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更加自觉地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ce8a9c432484ee3be07244394b8dd9f\"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2\"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来。

"\u003C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导读 \u003C\u002Fstrong\u003E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共产主义。\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正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主席从事调查研究，早在他的学生时代已初见端倪。当时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个学校具有“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该校规定的“教养学生要点”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理，察社会之情况。在他曾寄读的岳麓书院讲堂正门上，悬挂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横匾。\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这些都给青年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崇尚清朝顾炎武等人朴素唯物主义的“实学”（与程朱的唯心主义“理学”相对立）和王夫之的“行先知后”学说。当时的中国处在列强侵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状态，更加强了毛泽东了解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他常对同学们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社会的实际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f30aee43f4f4235af3c2bc97ae7df70\"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1\"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当教师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形同乞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个县，游历了半个多月。⑴ 这些经历与他后来养成调查研究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更加自觉地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下面集中地介绍其中最著名的、留下比较完整材料的调查研究范例：一是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于1927年在湖南进行的农民运动调查；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据地（“苏区”）进行的基层调查。\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一）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农民运动的兴起和政治路线的严重分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5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南方一些地方的农民运动开始兴起。1926年10月，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大力开展起来。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然后由这些重点地区向西南、东南、华中等地区逐步扩展，带动全局。这个计划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中共中央农委的领导下，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民、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湖南全省的农民群众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fan，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止被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ce8a9c432484ee3be07244394b8dd9f\"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2\"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是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决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决议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深入的调查和有力的答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分歧，如何作出决断？毛泽东反复考虑，应该下去调查研究，把事实切实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他很快从汉口到了长沙。\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c1b8a56b96624847acd782b86e6af3c3\" img_width=\"400\" img_height=\"256\"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大力支持农民运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du，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而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所谓‘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于是，他决心写一篇详细而扎实的报告，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响亮的呼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列举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一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二是政治上打击地主；三是经济上打击地主；四是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五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六是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七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八是普及政治宣传；九是农民诸禁（禁牌、禁du、禁鸦片等）；十是清匪；十一是废苛捐；十二是文化运动；十三是合作运动；十四是修道路、修塘坝。报告指出：所有这些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澎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不容易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我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证明，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阐明的解放农民、依靠农民、充分发挥农民革命积极性的光辉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被国民党的fan动潮流所吓到，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的地位。1927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d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地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二）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农民革命斗争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农民群众得了土地，掌握了政权和武装，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这时，过去那种右倾思想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工作中又出现了某些“左”的倾向，如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把富裕中农当作富农，这样就不能团结大多数。如何形成一套正确的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还有如何正确的解决工商业问题，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战争的紧张环境，当时的调查研究只能在战争的某些间隙中进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deb08ab731bf431196f767275f22eded\" img_width=\"400\" img_height=\"302\"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1930：如何正确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对待工商业问题\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九三0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利用这个少有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这正是“我对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指出，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1d0d7f556ee45209493117d081f4091\"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87\"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第三，调查了土地税征收情况，“苏维埃”的情况，包括区政府、乡政府、村政府的情况。第四，调查了农村军事化的情况，包括赤卫队、童子军、纠察队、军事预备队、区特务营和红军独立团的情况。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1933：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正确划分农村阶级问题\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深入土地改革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同时，如何加强工农政权的建设摆上了重要的议程。毛泽东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就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由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这次调查中，还调查了合作社运动，包括村社、区社、县社的情况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才溪乡的调查报告中，毛泽东特别重视乡政权下面最基层的村政权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些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在这次调查中，还调查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物价和文化教育的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feadab2cfd54414bbe25bd8456c0036\" img_width=\"518\" img_height=\"300\"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由于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作战中，各地土地革命工作发展不平衡；也由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伤害中农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区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发动了查田运动，要求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贯彻党的阶级政策。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改革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在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临时中央政府的文件中还要求：“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这样打击面就缩小了，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提出了如何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成分的标准。它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⑸\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新中国建立之后，毛主席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变化，他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亲自到基层直接向群众作调查了。但他经常召集了解情况的各个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听取汇报。例如，1956年4月他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他在几个月中先后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问题，加以分析和综合而写成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他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写出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外出考察，在途中请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到他乘坐的专列上谈话，了解情况。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这些，就不多说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3abe6c24d0804506b72d1eea4eb1ada6\"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9\"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主席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还着重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⑹ 马克思青年时代在进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就对摩塞尔河等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后来还亲自组织和指导第一国际各国支部的调查统计工作，直到他的暮年，又写出了著名的《工人调查表》，包括100条调查提问。⑺ 这个“调查表”写得如此符合实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实际应用。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时间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他把调查的结果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⑻ 被列宁称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所有这些，同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八角楼的灯光）\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740787098543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