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超級影迷，是眷戀故鄉的旅行者，是開拖拉機的戛納電影節掌門人。

是枝裕和導演淚灑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領取最高榮譽獎的新聞圖片上，站在他旁邊撫着他肩膀的是蒂耶裏·福茂，戛納電影節現任總監，他也在現場，爲這位今年剛剛獲得金棕櫚獎的導演喝彩，那副黑框眼鏡是他的招牌標識。

這位58歲的戛納掌門人有一種特別的活力。我想起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前一晚剛落地上海，大概還沒有倒完時差，說話緩慢，像闖入外星球的宇航員正在尋找自身的重力平衡，又像在享受着這種失重。再次見到他，他患了感冒。三十度的高溫天，他在黑襯衫外面套着黑色的厚毛衣向感冒藥堅決說“不！”再後來是在記者會開場前五分鐘，他從酒店電梯間走進大堂，短短几十米，宛如腳下有無形紅毯，健步走來，禮儀優雅，十足的紳士派頭。

採訪過他的記者說，他太能說、太會說了，“全然不似在書裏那樣文縐縐掉書袋，沒有在電影節紅毯另一端迎接電影人的派頭十足……”但若純聊電影，他就是超級熱忱、配合、幽默、滔滔不絕的優秀受訪者，我曾目睹他接受年輕的中國記者足足四十五分鐘專訪的全過程，不但毫無倦意，而且越聊越嗨，給人一種“我就是爲這個而來的”的專業印象。

他從容、多面、機敏，既是超級影迷，又是戛納電影節掌門人，還兼任里昂盧米埃爾中心的總監。他在《我與戛納》這部大部頭日記中記下：新年第一天收到來自“在香港最早開始新的一天的王家衛”發來的第一條祝福。到了第二年年底，他將盧米埃爾大獎頒給了王家衛。小細節豐富了大事件。

他熱愛環遊世界，更摯愛故鄉小城，對里昂，對盧米埃爾中心所在的“第一電影路”同時也是電影誕生地充滿了眷戀。他曾經拒絕戛納電影節，甚至拒絕擔任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的邀請，只因不願離開里昂。直到戛納前主席吉爾·雅各布答應他可以留在里昂，每週只需去巴黎的戛納電影節總部工作三天，他才接受了這份差事。

他在日記裏談到故鄉里昂這座宜居小城的山谷、樹林、農場以及他與戛納的前世今生，他說他從未遠離這座小城，也永遠不可能離開這裏，“我無法斬斷與那些生我養我的地方的關聯，同時，對自己所到之處心生依戀”。這是一位擁有私人農場的影迷。晚上，上牀睡覺前，“我在月光的照耀下在屋子裏走了一圈，滿月光輝勾勒出了韋科爾山的輪廓，在伊澤爾平原投下了昏暗幽藍的光”。這一天，他開了一整天的拖拉機，爲了聽聽引擎的聲音，“這個引擎使我生出的感動堪比最近重新看到貝託魯奇在《1900》裏講述的農民的世紀”。

他是開拖拉機的戛納電影節掌門人，“我到倉庫裏啓動了一堆閒置的機器，包括一輛吉普車、三臺切割機、一臺灌木鏟除機和一臺刈草機。一切都運轉正常。短暫的一時興起，我在黃昏時又外出散步了。”甚至在戛納紅毯上，他和克魯尼的聊天內容居然也是拖拉機，克魯尼會給他看手機裏的拖拉機：“這是我妻子送給我的，一臺久保田！”

這就是日記獨特的優勢，在表面的隨機無序中貫徹着某種生活方式。你是什麼樣的人，怎樣生活，如何與人相處……決定了你會選擇怎樣看電影。讀者將在《我與戛納》中讀到兩千多個人物、三千多部電影，作者談及的話題和愛好，從拖拉機到搖滾、古典音樂、足球、美食、騎行、旅行、談判……百川歸一，都歸於如何理解電影、評判電影、守衛電影，如何既狡猾又堅定地守護屬於他的心靈家園和生活方式。（陶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