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

周汝昌同志著《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又出版《增訂本》。經過二十多年加工修改之後，他向讀者宣稱：“作者個人今天的見解與能力都已有所提高了。”我把這本有些參考資料的書翻了一遍之後，總覺得“其貌似新，其質實舊”，爰本責備求全之義，提出一些他山攻錯的意見。

一、不知妄說

《紅樓夢新證·人物考》51頁寫道：

同書卷二葉十一背面一條眉批雲：“以自古來未聞之奇語(按指甄寶玉捱打喊“姊姊”“妹妹”的事)，故寫成自古未聞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鶴鎢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這段話極可注意：鶴鎢、棠棣，皆喻兄弟；“棠棣之威”文義怪異，疑“威”是“戚”“感”之鈔訛。如其不然，則“悲批威”二句應分屬兩人，一爲棠村，早逝可傷；一爲另弟，時見凌逼，如小說中所謂賈環之流者，爲可慨嘆。

《舊本》52頁作：

同書卷二葉十一背面一條眉批雲……這段話極可注意：鶺鴒便是棠棣，如果所指一人，“悲”和“威”便沒法調和而講不通了。我的解釋是：鶺鴒之悲，悲的是這個棠村弟早逝，而棠棣之威，恐怕便指的是賈環對他有侵辱逼凌的事情。

在這裏，周汝昌同志前後兩次企圖把“棠棣之威”說成是“賈環對他有侵辱逼凌的事情”，或者說“一爲另弟，時見凌逼，如小說中所謂賈環之流者，爲可慨嘆”。我認爲“鶺鴒之悲，棠棣之威”，二句一義，都是說兄弟死喪之事。“棠棣之威”，是用《詩經·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樺樺。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常棣”即“棠棣”，《毛傳》雲：“威，畏；懷，思也。”《鄭箋》雲：“死喪，可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此《脂批》所本。《脂批》爲了取與“鶺鴒之悲”相儷爲文，故易“死喪”爲“棠棣”。以“鶺鴒”喻兄弟，亦見此詩下章，“鶺鴒”作“脊令”，古通。《脂批》此處所用之典，乃一般童而習之的常典，並非僻典。

由此而聯想起一個類似的情況，《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588頁寫道：

昭楗《嘯亭雜錄》卷一“理足國帑”條亦云：“康熙間仁皇寬厚以豫大，豐亨以馭國用，故庫帑虧絀，日不暇給。”

《舊本》斷句同。

案這裏斷句大誤，當作：“康熙問，仁皇寬厚，以‘豫大豐亨’以馭國用，故庫帑虧絀。”《易經·豫卦》：“豫之時義大矣哉，”又《豐卦》：“豐，亨，王假之，”王弼注：“大而亨者，王之所至。”《正義》：“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爲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齊，無所擁礙，謂之爲亨，故曰豐亨。王假之者，假，至也，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此“豫大豐亨”說之所本。北宋末年，內外交困，權臣當國，出於固祿怙寵的企圖，乃倡爲“豫大豐亨”之說，以蠱惑君心。方勺《青溪寇軌》寫道：“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子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周焯《清波別志》捲上寫道：“爾後，有以‘豐亨豫大’之說蠱蕩上意，及命巨璫五輩，分地展宮禁，土木華侈，糜費金寶，何可數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國用》二寫道：“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富之政，務以靡惑人主。……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以諛帝意。”瞿佑《歸田詩話》卷中“周公禮樂”條寫道：“蔡京當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肆蠱惑。”由此可見，則用“豫大豐亨”之說來爲粉飾太平張目，爲鋪張浪費找藉口，實自蔡京作俑。周密(泗水潛夫)《武林舊事序》寫道：“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者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兀祜’，‘豐亨豫本’，至寶祐、景定，則幾於政，宣矣。”昭槤之文，蓋即本之。周汝昌同志由於不知其義，從而不明其句讀。

《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381頁寫道：

李煦四月有進端午龍袍請安摺。按摺後硃批雲：“知道了。今春因玉泉超葵多事，打發回南。此人堅(案當作“頗”)不守分，爾當絕其往來方好。”此爲何等人何等事，皆不可曉。或竟系李煦所進優人。

今案：張庚《國朝畫徵續錄》卷下寫道：“輪庵法名超揆，俗姓文氏，名果，中翰震亨子，文肅公侄。父殤，家落，走京師，佐總戎桑格幕，定滇逆，得官不仕，遂薙髮。善詩文筆札，工畫山水，多寫平生遊歷之名山異境，故能獨開生面，不落時蹊。聖祖南巡迎駕，召入京，恩賚優渥，年七十餘示寂，賜塔玉泉山，予諡文覺禪師，異數也。”“超葵”即“超揆”，此滿漢對音字異，如“曹璽”一作“曹熙”之比。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卷三十二收同揆《鼎湖篇贈尹紫芝內翰》七古一首，附小傳雲：“同揆，字輪庵，江南吳縣人，著有《寒溪集》。輪庵，文中翰啓美之子，文肅公猶子也。滄桑後，逃於禪。所爲詩，皆人倫日用、盛衰興廢之感，墨名儒行，斯人有焉。”“同揆”與“超揆”歧異，疑出沈氏筆誤。文震亨，字啓美，天啓中以恩貢爲中書舍人。文肅公，即文震孟，字文起，天啓中殿試第一，福王時追諡文肅。尋徐珂《清稗類鈔·考試類》“和尚之孫應舉”條寫道：“文和尚名果，字園公，衡山裔也。聖祖南巡見之，命入京師，居玉泉精舍，寵眷殊厚。和尚一日攜其孫入見，上曰：‘何事來此?，和尚奏曰：‘來此應舉。’上曰：‘應舉即不應來見。’蓋防微杜漸，慮其希望非分之恩寵也。”康熙所謂“玉泉超葵多事”，蓋即指其攜孫入見事，則其人其事，非如周汝昌同志所謂“此爲何等人何等事，皆不可曉”，甚而妄說爲“或竟系李煦所進優人”也。

二、不知妄改

不知妄改，在《紅樓夢新證》裏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745頁寫道：

甲戌本卷一正文之始有眉批雲：“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付，即副字)本；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

《舊本》435頁作：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

《紅樓夢新證·文物雜考》798頁寫道：

如“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付本)，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諸語。

又《脂硯齋批》855頁寫道：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付(即副字俗體，批中例甚多；原誤鈔作何)本，餘二人亦大快於九泉矣!

又857頁引作：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付——即副)本，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l

《舊本》550頁作：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有誤)本，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

又《紅樓夢新證·脂硯齋批》867頁作：

唯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

從上面所舉諸文來看，在《舊本》中，周汝昌同志對“何本”二字，或注以“?”號，或注日“有誤”；事隔二十餘年，在出《增訂本》時，他卻一再地指出“何本”是“付本”錯誤，甚至逕改爲“付本”。然而，按照他這樣改法，我們試把這條《脂批》讀一讀：“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是書付本，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不僅蹩腳得很，而且不通之至。我認爲“何本”二字是有錯誤，但錯的不是“何”字而是“本”字。“本”當是“幸”字之誤，“幸”字俗作“卒”，《龍龕手鑑》卷三《大部》：“李，又音幸。”“卒”與“本”形近，從而誤成“本”字了。俞平伯先生《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四十一頁注“幸”字於“本”字下，是也。《脂批》之意，是說：再出一芹一脂，則是書芹可以寫完，脂可以批完，何幸如之!這本來是文從字順的，然而周汝昌同志卻改爲“付本”，不僅此也，他又在《脂硯齋批》裏引作“唯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刪去了“何本”句，也未加省略號。

三、不倫不類

《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221頁寫道：

一六三四 明崇禎七年後金天聰八年 甲戌 金之漢官民訴差役繁，努爾哈赤曉諭之，詞婉而實厲。

案：這條記載，實令人大惑不解。考《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實錄》卷之一：“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努爾哈赤。”同書卷四：“上二子貝勒莽古爾泰、貝勒皇太極請渡河擊之。貝勒皇太極即太宗文皇帝也。”同書卷五：“天命元年(一六一六)丙辰春正月壬申朔，……建元天命，以是年爲天命元年，時上年五十有八。”同書卷十：“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丙寅八月丙午，上大漸，……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實錄》卷之一：“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諱皇太極，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第八子也。……上即皇帝位，……時上年三十有五。詔以明年丁卯(一六二七)爲天聰元年。”據此，皇太極爲努爾哈赤第八子，天聰爲文皇帝皇太極年號，天聰八年，努爾哈赤死已八年，竟然又“曉諭”起人來了。這裏，周汝昌同志把努爾哈赤當成皇太極，把父親當成了兒子。再看，《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213頁：“一五九二明萬曆二十年壬辰十月明東北地方長官建州左衛都督(後封龍虎將軍)努爾哈赤之長子皇太極生。”皇太極本是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現在竟搖身一變，又變成長子了。

四、以訛傳訛

以訛傳訛，主要由於知識貧乏之故，以致熟視無睹，甚而還產生歪曲原文的毛病，茲舉二例以明之。屬於前者：《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439頁引張雲章《樸村詩集》卷三《舞劍圖歌》：“楚宮鄭襄寡絕伎，名倡陽阿愧豔色。”《舊本》344頁同。檢《樸村詩集》原刻本亦同。器案：這裏的“鄭襄”當是“鄭褏”之誤，“鄭褏”即“鄭袖”，是楚懷王的寵姬，黃丕烈影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卷第十五“楚”二“楚懷王拘張儀”條作“鄭𠍡”，凡四見俱如此作，“𠍡”當是“褏”之俗別字；又卷第十六“楚”三“張儀之楚貧”條作“鄭褏”，凡四見俱如此作；又卷第十七“楚”四“魏王遺楚王美人”條作“鄭褏”，凡五見俱如此作。元至正十五年刻吳師道注本《戰國策》“楚”卷第五、明嘉靖二年河南重刻元黑口本吳師道校注《戰國策》“楚”卷第五、嘉靖壬子吳郡杜詩梓鮑彪校注《戰國策》“楚”卷第五，其“張儀之楚貧”條、“楚懷王拘張儀”條、“魏王遺楚王美人”條，俱作“鄭褏”，鮑彪注：“鄭褏，美人。”吳師道注：“袖、褻同。周紫芝《楚辭說》雲：‘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史記．楚世家》、《張儀傳》、《屈原傳》都作“鄭袖”。張詩之“鄭襄”，即“鄭褏”形近之誤，其言“楚宮鄭褏寡絕伎”，正就其善舞爲言；若作“鄭襄”，不獨古代善舞者未聞其人，即就詩律而論，其平仄失調，真太蹩腳了。

屬於後者，《紅樓夢新證·人物考》92頁引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公聞命不辨巖徑，上馬馳抵策凌部落。”《舊本》92頁引文和斷句同。查清乾嘉間刻本《小倉山房文集》卷二頁十上《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原有圈點，今移錄之，其文雲：“公聞命，不辦嚴，徑上馬馳，抵策凌部落。”周汝昌所據本，蓋出後刻或坊間石印本、擺印本，沒有圈點，又把“嚴”字錯成“巖”字，遂弄出笑話了。“嚴”字在漢、魏、六朝詩文中經常使用，意謂“整裝”，如《後漢書·清河孝王傳》：“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又《陳紀傳》：“不復辨嚴，即時之郡。”《風俗通義·正失篇》：“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這些“嚴”字，義都相同，而《陳紀傳》一例，尤爲袁文之所本。

五、張冠李戴

《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343頁寫道：

按陸漻，字其清，吳門醫生。所居日聽雲室，鑑藏圖籍甚富。著有《持靜齋書目》、《佳趣堂書目》。

《舊本》260頁同。

今按：《持靜齋書目》是莫友芝據丁日昌藏書編輯的，同治問豐順丁氏刻本，並非陸滲所著。

《紅樓夢新證·文物雜考》825頁寫道：

唐代詩人王昌齡曾說：“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可爲白居易詩作一佐證。

今案：這是李白詩，見《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四《陌上贈美人》(－雲《小放歌行》，一首在第三，此是第二篇)：“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一作“青”)樓是妾家。”此所據爲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繆曰芑重刊宋本。今所傳《王昌齡集》，如《唐人集》、《唐人小集》、《唐詩二十六家》所收的二卷本《王昌齡集》，《唐百家詩·盛唐一十家》所收的三卷本《王昌齡詩集》，《全唐詩》第二函第十冊所收的四卷本《王昌齡》卷，都無此詩，不知周汝昌同志的根據又是什麼?

又《史事稽年》517頁引施琛《病中雜賦》後寫道：

按施詩中……“樹倒猢猻散”－典，又出宋人《談藪》所載曹詠作《樹倒猢猻散賦》以刺秦檜戚黨，寅之拈此，亦自用曹姓故事。

《舊本》393頁引用此詩，於曹寅所拈佛語，未加按語；二十多年後：出版的《增訂本》卻加了這條按語。然而，宋龐元英《談藪》的原文卻大不相同：“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新不然。詠銜怨，帥越時，德新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己，竟不屈。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據涵芬樓排印本《說郛》卷三十一)據此，則作《樹倒猢猻散賦》的是厲德新，曹詠乃其諷刺的對象；曹寅拈此語，正以其爲曹家本事故耳。

六、輾轉稗販

《紅樓夢新證·重排後記》1125頁自稱：“一切文獻，儘可能地根據原書原件，不敢蹈稗販欺世的惡習。”還自詡他的大著“畢竟不同於轉販”。但他在《史事稽年》759頁寫道：

倪鴻《桐陰清話》卷七引《樗散軒叢談》所稱“蘇大司寇”本。

同上760頁寫道：

八十回本《紅樓夢》，存。有正書局據舊抄本石印本，八卷，八十回，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孫按語云：“鄒瞍《三借廬筆 談》十一引《樗散軒叢談》，謂《紅樓夢》初刊本只八十回，臨桂倪雲癯大令鴻言曾親見之。書林杜世勳爲餘言：十年前曾見八十回刊本。則八十回本《紅樓夢》似曾刊行也。”

汝昌按，倪鴻《桐陰清話》卷七引《樗散軒叢談》，則雲：“《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巨家問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板刷印漁利。”是乾隆間固似有刊行在先者。

同上761頁寫道：

倪鴻《桐陰清話》卷七引《樗散軒叢談》：“其書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餘所目擊，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

又《脂硯齋批》928頁寫道：

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

(《石頭記》)初僅鈔本，八十回以後軼去。……原本與改本先後開雕(《桐陰清話》卷七引《樗散軒叢話》雲：康熙問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以書付廠肆裝訂，抄出刊行)．……

從這些稗販材料來看，則倪鴻、平步青、鄒瞍都看見過《樗散軒叢談》，並不是什麼“珍祕材料”。有些人就是束書不觀，不深入調查研究，人云亦云；即此《樗散軒叢談》談《紅樓夢》一事，就提供一個很要緊的線索的何年從蘇大司寇家傳出來的問題，惜乎，談《紅樓夢》流傳的，都從這些稗販的材料知道在乾隆某年而已。現將這項材料公之於世。《樗散軒叢談》十卷，吳江陳鏞蘭岡著，卷首有甲子夏五壽潛居士序，稱其“數載京華，傭書三館”。序末有木印“芝園”、“金瑤岡”二方，又有植庵徐喬林《調沁園春》詞一闋。卷末有“蘇州閶門外桐涇橋西首青霞齋吳刊刻”二行。卷二葉六“紅樓夢”條寫道：“《牡丹亭》杜麗娘死於夢，《療妒羹》小青死於妒，二者不外乎情，然皆切己之事也。昨晤江寧桂惠泉，力勸勿看《紅樓夢》，餘詢其故，因述常州臧鏞堂言：‘邑有士人貪看《紅樓夢》，每到入情處，必掩卷瞑想，或發聲長嘆，或揮淚悲啼，寢食並廢，匝月間連看七遍，遂致神思恍忽，心血耗盡而死。’又言：‘某姓一女子亦看《紅樓夢》，嘔血而死。’餘曰：此可雲隔靴搔癢，替人耽憂者也。然《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初不知作者誰何，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鈔錄，無刊本，曩時見者絕少。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春，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漁利，今天下俱知有《紅樓夢》矣。《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餘所目擊，後四十回乃刊刻時好事者補續，遠遜本來，一無足觀。近聞更有《續紅樓夢》，雖未寓目，亦想當然矣。”

七、顧此失彼

顧此失彼的情況，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表現爲：－，同屬一書，而發生顧前不顧後的事情；二，同爲一人所著之書，而發生知有此而不知有彼的事情；三，同爲曹寅要好的朋友，而發生知有甲而不知有乙的事情。

屬於第一種情況的，如《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455頁寫道：

本年(康熙四十五年)曾修葺江寧府儒學；……《江南通志》卷八十七《學校志》“學宮”葉十一：江寧府儒學：四十五年織造曹寅修葺。按凡此皆捐修之謂也。

器案：《江南通志》卷八十八《學校志》“學宮”又載：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巡鹽御史曹寅重修明倫堂，並附朱彝尊記，《史事稽年》於康熙四十六年失收此事。

屬於第二種情況的，如《史事稽年》494頁引陳鵬年《滄州近詩》中的《次韻答吳秋屏見寄》小注“札中述銀臺曹荔軒先生北行，相念甚切，故及之。”說：

按自注所云“相念甚切”，是曹念陳。“義覺雲天重，春從黍谷回，二句當有本事，鵬年自去冬臘月以蘇州知府署理江蘇布政司事，或與此有關。

案：鵬年《秣陵集》卷二《楝亭詩二十五韻呈曹銀臺子清先生》：“種樹知先德，過庭識素風，前徽冰署裏，遺訓楝亭中。魯國門牆峻，平陽閥閱雄，逸才原噦鳳，事業歸從龍。尺五依宸極，魁三列上公，緇衣心倍篤，赤舄望彌隆。白下榮開府，秦淮寵錫弓，閒情餘結構，清暇得和融。宇宙此間古，山川放眼空，楝花春雨細，亭屋紫煙籠。插架牙籤滿，披軒玉冊充，謝池波盪漾，木石怪巃𡵝。曙色嬌巢鳥，秋光冷砌蟲，苔侵雙屐綠，月到一樽紅。寂歷迴廊轉，縈紆小徑通，恍疑垂釣客，不亞住山翁。支許門前揖，求羊林下逢，鶴琴傳介節，詩禮屬宗工。先後箕裘映，輝光節鉞崇，尚衣方賜蟒，簪筆更乘驄。靜樹思何極，重雲望莫窮，肯堂思手澤，傾日想丹衷。幹老蟠根大，枝蕃湛露中，栽培多玉筍，溉灌及蘭叢，莫訝今猶昔，由來孝作忠。”《楝亭詩》是《紅樓夢新證》津津樂道之事，陳鵬年與曹寅又是如周汝昌所承認的“知感交好之人”，乃從陳鵬年《次韻答吳秋屏見寄》詩注中見其交往之跡，而不錄陳滄洲《楝亭詩》之作，這不是儀發而失嬙嗎?

屬於第三種情況的，那更未易覙縷，茲略舉其犖犖大者。如梅文鼎《績學堂詩鈔》卷四《同崑山徐道濟編修維揚卓鹿墟蕭徵義納涼於楝亭銀臺之真州寓樓》(戊子)七律一首，《真州奉陪荔軒銀臺竹村廷尉觀江頭打魚同卓鹿墟胡來章杜吹萬》(戊子)五古一首，《越三日立秋又奉陪江舟看雨》(同項景原程惟高卓鹿墟馬質公)(戊子)五古一首，又如顧嗣立《秀野草堂詩集》卷三十一(己丑三月至庚寅十二月)《真州訪曹鹺使荔軒留飲大椿軒即事》七律一首，詩中有注云：“先－夕，鹺使與鮑又昭唐序皇王植夫允文諸君江上打魚，各有吟詠。”又卷三十八(辛卯)《曹銀臺荔軒座上喜晤洪去蕪有詩見贈次韻奉酬》七律一首，又《和荔軒銀臺平山堂探梅各以姓名字號爲韻之作三首》七絕三首，如此等等，都可以更好地反映當時以文會友的樂事，然而《紅樓夢新證》於此都付之闕如。

八、道聽途說

道聽塗說，人云亦云，甚至於沒來源，“不加稱引，攘爲已有”，這在《紅樓夢新證》中屢見不鮮。茲各舉一例以明之。

屬於前者，《紅樓夢新證·附錄編》1121頁寫道：

第三項資料是胡大鏞《七寶樓詩集》，其中頗有幾處與《紅樓夢》有關的題詠，並記下了友人餘楠的某些談《紅》的情況。《詩集》爲大冊紅格佳紙精寫原本，殘存十四冊，編詩自道光十年始。……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胡作《雨夜得古香北地書書諸柬尾》五言律三首，有小序及細注引餘札中語，明白表示他們認爲小說所寫是北地而非南土。此一則，蒙張玄浩先生錄示。

案這則材料與實際情況頗有出入，胡大鏞《七寶樓詩集》，今殘存原稿十四冊，藏北京圖書館。卷二十七(辛亥)有《雨夜得古香北地書書尾》五律三首，而不是《雨夜得古香北地書書諸柬尾》，這首詩題有注寫道：“來書雲：‘訪得《紅樓夢》中大觀園故址，晤老衲爲賴大耳孫。’是真聞所未聞，夜雨無聊，拈句寄相思雲。”這組詩寫道：“尺書來日下，問訊到閒鷗。有分功名淡，奇情古蹟搜。殘僧感興廢，春夢誤溫柔。未必幹卿事，詞人慣買愁。”“閒愁消不盡，分贈素心人。入畫樓臺幻，無情草木春。三生慳好夢，一宿種前因。粉黛餘黃土，葬花冢可真。”“彷彿湘裙蝶，清流有斷橋。故宮悲瓦礫，野史話漁樵。(來札雲：“館舍埊仄如航。十里之遠，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平橋遠樹，中間有僧寮與故宮王府一二處；數與老衲話於其間，即所謂賴大耳孫也。”)命共桃花薄，魂隨柳絮消。天涯今夜雨，同夢憶迢迢。”這三首詩和兩條注，都可供談《紅》者參考。周汝昌同志不是在大談大觀園嗎?這組詩的題注，正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而“老衲爲賴大耳孫”云云，拿來印證《史事稽年》689頁所言：“此即賈府已許賴大之子開戶，雖賴大仍爲賈府管家，其子已不復以‘家生子’身份論矣”。——

屬於後者，《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353頁寫道：

秋，李煦至粵傳旨褒勞朱宏祚，並迎閔明我還自外洋。時煦爲暢春苑總管。張貞《杞田集》卷十葉六：“上念公(按指朱宏祚)勤勞於外，壬申秋特遣內務營造司員外郎董君殿邦、暢春苑總管李君煦至粵傳旨褒嘉，勞問甚渥。”迎閉事詳《正教奉褒》

器案：這裏所敘述褒嘉朱宏祚和迎閔明我二事，時間既前後顛倒，本末也交代不清。據黃伯祿編《正教奉褒》(光緒三十年甲辰孟秋月上海慈母堂第三次排印本)117頁：“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六月初十日，奉上諭：‘前閔明我領兵部諮文，差往西洋，今該回到，茲差安多到廣東澳門去接；若閔明我帶有精通天曆之西人，着取來京聽用，其餘隨便居住，特諭。’十四日，上諭：‘差董殿邦、李煦同安多往澳。’十六日，上諭：‘安多前病，氣力尚未全復，旱路難當，可以到濟寧州上船，帶殷鐸澤往杭州本天主堂，照前居住安養，後到澳門，往回慢走，特諭。’十七日，殷鐸澤、安多趨暢春園，謝恩辭行，蒙賜筵宴，並瓊玉膏一瓶。上諭殷鐸澤曰：‘你老人家，今有安多，並差官，作伴同回，朕可放心。’臨行，上又念其走路艱辛，命載之御舟，由河而出。”又118頁：“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閔明我回華覆命，奏陳遵旨會商各情。上嘉之，賞賚甚厚，仍令治歷供職。”按：閔明我，意大利國人，見《正教奉褒》69頁原注。其差往西洋，據《正教奉褒》90頁：“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上遣閔明我執兵部文泛海，由歐羅巴洲往俄羅斯京，會商交涉事宜。”從《正教奉褒》所載，我們看得很清楚，董、李奉命至粵有雙重使命，接受任務在六月十四日，至粵傳旨褒嘉朱宏祚在秋天；至於閔明我，此時尚未抵澳，故遲至康熙三十三年才“回華覆命”。周汝昌同志敘述此二事，前後都失其據，蓋亦未嘗一檢《正教奉褒》，而是從道聽塗說得來，並把從何人得來的消息也乾沒了。如周汝昌同志曾讀此書，他將會就在該書118頁“差董殿邦、李煦同安多往澳’條之後，“閔明我回華覆命”條之前，發現：“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五月，聖躬偶感瘧疾，張誠、白進、洪若，進金雞那(治瘧疾西藥)。一上派四大臣試驗，給瘧者服之，即愈。四大臣又自服，亦無恙。奏聞，上遂進用，不日即康豫。上欲旌張誠等忠愛，因於六月初九日，賜皇城西安門內廣廈一所，並派內大臣飭工修整，以便修士居住。”這條材料，具體地說明了康熙是怎樣得知金雞那並服用而治好他的瘧疾的。不僅此也，假如周汝昌同志讀過《正教奉褒》，又會在100頁發現：“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22月二十五日，聖駕幸江寧，進通濟門，畢嘉、洪若迎至上方橋遇駕，時大雨，畢嘉、洪若即跪橋邊恭迎。上一見，即勒馬垂問，……又問趙侍衛：‘這是那個?’侍衛啓奏：‘就是舊年萬歲召進京的。’上雲：‘是洪若麼?’隨諭：‘起來，起來，雨大，快些回去。’畢嘉、洪若即欽遵回堂。二十六日昧爽，畢嘉、洪若赴行宮，恭請聖安。……二十七早，上差御前一等哈鄔、侍衛趙齎捧黃袱，內包白金到堂，先叩拜天主，次傳畢嘉、洪若出廳，隨宣上諭，……畢嘉、洪若謝恩謹領。……卓午，畢嘉、洪若赴行宮謝恩。……回堂未幾，趙侍衛又奉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幾度?江寧幾度?’等語。畢嘉、洪若一一講述。趙侍衛即飛馬復旨。畢嘉、洪若，因匆遽回答，恐難詳悉，至晚戌初時，細觀天象，詳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繕具黃冊；二十八日早，趨詣行宮，進呈御覽。三月初一日，黎明，上臨行，頒賜珍饌三盤，差趙侍衛、鄔哈，齎送到堂；畢嘉、洪若即設香案，出門迎接，叩問上安。……趙侍衛雲：‘萬歲今日出太平門，不在堂過矣，二位先生要送聖駕，可先登舟候送。’言訖，辭去。畢嘉．洪若隨即出城，至儀鳳門登船，開到燕子磯時，御艦已掛帆江心，乃由儀徵，先至揚州灣頭恭候。初五日辰刻，御艦過灣頭，侍衛一見畢嘉、洪若即啓奏，隨傳旨命畢嘉船，附靠御舟。……奏對間，御艦已行十五里矣。上命趙侍衛送畢嘉、洪若過船，並蒙慰諭：‘來送已遠，前途船多難行，不必再送，可速回堂。’畢嘉、洪若謝恩，叩辭聖駕而回。”這段文章寫康熙第二次南巡，會見畢嘉、洪若的經過，有詳盡而具體的描述，較之展轉稗販《方豪文錄》，不更爲“文獻足徵”嗎?

九、數典忘祖

數典忘祖，大都由於缺乏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遇事淺嘗輒止,不求深入調查研究，是一種懶漢思想的反映。這種弊病，不僅不能深入地研究問題，有時，甚而大大地歪曲了歷史真實。這種情況，在《紅樓夢新證》中是相當普遍的，現在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其問

《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364頁寫道：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葉四十五引吳之驟詩：“我聞楝亭下，嘉樹影婆娑。書卷擁百城，尚友自吟哦。”按吳之騄驟，字鳴夏，號耳公，歙人，舉人，鎮江府學教授。有《桂留堂集》，未見。全詩是否詠楝亭，不詳，俟者補

器案：吳之騄這首詩是題張見陽《楝亭夜話圖》的，見陶梁編輯《紅豆樹館書畫記》卷四“手卷類”《國朝張見陽楝亭夜話圖》，共收了題跋十一首，吳詩是最末一首，現移錄於此：卷頭題署爲：“楝亭夜話見陽”，有“子安”、“杏花書屋”、“見陽無聲詩”、“見陽書畫”四印章。第一首爲曹寅詩，詩前有“楝亭”印章一，其詩頗與收入《楝亭詩鈔》卷二者有異同，蓋草創稿也，今附註於陶本之下，詩云：“紫雪冥漾楝花老，水曹(蛙鳴)廳事多青草，廬江太守訪故人，潯江(建康)並駕能傾倒。兩家門第皆列戟，中年領郡稍遲早，文氣(採)風流政有餘，相逢甚欲抒懷抱。於時亦有不速客，合座(坐)清嚴鬥炎煸，豈無炙鯉與寒鸚，不乏蒸梨兼瀹棗，二簋用享古則然，賓酬主 醉今誠少。憶昔宿衛明光宮，愣伽山人貌佼(姣)好，馬曹狗監只嘲難，而今觸緒復懷抱(痛傷枯槁)。交情獨剩張公子，晚識施君通紵縞，多聞直諒復奚疑，此樂不殊魚在藻，始覺詩書是坦途，未妨車轂當行潦。家家爭唱《飲水詞》，那蘭小字幾曾知?布袍(斑絲)廓落任安(誰同)在，說向(岑寂)名場此一(爾許)時。(按詩中重押“懷抱”二字。)”詩末有“曹寅”記名，及“真我”、“曹寅之印”二印章。詩末案語當出陶氏手，《楝亭詩鈔》已改正，陶氏未及檢校。第二首爲施世綸詩，詩前有“真亭”印章一，詩末有“施世綸”記名，及“施印世綸”、“潯江”二印章。詩見《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382頁。第三章爲張純惰詩，詩末有“張純惰”記名，及“見陽書畫”印章一。詩見《史事稽年》384頁，惟“清暇”陶本作“情暇”，“逆迓”陶本作“迎迓”。第四首爲顧貞觀詩，見《史事稽年》384頁，惟“草亭”陶本作“草堂”，“當丘壑”陶本“當’作“尚”，“藉”陶本作“借”，詩末印章爲“梁汾顧貞觀化峯圖書”。第五首爲王槩詩：“楝亭餘每坐清晝，牆隅小草濃蔭覆；楝乃水部手自栽，亭亦早歲攤書構。水部勞躅如文饒，青雲頓覺生庭皋，四壁貞珉金錯刀，雄文麗句凌奔濤。曲江才氣排垂瀆，楝亭夜集等空谷，唐渲宋槧任標舉，陸海潘江半臣僕。坐列鼎足才頡頏，潯江齒則遜廬陽，水部從容當主席，盡超吏治雄詞場。雞聲喔喔談未倦，歸復吮豪急洗硯，圖中尚帶燈燭光，光射當窗一株楝。次日流傳遍藝林，新詩妙畫雙南金，楝枝直作梧桐視，清峙時聞鸞鳳音。”詩末有“繡水王槩題”記名，及“王概之印”、“安節”二印章，《史事稽年》384頁僅從《藏書紀事詩》轉引六句，其數典忘祖一也。第六首爲王蓍詩，詩前有“二翮山”印章一，詩云：“往聞顧仲瑛，幽居多楸梧，曾留張勾曲，且招楊廉夫，燒炬勒洗杓，頓忘清夜徂，於是王黃鶴，爲作《夜話圖》，其上各題句，次日傳中吳。然皆枯槁士，話亦多癡迂，何若水部齋，坐兩經世儷，廬江與潯江，儼然龔、黃俱，才氣凌嵩、岱，彩筆抽珊瑚，所學奏奇效，比屋賡來蘇。時當治理暇，文會愜瑾瑜，論經奪戴席，博古探顧廚，鄰幾與君謨，風雅同步趨。(蔡君謨、江鄰幾口同燒炬觀宋中道書畫。)廬江工紀事，遂起爲操觚，點染雖水墨，亦復見眉須，疊席若 字，談笑閒喁煦。中庭樹樺燭，燭影照氍毹，童子捧錦照，以待考證需，竹不弄清影，中有楝一株。楝亭此夜話，民物多含濡，用以較仲瑛，秦晉笑小邾。荷公命題句，弁陋慚巴歙，行見主與客，坦步聯天衢，唐人《瀛洲圖》，霞採生衣襦，公尤風雅宗，一世推盤盂。”(分書)詩末有“丁丑皋月既望繡水王蓍”記名，及“王印蓍”、“ 艸父”二印章。第七首爲王方岐詩，詩前有“裏華山樵”印章－，詩云：“石頭城外水雲碧，石頭城裏秋月白，露葉霜枝尚未凋，青熒燈火傳階席。水部風流自昔聞，潯江刺史稱袖君，張星舊在天河上，一代才名動紫宸。此時正值風光好，壺尊小設相傾倒，拄頰齊談夜氣清，君卿捫舌淳于笑，漏鼓沈沈靜不譁，一天涼露沾庭草。張公汲古神明異，間窗翰墨常遊戲，竹石煙雲腕下生，臨摹更得前人意，共傳佳句與人看，瀟灑真如香案吏。三公蘭錡舊家風，兩郡爲官政績同，只今夜語空齋裏，會見沙堤道上逢。”詩末有“廣陵王方岐”記名，及“王印方岐，、“武徵”二印章。《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365頁引王方岐《楝亭詩》一首，與此非一事也。第八首爲姜兆熊詩，詩前有“芳樹齋，印章一，詩云：“今日文官不愛錢，無如廬陽刺史賢。更有潯江廉太守，水部文章稱三友，召、杜、龔、黃吏治同，才名子建傳來久。瑟瑟秋風下夕陽，主人愛客傾壺觴，楝花亭下談心處，坐久那知更漏長。三家門第真煇赫，累葉貂蟬承世澤，生來性癖厭繁華，論交自合同金石。詩中有畫畫中詩，披圖正復憶當時，人生勝事知多少，千古風流應在茲。”詩末有“會稽姜兆熊”記名，及“兆熊私印”、“芑貽”二印章。第九首爲顧彩詩，詩前有“闢疆園”印章一，詩云：“翦燭談心嗜好同，楝花亭敞月明中。碩交不愧鶯求友，異政俱宜鳳下空。茗碗味逾傳酒炙，侍兒頭任觸屏風。曾披《三笑圖》清絕，高論還應讓數公。’詩末有“梁溪顧彩”記名，及“顧彩之印”、“天石”二印章。《史事稽年》311頁引顧彩題《楝亭圖》詞一闋，與此亦非一事也。第十首爲蔣耘渚詩，詩前有“鷽笑”印章一，詩云：“楝花覆院露零溥，水部邀賓夜欲闌。揮麈論文遲月上，拂箋吟句到燈殘。何妨蓮社成三笑，復見蘭亭具二難。勝事未能常再得，披圖直作寫心看。”詩末有“醉裏蔣耘渚”記名，及“蔣耘渚”、“隺汀“二印章。第十一首即吳之騄詩，詩前有“忍辱山人”印章一，詩云：“我聞楝亭下，嘉樹影婆娑，書卷擁百城，尚友自吟哦。一朝德星聚，光焰耀庭柯，寶劍蛟龍合，精氣騰泉阿。開尊聚三益，樂事此時多，彩筆幹霄口(器案疑是“漢”字)，才思若奔河。相逢共傾倒，笑語兼切磨，卜晝還卜夜，同心發浩歌。微雲垂玉露，淡月籠金波，丹青圖勝事，古誼孰能過。努力聖明代，鼎峙功不磨。”詩末有“歙浦吳之騄”記名，及“吳印之騄”、“達庵”二印章。據此，則吳之騄號達庵，別號忍辱山人，其詩重押“磨”字，當是草創稿。《史事稽年》364頁僅從《藏書紀事詩》轉引四句，不知其爲《題楝亭夜話圖》，而非《題楝亭圖》也。

數典忘祖之弊，不僅如此而已，甚至還“捕風掠影，任意牽合”。《史事稽年》525—526頁寫道：

“李煦本年八月有因水災捐賑築堤之舉，陸奎勳爲作《築堤行》。”並引錄了《清詩鐸》所載的陸詩。

今案：陸奎勳所詠者爲李陳常而非李煦。《陸堂詩集》卷十《覺非小奠》(癸巳至甲申)《築堤行爲李鹺使作》，今舉其與《清詩鐸》有出入者，“命建新堤僉日諾”句下，《陸堂詩集》尚有“富商願輸銀，貧商甘奮身，畚鍤楗石紛如雲，登登夯杵聲相聞”。四句二十四字。“何羨芍藥之陂龍骨渠”句下，《陸堂詩集》尚有“前籲後喁歌夾路，豈知肝膽在平素，權貴斂手避秋曹，一筆勾除廣贍庫。五馬出郭爐然香，曩聞是舉眉飛揚。書生束髮飽經笥，誰無先憂後樂志，力苟弗贍時我違，頌酒賡花空老去。”十句七十字。“清風作頌屬吉甫，書績穹碑曜千古”二句作“清風何穆如，作誦非吉甫，更倩巨手韓、歐、蘇，書功穹碑曜千古”。注作“明年鹺使病歿，惜乎其事中止。”“陸堂詩集》系編年體，此詩列在丙申(一七一六)仲春詩作之前，其前一首爲《小除》作，則此當爲乙未詩，當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據雍正《兩淮鹽法志》卷二《職官》、嘉慶《兩淮鹽法志》卷三十四《職官》三、雍正《揚州府志》卷十t八《鹽法》、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

《職官志·文職》七，並載兩淮巡鹽御史，李陳常，康熙五十三、五十四年連任。方誌詩史，絲絲入扣。而且通過《陸堂詩集》，還知道李陳常於明年即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病歿；而李煦則是在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二月才病死於流放之地(李果《在亭叢稿》卷十一《前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管理蘇州織造李公行狀》)，時間相隔十三年。然而周汝昌同志竟然“錯認顏標作魯公”，把李陳常當成是李煦；而且“病疫”二字，《清詩鐸》原作“病歿”，周汝昌同志既認爲此詩是爲李煦作，故列入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而李煦實死於雍正七年，因而改爲“病疫”。

十、“前知五百年”

《紅樓夢新證·人物考》67頁寫道：“大家都沒有‘前知五百年’的本領，不獨是誰一個。”本來是嘛，然而周汝昌同志卻認爲明初人就有知道清朝“旗下”風俗的本領。《紅樓夢新證·引論》兒頁寫道：

在這裏，歷史知識和考證便成爲必要了。鄧文如(之誠)先生的《骨董瑣記》(原版)卷二葉二十三有一段話：“柴桑《京師偶記》引葉子奇《草木子》雲：‘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家童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買臊達子小口，以多爲勝，競相誇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按所云‘黑廝’，或即崑崙奴之類；所云‘𦟳達子’，乃指蒙古。

舊本23—24頁，標點全同，只是沒有夾註“原版”二字。我看到這裏，不禁大喫一驚，葉子奇這個明初的人真有“前知五百年”的本領，就知道滿清王朝“旗下貴家”的生活，實在難以想像!我找出鄧文如先生贈貽的那部《骨董瑣記》，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十一月初版，和濟印刷局排印本，沒有標點，不知道這個本子是不是周汝昌同志所說的“原版”。他的《舊本》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的，那時，加以標點的《骨董瑣記》尚未出版，那麼，這裏的標點無疑是出於周汝昌同志之手了。葉子奇《草木子》，有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自序，柴桑所引那段文章，見《草木子》卷之三下《雜制篇》，原文雲：“元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草木子》原文僅止於此。下文“今旗下貴家”至“女口倍之”六句二十九字是柴桑的話。“按所云‘黑廝’”以下四句二十一字是鄧之誠的話。這段文章，應該如此標點：

柴桑《京師偶記》引“葉子奇《草木子》雲：‘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家童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買𦟳臊達子小口，以多爲勝，競相誇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按所云“黑廝”，或即崑崙奴之類；所云“𦟳達子”，乃指蒙古。

也就是在《引論》11頁的下文，周汝昌同志寫道：“讀者起初几几乎真要相信了他。但一讀鄧先生的書，便覺啞然失笑了。”我現在一讀鄧先生的書，也不覺啞然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