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超级影迷，是眷恋故乡的旅行者，是开拖拉机的戛纳电影节掌门人。

是枝裕和导演泪洒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领取最高荣誉奖的新闻图片上，站在他旁边抚着他肩膀的是蒂耶里·福茂，戛纳电影节现任总监，他也在现场，为这位今年刚刚获得金棕榈奖的导演喝彩，那副黑框眼镜是他的招牌标识。

这位58岁的戛纳掌门人有一种特别的活力。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前一晚刚落地上海，大概还没有倒完时差，说话缓慢，像闯入外星球的宇航员正在寻找自身的重力平衡，又像在享受着这种失重。再次见到他，他患了感冒。三十度的高温天，他在黑衬衫外面套着黑色的厚毛衣向感冒药坚决说“不！”再后来是在记者会开场前五分钟，他从酒店电梯间走进大堂，短短几十米，宛如脚下有无形红毯，健步走来，礼仪优雅，十足的绅士派头。

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太能说、太会说了，“全然不似在书里那样文绉绉掉书袋，没有在电影节红毯另一端迎接电影人的派头十足……”但若纯聊电影，他就是超级热忱、配合、幽默、滔滔不绝的优秀受访者，我曾目睹他接受年轻的中国记者足足四十五分钟专访的全过程，不但毫无倦意，而且越聊越嗨，给人一种“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的专业印象。

他从容、多面、机敏，既是超级影迷，又是戛纳电影节掌门人，还兼任里昂卢米埃尔中心的总监。他在《我与戛纳》这部大部头日记中记下：新年第一天收到来自“在香港最早开始新的一天的王家卫”发来的第一条祝福。到了第二年年底，他将卢米埃尔大奖颁给了王家卫。小细节丰富了大事件。

他热爱环游世界，更挚爱故乡小城，对里昂，对卢米埃尔中心所在的“第一电影路”同时也是电影诞生地充满了眷恋。他曾经拒绝戛纳电影节，甚至拒绝担任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的邀请，只因不愿离开里昂。直到戛纳前主席吉尔·雅各布答应他可以留在里昂，每周只需去巴黎的戛纳电影节总部工作三天，他才接受了这份差事。

他在日记里谈到故乡里昂这座宜居小城的山谷、树林、农场以及他与戛纳的前世今生，他说他从未远离这座小城，也永远不可能离开这里，“我无法斩断与那些生我养我的地方的关联，同时，对自己所到之处心生依恋”。这是一位拥有私人农场的影迷。晚上，上床睡觉前，“我在月光的照耀下在屋子里走了一圈，满月光辉勾勒出了韦科尔山的轮廓，在伊泽尔平原投下了昏暗幽蓝的光”。这一天，他开了一整天的拖拉机，为了听听引擎的声音，“这个引擎使我生出的感动堪比最近重新看到贝托鲁奇在《1900》里讲述的农民的世纪”。

他是开拖拉机的戛纳电影节掌门人，“我到仓库里启动了一堆闲置的机器，包括一辆吉普车、三台切割机、一台灌木铲除机和一台刈草机。一切都运转正常。短暂的一时兴起，我在黄昏时又外出散步了。”甚至在戛纳红毯上，他和克鲁尼的聊天内容居然也是拖拉机，克鲁尼会给他看手机里的拖拉机：“这是我妻子送给我的，一台久保田！”

这就是日记独特的优势，在表面的随机无序中贯彻着某种生活方式。你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如何与人相处……决定了你会选择怎样看电影。读者将在《我与戛纳》中读到两千多个人物、三千多部电影，作者谈及的话题和爱好，从拖拉机到摇滚、古典音乐、足球、美食、骑行、旅行、谈判……百川归一，都归于如何理解电影、评判电影、守卫电影，如何既狡猾又坚定地守护属于他的心灵家园和生活方式。（陶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