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並寫進黨章，使其成爲全黨在相當長時期內要完成的總任務。2018年是鄉村振興元年，認真總結一年來的進展及不足，對於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各個階段的奮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2018年的進展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行了部署。文件認爲，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最爲突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文件提出了三個階段的目標任務，即“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文件從脫貧攻堅、體制機制創新、人才支撐、投入保障、黨的領導等五個方面全面部署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2018年3月8日，習近平在參加全國兩會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五個振興”的科學論斷，即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這是習近平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和路徑的明確指示，對2018年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2018年4月3日，新組建的農業農村部正式掛牌，從而統籌了農業農村工作，使農業產業鏈管理更加統一；農業農村部可以根據生產要求進行土地整治規劃，對農業生產、鄉村振興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另外，鄉村振興需要充分利用各類土地，農業農村部的成立，可以統籌管理農村各類建設用地，使土地充分利用。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從構建鄉村振興新格局、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發展壯大鄉村產業、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繁榮發展鄉村文化、健全現代鄉村治理體系、保障和改善農村民生、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11個方面部署了2018—2022年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實施內容，具有極強的問題導向性和可操作性。

在法律層面上，一系列新修訂法律的通過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礎。2018年下半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修改後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解決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其中，《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把村民委員會的任期從原來的三年延長到五年，使其在一個任期內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完成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某一具體任務。《農村土地承包法》重點解決了三大問題：一是進城農民工的土地問題。新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國家保護進城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爲農戶進城落戶的條件。承包期內，承包農戶進城落戶的，引導支持其按照自願有償原則依法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將承包地交回發包方，也可以鼓勵其流轉土地經營權。”這就使進城落戶農民工沒有後顧之憂。二是落實了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的政策構想。新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條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爲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爲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爲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規定的耕地承包期屆滿後再延長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屆滿後依照前款規定相應延長。”通過再一次延長承包期限保障了“長久不變”。三是落實了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政策思路。新法第二章新增一節對土地經營權進行了規定，其第三十七條規定：“土地經營權人有權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佔有農村土地，自主開展農業生產經營並取得收益。” 第四十一條規定：“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爲五年以上的，當事人可以向登記機構申請土地經營權登記。”對經營權人的權益給予了比較充分的保護，有利於土地經營權流轉和現代農業發展。

相關部門也出臺了相應政策。2018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提出了“到2020年，實現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村莊環境基本乾淨整潔有序，村民環境與健康意識普遍增強”的行動目標。《方案》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全國劃分爲東部地區、中西部城市近郊區等有基礎、有條件的地區，中西部有較好基礎、基本具備條件的地區，地處偏遠、經濟欠發達等地區等三類地區，分別制定不同的行動目標，而不是按照慣常的做法簡單地劃分爲東、中、西部，從而使《方案》更具有可行性。《方案》還提出了“三年行動”重點任務，即推進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開展廁所糞污治理、梯次推進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強村莊規劃管理、完善建設和管護機制，抓住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牛鼻子”。

2018年9月30日，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印發了《鄉村振興科技支撐行動實施方案》，其核心內容是按照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推動科技創新導向的轉變和工作重心的調整，集聚科技、產業、金融、資本等各類創新要素，着力開展關鍵技術創新、生態循環模式創建、典型示範引領、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培育和體制機制創新，顯著提升科技對農業質量效益競爭力和農村生態環境改善的支撐水平，有力推動農業農村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支撐引領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此外，農業農村部還發布了《關於大力實施鄉村就業創業促進行動的通知》《關於開展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升級行動的通知》等，從不同角度促進鄉村振興的開展（上述法律、政策見表1）。

總的來看，2018年，法律和部門政策密集出臺，從不同角度共同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這些法律、政策結合在一起，基本上形成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撐體系。2018年是鄉村振興元年，有兩件突發事件對其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一個是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到農業農村發展的各個方面；另一個是非洲豬瘟，使出欄量下降接近5個百分點。然而，由於2018年的統計數據尚未完全公佈，要從數量上判斷2018年度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情況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依然可以從已經發布的信息中進行初步判斷。一是總體開局良好。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18年，農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均快於城鎮居民，恩格爾係數繼續下降；脫貧攻堅成效顯著，預計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超過1000萬人，280個左右貧困縣脫貧摘帽，280萬人易地扶貧搬遷建設任務順利完成。①糧食生產基本穩定，全年糧食總產量雖因夏糧、早稻減產有所下降，但減幅不大，仍穩定在13000億斤以上，處於歷史較高水平。②二是農產品貿易穩中有增。2018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2168.1億美元，同比增7.7%。其中，出口797.1億美元，增長5.5%；進口1371.0億美元，增長8.9%；貿易逆差573.8億美元，增長14.0%。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2018年，大豆進口8803.1萬噸，減少7.9%；而食用植物油則進口808.7萬噸，同比增長8.9%。③三是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生態宜居”初見成效，已經形成非農產業帶動型、農產品加工業帶動型、農業旅遊業融合帶動型、一二三產業融合帶動型和種植結構優化帶動型等多種模式。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做表面文章

很多地方把最容易見效的整頓村容村貌作爲鄉村振興開局之“第一腳”。誠然，中國城鄉差別表面上看主要表現在城鄉面貌的差距。據國家農業普查辦公室公佈的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截至2016年底，在23027萬農戶中，10995萬戶的飲用水爲經過淨化處理的自來水，佔47.7%；9572萬戶的飲用水爲受保護的井水和泉水，佔41.6%；2011萬戶的飲用水爲不受保護的井水和泉水，佔8.7%；130萬戶的飲用水爲江河湖泊水，佔0.6%；155萬戶的飲用水爲收集雨水，佔0.7%；67萬戶的飲用水爲桶裝水，佔0.3%；96萬戶飲用其他水源，佔0.4%。另外，使用水衝式衛生廁所的8339萬戶，佔36.2%；使用水衝式非衛生廁所的721萬戶，佔3.1%；使用衛生旱廁的2859萬戶，佔12.4%；使用普通旱廁的10639萬戶，佔46.2%；無廁所的469萬戶，佔2.0%。⑤可見城鄉生活條件差距依然很大，這也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生態宜居”要求提出了明確的方向。2018年，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對浙江省、江蘇省、吉林省、河南省、福建省進行了調研，發現很多地區正在朝着上述兩個方面努力，如吉林省延邊市農村旱廁改造已經初見成效，自來水入村入戶也正在普及。但這兩項工程的實施需要大量資金，因而相當多的地區在鄉村振興開局之年致力於整頓村容村貌，一般是縣鄉鎮政府給村委會補貼，由村委會出資招聘本村村民打掃街道、清理垃圾，並監督全體村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很多地方僅僅做了這些，進一步的工作無資金、無計劃，甚至無意識。

一些地方爲了村容村貌的整潔、美觀，委託建築設計機構設計統一的農房樣式供村民選擇。這些由城市建築設計機構設計的農房一般帶有歐式風格，並且強行推廣，農民建房必須從中選擇，這就造成一些農村建築歐化現象氾濫，民族風格逐漸失去主導地位，實際上不倫不類。還有一些地方在小村並大村過程中強行讓村民上樓，增加了村民的生活成本，極端情況是有的地區並村後最遠的土地距離村莊達10公里，這又增加了勞動成本。

（二）引進資本下鄉

長期看，內生性是最適應本地自然、經濟和社會資源，從而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但內生性發展需要本地企業家人才和資金支撐，而且短期內難以奏效。於是很多地方採取“借雞生蛋”的辦法，採取優惠政策引進外來資本。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構建農業產業化綜合體、田園綜合體、農業公園等大型農業項目進行招商引資，動輒投資數億甚至數十億元，流轉土地數千畝甚至數萬畝，一般採取整村甚至整鄉（鎮）推進的方式，而當地農民則被招聘進企業成爲農業工人。由於這類項目一般爲政府招商引資成果，所以農民利益基本能夠得到保障。

但從現實看，資本下鄉必然對土地非農化有所要求。一是企業下鄉大量圈地，所經營的項目必然是產加銷一體化，甚至加上旅遊、康養等，這就需要大量非農建設用地，包括加工設施用地、旅遊設施用地等。在地方非農建設用地指標有限的情況下，一般默許企業採取“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等方式，如先增加項目所在村的農村非農建設用地指標，再轉化爲企業用地；或者把農民集中居住（如上樓），置換出宅基地轉換爲建設用地。總之是蠶食農用土地。長期來看，如果允許這類項目大量擴張，18億畝耕地紅線岌岌可危。二是一般種養項目盈利水平很低，企業很難從中獲得超過農民自己種植的收益。何況目前的土地流轉費用很高，更使企業在農業項目上很難盈利。那麼，爲什麼還有大量企業熱衷於到農村流轉土地呢？調研中發現，對於那些以加工業爲主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流轉土地的目的大都在於獲取高質量和穩定的原料來源，如河南省某面粉加工企業，流轉了數萬畝土地種植高麪筋小麥。單從土地流轉、小麥種植環節，企業不僅沒有盈利，反而是虧損的。但由於自己種植小麥的質量高，企業生產的麪粉及其加工品就有較強的競爭力，因此，企業整體盈利水平是上升的。可見，這類企業流轉土地後踏踏實實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既沒有使土地非糧化，更沒有非農化。而對於那些把項目延伸到旅遊、康養領域的企業，則往往會暗中把農業項目轉化爲非農項目，如某企業流轉了數萬畝土地種植柑橘，按規定可以用一定土地建設農業設施用房，企業則把這部分用地用來建造別墅，每個別墅搭配一畝柑橘園。當然，由於這樣的土地不是非農建設用地，別墅也只能是“小產權”。一些地方清理的“大棚房”實際上就是這種性質的非法建築。

（三）農業旅遊化

自2015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來，充分挖掘農業的多功能性，實現農業“三產化”就成爲中國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2018年以來更是借鄉村振興之東風漸入佳境。農業旅遊化就是把農業自身的景觀作爲旅遊資源，經過適當加工、升級後吸引遊客，進而提升農業業態和價值。從各地實踐看，主要有以下三種具體做法。

第一，特色小鎮。它是各地依賴某一特色產業和特色環境因素（如地域特色、生態特色、文化特色等），打造的具有明確產業定位、文化內涵、旅遊特徵和一定社區功能的綜合開發項目，是旅遊景區、消費產業聚集區、新型城鎮化發展區三區合一，產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模式。特色小鎮的類型很多，如農旅結合型、傳統文化型、現代商貿型、文化創意型等，本文討論的主要是農旅結合型。這類特色小鎮建設的模式也有很多種類型，有的和現有歷史名鎮、經濟發展大鎮結合在一起，但更多的是選擇某一產業集中的村落，甚至在產業集聚區選擇一個適合非農設施建設的地塊進行投資。其實質是城市要素和鄉村要素的融合。現實中主要有葡萄酒小鎮、櫻花小鎮、草莓小鎮、西瓜小鎮等等。特色小鎮的特點主要有：以特色農業產業及環境資源爲基礎；以政府政策包括投融資支持爲依託；以產加銷一體化綜合開發爲手段；以優良的生態環境和農業旅遊爲出發點；以房地產開發爲盈利核心。可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投資企業，發展特色小鎮的目標並不是壯大農業產業，而是非農產業甚至房地產。

第二，田園綜合體。這是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新概念，是農業發展的一個嶄新形態，是新時期農業多功能性的實體性表現。不同於農業產業園、農業企業等單體組織，田園綜合體是在一個較大的區域或者流域，依據當地資源的獨特優勢而建立起來的集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初加工）、農業休閒觀光、農業體驗、農業教育等爲一體的綜合性、多功能、多主體組織系統。田園綜合體所開發利用的不僅僅是農業生產資源，還包括山嶺、河流、湖泊，甚至寺廟、牌匾、名人故居、農民住宅和地方美食、習俗、戲曲等。⑥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支持有條件的鄉村建設以農民合作社爲主要載體、讓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於一體的田園綜合體……。”可見，中央支持田園綜合體建設的前提條件是要以農民合作社爲主體。然而，在具體操作中，由於田園綜合體所涉及面積都很大，農民合作社無法提供足夠的資金，因此，各地基本都採取招商引資的方式，農民僅僅是土地的提供者。而且，由於各地在建設田園綜合體時主要側重於旅遊以及與之相關的房地產，農業反而成爲附屬產業。

第三，農業公園。不同於休閒農業和觀光農業，農業公園是在一定區域內，以農業及其設施景觀爲主，輔之以其他自然、人文景觀，集旅遊、休閒、採摘、教育、科普等功能爲一體，綜合性很強的特殊公園類型。從國家看，農業公園大都是主題公園，如建於1949年的荷蘭庫肯霍夫農業公園，就是以鬱金香爲主題。中國的農業公園於21世紀開始起步，也大都以某個地方農業發展特色爲主，如山東省蘭陵縣國家農業公園以蔬菜（蘭陵縣是蔬菜大縣）爲特色，河南省林州市紅旗渠國家農業公園以聞名中外的紅旗渠及其景觀爲特色，大都集觀光和採摘爲一體。

2018年以來，很多地方把農業公園建設作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從而掀起了一股農業公園建設熱潮。但是，即使從全世界情況看，農業公園也主要是展示本區域農業發展的成就和特色，其產品生產功能並不突出。農業公園的本質是把農業資源用於旅遊和休閒。因此，一些地區試圖把農業公園建設作爲農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實際上是很難奏效的，其結果很可能是浪費掉一部分農業資源。

除了上述三種做法，各地在近年來開始的美麗鄉村建設，從2018年開始轉變爲生態宜居建設，實際上大都帶有農業旅遊化或“三產化”的影子，起碼從當前效果看，並未有效促進農業自身的發展。實際上，中國的農業三產融合是借鑑日本農業“六產化”的做法，其實質就是挖掘農業的多功能性，提高農民收入。從日本以及後來學習日本這一經驗的韓國情況看，通過實行三產融合發展，農業資源能夠得到充分利用，農民的收入能夠得到提高，但過分“三產化”也使得農業更加碎片化，農業產出整體減少，農產品自給率大幅度下降。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農業大國，農業的最主要功能當然是提供充足的農產品，發揮農業多功能性只能在不影響這一基本功能發揮的前提下進行。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可以充分發揮農業多功能性，通過農業“三產化”提升農民收入水平，而且，優美的生產、生活環境本來就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從中央政府的層面看，一定要從農產品供求的大局出發，掌握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節奏，尤其要嚴防農業過分“三產化”。

三、發展趨勢

上述分析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一年來取得的進展和存在的主要問題。按照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劃的2020、2035、2050年三個階段的目標任務，這一戰略的實施起碼要到2035年才能夠看到明顯效果。本文總結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提醒有關部門關注戰略實施方向，不要在一開始就偏離大方向。本文認爲，從長期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然呈現出三大趨勢，即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綜合發展。

（一）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可見，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條件。這是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實行農業向工業傾斜、農村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戰略所導致的。計算結果表明，1952—1997年的46年間，農民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爲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12638億元，平均每年274.7億元。一般認爲，上個世紀末期到本世紀初期，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逐漸變得微不足道了。但在體制轉型的特殊時期，我國農民仍然以“暗稅”的方式爲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包括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貢獻。⑦這就使得中國農業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較弱，必須依靠“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在政策安排上實現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才能實現中國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轉變，進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2018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總結交流各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經驗，研究落實明後兩年“三農”工作必須完成的硬任務，部署2019年農業農村工作，討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討論稿）》，推進落實了十九大的部署。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就要在資金投入、產業佈局、勞動力就業、基礎設施建設等各個方面偏向於農業農村，逐漸矯正二者之間的失衡狀態，最終實現均衡發展。因此可以肯定，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將會是中國農業農村政策的基本點。

（二）堅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部署，但由於2018年很快轉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上來，所以改革遠遠沒有到位。在鄉村振興戰略框架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平衡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有效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農產品供給不充分、不平衡之間的矛盾。具體說來，主要是解決以下三方面問題。

第一，優化進口結構。包括農產品進口的品種結構和國別結構。前者指由於很多農產品之間具有替代關係，因而可以根據價格、國際市場可能進口的數量、關稅配額、國家關係、地緣政治等因素確定進口某種產品的數量，不足的可以進口替代品。如中國進口玉米主要用作飼料，而玉米是有進口配額的，因此近年來大麥、高粱進口呈遞增趨勢（少數年份除外），主要是替代玉米進口的不足。玉米酒糟（DDGs）的進口也是替代玉米。在中國進口的農產品中，從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家進口數量較大，如2017年中國進口的大豆有34.39%來自美國。在中美貿易摩擦中，中國把提高美國大豆進口關稅作爲反制措施之一，儘管是有效的，但中國對大豆的消費是剛性的，其結果必然是要麼增加從其他國家進口的數量，要麼增加替代品（如植物油和玉米）。2018年中國農產品進口結構實際上表現了這一特點。可見，在國際經貿形勢不穩定的情況下，多方決定進口國別，不過度依賴某一國家已經成爲中國作爲農產品進口大國的必然選擇。

第二，優化品質結構。品質低是當前中國農產品供給存在的最突出問題之一。如在多年來進口的小麥中，總有一部分高麪筋小麥、一部分低麪筋小麥，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國內生產的這兩類特殊小麥要麼品質不夠，要麼形成不了有效供給。2018年，中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係數已經達到28.4%，整體上進入富足階段，人們對高質量農產品的要求越來越多，國內供給的嚴重不足也是導致農產品進口量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品質低還影響出口。如蔬菜是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優勢產品，近年來由於農殘等質量問題，出口競爭力有下降態勢。2018年蔬菜出口同比減少1.8%，而進口則同比增加50.0%，貿易順差同比減少3.7%。優化品質結構首先要從長期以來的重視產量到產量和質量並重；其次要用價格手段擯棄低質量品種，大力發展優質農產品；最後要大力推廣配方施肥，堅決杜絕化肥、農藥的無效施用，並儘快從零增長向負增長轉變。

第三，延長產業鏈。調研發現，當前小農戶對社會化服務需求有着較爲明確的指向，產中各環節服務的滿足程度較高，而產前和產後環節的服務需求仍遠遠得不到滿足。因此，延長產業鏈主要是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而當前最急需的是產地初加工產業，當前農民最需要的是烘乾、儲藏等農產品產地初加工服務。據專家測算，我國每年因農戶儲糧方式不當造成糧食損失400億斤左右（按農戶儲糧佔50%左右測算），產後損耗馬鈴薯約1600萬噸，水果約1400萬噸，蔬菜約1億噸。如果糧食、水果每噸按2000元計算，馬鈴薯和蔬菜按每噸1000元計算，摺合經濟損失約3000億元。按目前單產水平推算，相當於全國每年有1.5億畝耕地的投入和產出被損失掉了。特別是在一些糧食主產區，由於缺乏規模化糧食產後處理設施，傳統的農戶小規模分散晾曬和儲糧的方式已造成極大損失。如2016年受降雨天氣影響，安徽省小麥受潮嚴重，滁州市80%的新麥達不到國家標準而難以入庫；2015年江蘇省規模經營大戶因沒有晾曬、烘乾能力，稻穀未能及時收割，遭遇大雪天氣出現了“雪壓稻”現象，導致黃粒米超標率高達90%。此外，由於得不到及時的產後加工，數量巨大的鮮活農產品腐爛變質，產生大量廢水、廢氣和垃圾，不僅會滋生蚊蠅、傳播疾病，還會污染地下水源和河流，損害城鄉生態環境，威脅居民身體健康。爲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發展產地初加工勢在必行。

（三）堅持農業農村現代化綜合發展

早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就提出了農業現代化問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無論政策思路還是理論研究都比較清晰。理論界早就提出一套完整的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⑧而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既包括農業現代化，也包括農村現代化，那麼，農村現代化包括哪些內容，至今無論理論上還是政策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以至於很多地方往往僅僅聚焦於村莊建設。本文認爲，在近期內，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核心有三大方面。

第一，以信息化爲先導。信息化已經深刻地影響到社會經濟系統的各個方面，正在並且必將對農業農村發展產生重大助推作用。隨着物聯網、5G平臺的廣泛應用，農業生產方式必將發生革命性變化，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在信息化的框架下成爲可能；電子商務已經改變了農產品交易方式，而且助力偏遠地區農產品外銷，從而對貧困地區農業現代化起到彎道超車的作用；智慧農村社區的出現使人人都可以參與農村社區治理，促進法治、自治、德治的有機結合。藉助信息化必將成爲新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顯著特點。

第二，農業現代化依然要以機械化爲核心。進入新世紀以來，農產品成本居高不下，而機械化對降低成本起到了關鍵作用。那些綜合機械化水平低的作物大都由於人工成本高而失去競爭力，如甘蔗、油菜等。新時期的農業機械化需要關注：一是智能化。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方向必然是智能化，而且是智能化的機械和物聯網相結合，能夠有效解決農業生產過程中遇到的諸如勞動力成本高、地塊小等難題。二是四大“薄弱”。包括薄弱作物，如前述甘蔗、油菜等目前機械化水平較低的作物；薄弱領域，如溫室機械化，目前大棚和溫室主要使用人力，機械投入嚴重不足，致使溫室產生的產品成本居高不下；薄弱環節，如水稻的插秧環節等；薄弱地區，主要是那些丘陵和半山區，農業機械使用水平低，要推廣適合這些地區使用的農業機械。

第三，農村現代化要以鄉村治理爲核心。鄉村治理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問題，即在大量勞動力外出的情況下誰來治理鄉村。從近年來各地的做法看，主要有三種方式：培養和選舉那些返鄉創業的青年農民擔任村“兩委”領導，這些人往往可以把在外打工學習到的外地經驗用於本村經濟社會發展；選舉本地企業家擔任村“兩委”領導，他們經濟實力雄厚，能夠帶領本村農民脫貧致富；留住到村任職的高校大學畢業生，使他們在農村“紮根”，這些人的觀念新、思路多，相當一部分已經在村級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突出的示範帶動作用。只有解決了“誰來治理”問題，“怎樣治理”就會迎刃而解。

文章來源：孔祥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進展、問題與趨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