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澤東投身革命後，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更加自覺地就許多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ce8a9c432484ee3be07244394b8dd9f\"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2\"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關於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來。

"\u003C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導讀 \u003C\u002Fstrong\u003E 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共產主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正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主席從事調查研究，早在他的學生時代已初見端倪。當時他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這個學校具有“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該校規定的“教養學生要點”裏，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理，察社會之情況。在他曾寄讀的嶽麓書院講堂正門上，懸掛着“實事求是”四個大字的橫匾。\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些都給青年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崇尚清朝顧炎武等人樸素唯物主義的“實學”（與程朱的唯心主義“理學”相對立）和王夫之的“行先知後”學說。當時的中國處在列強侵略、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狀態，更加強了毛澤東瞭解和改造社會的願望。他常對同學們說，不僅要讀“有字之書”，而且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社會的實際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f30aee43f4f4235af3c2bc97ae7df70\"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1\"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17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當教師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着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外出“遊學”。湖南俗話，稱“遊學”爲“打秋風”。指窮知識分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里的土財東，換幾個錢餬口，形同乞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遊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回到一師，讀過毛澤東遊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爲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游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裏拍了一張照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樣的“遊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個縣，遊歷了半個多月。⑴ 這些經歷與他後來養成調查研究作風有着密切的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澤東投身革命後，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更加自覺地就許多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下面集中地介紹其中最著名的、留下比較完整材料的調查研究範例：一是第一次革命戰爭時期，於1927年在湖南進行的農民運動調查；二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於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據地（“蘇區”）進行的基層調查。\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一）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農民運動的興起和政治路線的嚴重分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5年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南方一些地方的農民運動開始興起。1926年10月，毛澤東被中共中央任命爲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他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擬定《目前農運計劃》，並於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批准。這個《計劃》提出，農民運動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條件而又在國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大力開展起來。因爲這四省是北伐戰爭準備首先推進的地區，發展這裏的農民革命，就從根本上瓦解了軍閥統治的社會基礎。然後由這些重點地區向西南、東南、華中等地區逐步擴展，帶動全局。這個計劃使全黨的農運工作有了一條具體的行動路線。\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中共中央農委的領導下，隨着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畢業於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民、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學員回湖南後，成爲農運骨幹。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有二百零三人，農民協會會員從四十萬人激增到二百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人，湖南全省的農民羣衆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組織起來。凡有農協的地方，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展開了減租減息的經濟鬥爭，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縣成立縣務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有農協和工會的代表，羣衆團體實際上已參與政權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像急風暴雨般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人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成了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國民黨右派，包括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坐不住了。“農民在鄉里造fan，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譁”。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是“擾亂了北伐後方”。一些中間派分子也開始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防止被人利用。聯合陣線內部潛伏的危機越來越表面化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ce8a9c432484ee3be07244394b8dd9f\"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2\"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關於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的身份在漢口參加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案說：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衆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衆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個分析，會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衆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事實上，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和他的日益向右，是他所代表的階級本質決定的，決不是這種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決議推行的實際結果，只是單方面地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工農羣衆的利益。在會上，陳獨秀還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以十二月會議爲標誌，毛澤東對陳獨秀右傾政策的懷疑越來越深了。陳獨秀本來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國社會階級關係和農民運動等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毛澤東已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武裝。當然，他這時的考慮並不成熟，對陳獨秀的觀點一時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幾個月後他曾解釋說：我後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着我成立的。我素以爲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深入的調查和有力的答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面對着這樣嚴重的分歧，如何作出決斷？毛澤東反覆考慮，應該下去調查研究，把事實切實弄清楚。帶着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問題，他決心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恰好在這時，他收到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電：“先生對於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感禱！”他很快從漢口到了長沙。\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接着，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下鄉考察農民運動。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開始，毛澤東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農村革命的沸騰生活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親眼看到許多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c1b8a56b96624847acd782b86e6af3c3\" img_width=\"400\" img_height=\"256\"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韶山，他聽說長期騎在農民頭上的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牙牀，農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滾。聞訊趕來的寧鄉縣高露鄉的農會幹部告訴他，這個鄉的國民黨區分部實行的是“二民主義”，因爲他們取消平糶米，還把領頭爭取平糶的鞋匠關進縣監獄，取消了“民生主義”。在銀田寺，人們告訴他原團防局長湯峻巖等自民國二年以來就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殺的竟是兩個無辜的乞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湘鄉縣，農會幹部彙報，有個大土豪逃到長沙，到處攻擊農民運動，說“那些一字不識的黑腳杆子，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也當了區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弄得鄉里不安寧”；留在鄉下的小劣紳怕打入另冊，卻願意出十塊錢要求參加農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衡山縣白果鄉，人們告訴他，農會掌了權，土豪劣紳不敢說半個“不”字；婦女們也成羣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喫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也有壞消息：當他到衡山縣城時，得知縣監獄裏竟關着一些鄉農協委員長和委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醴陵縣，農民告訴他，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後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兒子送到何鍵的部隊裏去。毛澤東還在醴陵見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羅在這裏擔任中共的縣委書記，大力支持農民運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許多地方，他還看到農會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給他們戴高帽子游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打擊地主，不准他們加租加押，不準退佃；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菸禁du，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纔剛剛開始。這些新鮮活潑的生動事情，使毛澤東大大打開了眼界，爲之興奮不已；而社會上出現的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也使他憂慮不已。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更清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二月五日，他回到長沙後，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緊接着，中共湖南區委和省農協，在實踐中糾正了右傾偏向，從而爲幾個月後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羣衆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簡要報告考察行程後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完全不同，始發見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報告了自己在考察過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所謂‘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毛澤東還在《報告》中提出了十點意見。他是多麼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這些來自革命實踐的呼聲啊！然而，這封信對以陳獨秀爲首的黨中央並沒有發生作用。於是，他決心寫一篇詳細而紮實的報告，向全黨、全社會發出響亮的呼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很快寫成了，有兩萬多字。“報告”列舉了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一是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二是政治上打擊地主；三是經濟上打擊地主；四是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五是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六是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七是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八是普及政治宣傳；九是農民諸禁（禁牌、禁du、禁鴉片等）；十是清匪；十一是廢苛捐；十二是文化運動；十三是合作運動；十四是修道路、修塘壩。報告指出：所有這些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說農民革命“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週刊首次刊登了該文的部分章節。十二日，《嚮導》週刊發表了部分章節。隨後許多報刊相繼轉載。四月，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爲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由長江書店印發。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員瞿秋白爲這本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他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澎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在這篇《序言》裏，瞿秋白還給了毛澤東和澎湃一個稱號：“農民運動的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個不容易解決好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我國革命的長期實踐證明，毛主席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闡明的解放農民、依靠農民、充分發揮農民革命積極性的光輝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黨內以陳獨秀爲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被國民黨的fan動潮流所嚇到，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農民革命鬥爭。爲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的地位。1927年夏季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d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地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二）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據地的調查研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中，農民革命鬥爭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發展。封建土地制度被消滅，農民羣衆得了土地，掌握了政權和武裝，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大爲提高，多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兵“圍剿”，使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這時，過去那種右傾思想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在工作中又出現了某些“左”的傾向，如有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甚至把富裕中農當作富農，這樣就不能團結大多數。如何形成一套正確的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還有如何正確的解決工商業問題，都是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由於戰爭的緊張環境，當時的調查研究只能在戰爭的某些間隙中進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deb08ab731bf431196f767275f22eded\" img_width=\"400\" img_height=\"302\"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1930：如何正確地進行土地改革和對待工商業問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九三0年五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在這裏停留了一個月，環境比較安定。毛澤東利用這個少有的機會，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調查研究。這是他以前還沒有過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性很明確。毛澤東說：這正是“我對中國的富農問題還沒有全般瞭解的時候，同時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參加調查會的有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尋烏這個縣，正介於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明白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爲制訂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爲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他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僱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飢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僱農一定陷於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但他還有不滿足的地方，覺得：“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僱農與流氓。”\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澤東在這次調查中指出，適應正在變化的客觀環境，調查工作不能只偏於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幹部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鬥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1d0d7f556ee45209493117d081f4091\"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87\"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澤東在這年十月又做過興國調查。這次調查的特點是：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第三，調查了土地稅徵收情況，“蘇維埃”的情況，包括區政府、鄉政府、村政府的情況。第四，調查了農村軍事化的情況，包括赤衛隊、童子軍、糾察隊、軍事預備隊、區特務營和紅軍獨立團的情況。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1933：如何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和正確劃分農村階級問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深入土地改革和發展根據地經濟的同時，如何加強工農政權的建設擺上了重要的議程。毛澤東認爲，一切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行，主要是在鄉這一級。那末，他們應該怎樣進行工作呢？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就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下旬，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後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這兩個點進行實地調查，總結典型經驗，來推動全局工作。他召開由各方面人物參加的調查會，走訪貧苦農民家庭和紅軍家屬，同農民一起勞動，在勞動過程中瞭解鄉蘇工作和羣衆生產、生活的情況。隨後，寫出了《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兩篇調查報告，把它們作爲“工作的模範”材料印發給第二次全蘇大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長岡鄉調查報告中，他寫道：“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羣衆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裏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於從動員羣衆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羣衆的領域，使之適合於更高的任務與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在這次調查中，還調查了合作社運動，包括村社、區社、縣社的情況以及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才溪鄉的調查報告中，毛澤東特別重視鄉政權下面最基層的村政權建設，指出：“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爲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爲若干村，依靠於民衆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衆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衆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些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這樣，就使蘇維埃的基層政權能夠形成一個周密的、同民衆密切聯繫的網絡，最大限度地把民衆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在這次調查中，還調查了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物價和文化教育的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feadab2cfd54414bbe25bd8456c0036\" img_width=\"518\" img_height=\"300\"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由於革命根據地長期處於“圍剿”與反“圍剿”的拉鋸作戰中，各地土地革命工作發展不平衡；也由於“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和傷害中農的“左”傾思想的影響，在某些地區造成了不良後果。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在1933年發動了查田運動，要求正確地劃分階級和貫徹黨的階級政策。對劃分階級，他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強調了兩個區分：一個是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另一個是也要區分富農和地主。他說：“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聯合中農是土地改革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係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覆向羣衆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是）絕對不許可的。爲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他，要着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提出“富裕中農”這個問題，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創見，說明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認識更加細緻和切實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查田運動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體規定或規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員對已有規定的解釋不正確或在執行上發生錯誤。王觀瀾回憶道：“起初只從表面生活來看，從政治勢力來看。隨着鬥爭的深入，纔開始從剝削關係、剝削數量來分析。”爲着解決這個問題，十月間，臨時中央政府批准毛澤東在多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所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並通過他主持制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予以公佈。\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臨時中央政府的文件中還要求：“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分有不合本決定者，應即依據本決定予以變更。”這以後，實際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勝利縣原來劃定的地主、富農有兩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間根據兩個文件進行復查後，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爲中農和貧農。會昌縣烏徑區，由富農改劃爲中農的有三十五家，改劃爲貧農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劃爲富農的有十八家。于都縣段屋區地主、富農改劃爲中農和貧農的有四十家。這樣打擊面就縮小了，擁護的人就多了，可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農則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從實際情況出發，科學地提出瞭如何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成分的標準。它具有原則上的明晰性和實際工作中的可操作性。這個文件，不僅對中央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導作用，在後來的全國解放戰爭期間，又經中共中央重新印發，成爲當時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導文件。⑸\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新中國建立之後，毛主席繼續發揚調查研究的作風。當然，由於種種條件的變化，他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親自到基層直接向羣衆作調查了。但他經常召集了解情況的各個部門和地方負責人聽取彙報。例如，1956年4月他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就是他在幾個月中先後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大問題，加以分析和綜合而寫成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57年2月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他通過各種方式瞭解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後的新情況、新問題而寫出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外出考察，在途中請地方黨委的負責人到他乘坐的專列上談話，瞭解情況。這也是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這些，就不多說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3abe6c24d0804506b72d1eea4eb1ada6\"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29\" alt=\"李成瑞：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毛主席1941年在《關於農村調查》一文中還着重指出：“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做了許多調查。”⑹ 馬克思青年時代在進行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時，就對摩塞爾河等地區農民生活狀況進行過調查研究；後來還親自組織和指導第一國際各國支部的調查統計工作，直到他的暮年，又寫出了著名的《工人調查表》，包括100條調查提問。⑺ 這個“調查表”寫得如此符合實際，即使在今天的中國，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實際應用。恩格斯在青年時代“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時間都用來和普通工人交往；對此我感到高興和驕傲。”他把調查的結果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⑻ 被列寧稱爲“世界社會主義文獻中最優秀的著作之一”。所有這些，同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八角樓的燈光）\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740787098543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