卿，順理成章。

明代正德《華亭縣誌》中，銀器已經被列爲華亭本地土產之一，說明華亭地區的銀器生產與供應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產生一定社會影響。在明代重建的松江李塔地宮，出土“雲間四十一保奉佛弟子曹文俊等”捐銀鎏金羅漢像，造像某處刻“銀匠陸原震造”。李塔內出土的銀鎏金舍利方塔，基座底有銘文“羅壹郎□□參軍造”。松江圓應塔地宮出土銀鎏金立佛像也爲民間銀匠製作。

清代，今上海區域終於出現了主要面向本地市場，專業製作供應金銀器的商業機構——銀樓。上海最早出現在文字記載上的銀樓爲“老楊慶和”銀樓，開業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

老慶雲銀樓也是上海開埠前就存在的一個銀樓。《上海縣誌》載其設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店址在小東門內廟前大街長生橋堍，業主姓郭。1900年，《申報》載老慶雲銀樓廣告，稱該銀樓開張百有餘年；1932年《上海老慶雲銀樓新屋落成遷移廣告》載，該銀樓已歷一百五十餘年。

與老慶雲銀樓差不多時間開設的是寶成銀樓和裘天寶德記銀樓。寶成銀樓北市分號1897年在開業廣告中稱，寶成銀樓“在上海大東門開張百有餘年”。裘天寶銀樓1901年在《申報》廣告中稱，該店在上海大東門城內“開張百年”。

古代上海銀器作坊、銀器工匠乃至銀樓的出現，滿足了古代上海居民對銀器的消費需求，同時，也影響和推動了古代上海人對銀器的需求。

結語

雖從世界範圍、中國視角看，上海銀器的歷史相對較短，但就上海歷史發展而言，銀器在上海的消費使用和生產製作歷史悠久。唐宋以來，上海經濟文化的發展爲上海人使用和消費銀器奠定了社會基礎。宋元以來，上海考古發現的工藝精美、品種豐富的銀器，是古代上海富豪權貴豪華生活的一個縮影，也是他們審美情趣的見證。諸多銀質佛教供品的出土，折射出古代佛教在上海的興盛以及上海佛教徒的精神追求。從宋代銀器作坊到元代著名銀匠，再到清代銀樓的登場，古代上海在銀器生產製作銷售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技能和經驗。古代上海在銀器消費使用、生產製作等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社會某些羣體使用銀器的社會習俗風尚，爲近代銀器在上海的輝煌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豐厚的養分。上海近代銀器的勃發，有其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