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否听过壬午兵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壬午兵变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还要从光绪八年的六月开始说起，由于闵氏官员拖欠军饷和克扣军粮，激发了兵变。在大院君的巧妙诱导下，兵变于六月初九发展成武力驱逐闵党的政治行为。闵氏重臣多有死伤，闵妃本人亦受伤，侥幸化装成宫女逃出。如果仅此而已，不过韩国王室内部的小花边闹剧，充其量几条肥皂新闻。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介入了。

汉城兵变，就是这样一个借口！乱兵犯阙，影响所及，烧了日本的公使馆，并打死了几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率余众狼狈逃至仁川，搭乘英国军舰逃回国内。日本上下为之鼎沸。日本政府顺势决定立即派出海军前往朝鲜，同时集结陆军，作兴师问罪之举。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躲过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鹰眼。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与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被人合称曾门四弟子。光绪七年任驻日公使。此时黎庶昌一得到韩国动乱的消息，又看到了日本不正常的军事调度，立即急电北洋，呼吁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张树声接到电报倒也没敢马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上呈总理衙门，函请总署请旨出兵平乱。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树声以为够快了，薛福成却说：太慢！

为什么呢？就因为大清国的官场太朽钝，京津虽近，但几个部门上下左右之间，书函往来，也还是太费时间。只怕你这边圣旨没领到，人家日本已并吞三韩！所谓成非常之功，必以非常之策。当此十万火急之时，只能先斩后奏，一面申请，一面火速调北洋海陆军赴韩，而千万不能让日军先入汉城，挟制韩王。那样一来，琉球的悲剧就将重演。而大清国的损失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海军要立即出发，陆军也要随之集结，作第二梯队东渡，方可控制局面。又鉴于此次行动非比寻常，威慑之意重于作战，最好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不出兵则已，出兵就要出精锐。以海军言，首推李中堂从英国买来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以陆军言，首推精锐淮军。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张树声打了一辈子仗，还不懂这个吗？代理总督一声令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率超勇、扬威二舰并威远号训练舰，于二十五日鼓浪而东，同行的还有北洋的另一智囊马建忠。同时陆军与负责运输的轮船也开始集结。二十七日下午，丁汝昌一行抵仁川。当日夜，赶至月尾岛。而日本军舰金刚号也已抵达该岛。真是千钧一发。当是时，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早了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也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方反应如此迅速，实在大出日方意料之外。

兴师问罪的嘴脸遂一转为中日友好的恳谈。但马建忠深知，日本人的服软只是暂时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还看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首先讲述了此次兵变的来龙去脉，接着提出建议，他希望张树声能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

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

事实上，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

薛福成更深知大清国军事机器的朽钝，所以主张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一俟陆军登岸，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日本人也就失去了制造事端的依凭，最多也就是围绕使馆被烧与人员死伤问题，敲诈朝鲜赔些款罢了。

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我军又当如何处置呢？薛福成同样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并针对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拟订了备选方案：

一、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二、若日本已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避免与日本摊牌的同时迅速制服乱党，日本自然无话可说。若日本出而排解，我即当郑重告以中国属藩之争，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此乱事一平，日本便无计可施。

三、若不幸大院君已被日本抢先抓往东京。我方应一面在外交上郑重感谢日本代我平乱的辛苦，一面加紧调拨水陆精锐东渡，不动声色地剥夺日本的战果。最后以中方指导下的韩日和谈了局。

四、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

此书一上，立即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七月初七，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十二日至王京驻营。十三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十四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乱军。所谓的壬午兵变也就这样鼓息于转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