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第四十三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宣佈：第四十四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2020年將在中國福州召開。世界遺產大會上一次在中國蘇州召開是2004年，15年間，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平凡的世界遺產保護之路。

2004年在蘇州舉辦的第二十八屆大會，至少有兩項重要貢獻：一是通過了對2000年凱恩斯決議的修訂，根據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的需要，鼓勵自然遺產和混合遺產的申報，將對各國申報項目的限制從一國一年一項，擴展到一國一年兩項（其中至少一項自然或混合遺產）；另一項貢獻則是提出建立亞太地區世界遺產研究與培訓中心。這一中心於2006年成立，今天已成爲世界遺產領域重要培訓機構。

這15年，中國的世界遺產事業經歷了跨越式發展。2004年，中國世界遺產有28處，當時西班牙的世界遺產有39處，意大利38處，法國29處；15年後，中國已擁有55處世界遺產，在數量上與意大利並列，成爲擁有世界遺產最多的國家。

2004年的世界遺產大會引發了中國社會對世界遺產的關注，促進了中國遺產保護界和學術界對世界遺產的研究。從2006年開始，國家文物局連續幾年組織“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關注世界文化遺產類型及遺產保護所面臨的挑戰，先後對工業遺產、鄉土遺產、20世紀建築遺產、文化景觀、文化線路、運河遺產以及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遺產保護的法律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這些討論促進了對文物保護單位（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及石刻、近現代重要史蹟及代表性建築）更爲整體、突出其關聯性的再認識，影響深遠。

1996年，廬山國家公園申報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時，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爲，廬山更符合1992年前後出現在世界遺產中的新的文化景觀特徵，建議以文化景觀的類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中國當時的文物保護界和世界遺產保護的相關部門尚未理解和認識文化景觀的特徵和意義。這種狀況在蘇州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之後發生了巨大變化：2009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五臺山，在申報準備和價值討論中注意和強調文化景觀的特徵，順利形成了對五臺山整體環境的保護。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觀成爲中國第一個以文化景觀類型申報的世界遺產；2013年，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的成功申報，標誌着文化景觀成爲新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景觀這個新類型背後，體現的是我們對於人類生存環境價值的重新認識，以及將其納入現實保護體系的實踐。

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和“中國大運河”兩組文化線路同時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大大提升了各界對文化線路的興趣，促進和激勵了大衆從文化交流、傳播的角度看待歷史上的交通線路以及類似遺產的價值。近幾年，古蜀道、茶馬古道、萬里茶路和長征線路的研究持續升溫，與之相關的文物保護隨之跟進，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建設也循序漸進日趨完備。

可以看出，世界遺產委員會從側重資源保護正在發展成爲強調促進締約國文化間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希望通過世界遺產的平臺，對於世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多貢獻。基於這種變化，世界遺產在評審中也越來越強調自然與文化的結合，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合，政府與社區的結合，保護與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結合。中國不斷更新、長長的申遺後備名單很好體現了這種結合。

對世界遺產價值的深入認識也影響着中國文物保護的發展。遺產保護與社會發展可以更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理念促進了社會對遺產保護的關切，同時也使遺產保護成爲社會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國家文物局2010年提出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把大遺址的保護與城市發展相結合，促進了城市品質的提升。2015年修訂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 充分吸收了中國遺產保護的成功經驗，有針對性和前瞻性，爲全社會保護文物古蹟提供了專業標準。

15年間，中國已成爲具有自己的遺產保護理念和全球視野的遺產大國，具有強大的遺產保護能力。中國的世界遺產保護之路世界矚目，在未來的日子裏，中國將怎樣推動世界遺產全球議題？怎樣促進世界遺產的健康發展？怎樣在遺產保護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這些不僅是中國自身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是世界遺產委員會、世界遺產公約193個締約國和各相關國際機構、組織期待解答的問題。

（作者爲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