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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會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童建明在第四場“部長通道”接受中外媒體採訪。這是最高檢院領導首次亮相“部長通道”。

採訪中,童建明提到:最高檢建議加強預防性侵兒童和中小學生的工作,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也上下聯動,正在落實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育保護制度,落實校園性侵強制報告、女童宿舍封閉管理等制度。

加強預防性侵兒童和中小學生的工作

未來網、中國少年報記者:我們注意到,近日來,多位代表委員呼籲加大女童保護力度,同時也加強兒童預防性侵教育的力度。最高檢工作報告中也提到,2018年向教育部發出一號檢察建議。請問,建議發出後收到哪些效果?此外,近年來低齡未成年暴力事件頻發,有人說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罪錯行爲保護力度過大、懲戒力度不足。對此,您是怎麼看待的?謝謝。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童建明: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涉及到兩個方面,一個是被害,一個是侵害。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犯罪和未成年人的犯罪,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是這兩個方面。近年來,這兩個方面的案件都持續高發。

孩子的傷是全社會的痛。我國有3億多未成年人,所以加強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工作,關乎億萬家庭的幸福。過去一年,檢察機關把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工作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去年10月,最高檢從一起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訴獲得改判的強姦猥褻兒童案中,分析我們這些年辦理未成年案件存在的問題,向教育部發出了一份檢察建議,建議教育部加強對學校安全的管理,加強預防性侵兒童和中小學生的工作,這在最高檢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就是由最高檢直接向國家部委發送檢察建議,這是第一次。所以張軍檢察長在報告中提到這是一號檢察建議。

教育部對最高檢的檢察建議高度重視,組成了專門研究小組來落實對青少年的保護。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也上下聯動,正在落實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育保護制度,落實校園性侵強制報告、女童宿舍封閉管理等制度。

檢察機關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要求,加強校園普法工作。我們全國四級檢察院,有1796名檢察長擔任了中小學的法治副校長,最高檢首席大檢察官張軍檢察長擔任了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長。

剛纔你說到的對低齡未成年人保護過度、懲戒不足的疑問,對這個問題,我們要理性看待。罪錯未成年人,他們是社會的危害者,同時也是不良環境的受害者。未成年人心智不健全,這是他們很大的特點。所以,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我們國家秉持的是“教育爲主、懲罰爲輔”原則,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也就是說,對罪錯未成年人要實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對他們“嚴管又厚愛,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專業化和社會化要緊密結合,這是我們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中應該樹立的一個司法理念。去年,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最高檢成立了專門開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第九檢察廳。我們將利用新設的部門,充分發揮這個部門的職能作用,加強對未成年人司法規律的探索,推動建立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臨界預防等制度,同時要動員社會各個方面的力量,形成保護未成年人的合力,用法治的陽光雨露,共同呵護祖國花朵健康成長。

兒童性侵問題,也是此次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之一。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副主席於欣偉建議:把防性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常態化教育中。

多年關注未成年人保護的她今年帶來的提案包括“將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建立第三方網絡遊戲監督評價機制”等。

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侵害立案一直都比較難的現狀,於欣偉說:“目前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發現、預警、監督、舉報和治理機制,相關法律法規的有效性和專門性也需要進一步提高。去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解讀就很有指導意義。

於欣偉表示:根據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披露的2018年的調查數據,兒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排第一位,利用網絡性侵兒童排第二位,呈高發的嚴峻態勢,這是一個新的動向。

201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中,對通過網絡通訊工具實施非直接身體接觸的裸聊等行爲,均認定爲構成猥褻兒童罪既遂,而部分家長及地方公安部門對此認識還不清。不法分子誘騙兒童發送裸照、裸體視頻、裸聊、做猥褻動作等,這些案件更具隱蔽性,也更容易發生。很多孩子不明白,還以爲是讓他當明星,拍個照片發過去。有些家長也不明白,其實這個就是猥褻兒童。

於欣偉建議:發生這些的重要原因與我們的孩子防性侵知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差有關。要把防性侵的知識納入到義務教育常態化教學中。讓孩子知道哪些行爲是侵犯了自己,要怎麼保護自己,也要對家長進行教育。

全國政協委員於欣偉

近幾年,未成年人遭性侵事件頻發……

教師性侵案件頻發

2月18日晚,陝西城固縣一條偏僻小道上,一名女生正遭受陌生男子毆打。路人報警後得知,施暴者是女生的初中美術老師,今年42歲。

被打女生只有17歲,自稱13歲時就被老師性侵了,而且還拍下不雅視頻。4年多來,這名老師以此威脅,繼續對其進行性侵和毆打。女孩不堪忍受,還嘗試過自殺。

近年來,公衆對校園性侵話題並不陌生。如甘肅慶陽女生疑似被班主任性騷擾跳樓、海南某校長和六名女生開房,以及北方一村小學班主任性侵7名未滿12歲的女生。

校園性侵事件頻發,除了對受害者造成永久傷痛外,也在不斷挑戰公衆的道德底線。

2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推出第九場“新時代四大檢察”網絡訪談時,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提出,要促進預防性侵害制度落實,“檢察機關將推動性侵未成年人信息成爲教師從業前置程序。”

最高檢在其發佈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中,也將完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機制”單獨列出來,其中還提出將“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言外之意,未來教師資格證能否申請成功,還要看是否有性侵前科。

外,在2018年11月,深圳市檢察院也通報過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相關情況。僅在2018年1至10月,該市共發生教育培訓機構從業人員強姦、強制猥褻、猥褻兒童等刑事案件14宗,有21名未成年人被性侵。

“未成年人對熟人缺乏防範意識,教師符合熟人作案的特點,學生對老師信任,也具有懼怕老師的情形,教師這種職業更容易對孩子施加強制,甚至是武力威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民主與法制社記者。

除了武力威脅外,還有學生被暗示與老師建立“戀愛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副教授童小軍稱,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一些教師通過各種方式讓孩子覺得被特別關注,告訴孩子自己特別喜歡她。

“然後再跟孩子建立一種特殊關係,告訴孩子可以和老師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這是兩個人的祕密,不能告訴別人,就這樣一直持續,有的甚至持續了很多年,而這特別容易出現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多年研究未成年人保護的童小軍如此表述。

在不少人看來,校園性侵案件頻發背後,家庭教育缺失也是一大誘因。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胡衛提交了一份關於加強家庭教育的提案,在他看來,公衆得知的校園性侵案數量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有2.73億中小學生,但是每年在媒體上看到的相關案件只有幾百起,社會流動人口增加,孩子父母在外面打工,留守兒童在偏遠地區,媒體更難接觸公開報道,受到傳統文化影響,孩子隱瞞性侵的事件還大量存在,這些更是沒有數據支撐。”胡衛說。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這樣總結:“司法實踐表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存在重犯率高、熟人作案等常見特點。因此,如何避免有性侵違法犯罪前科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顯得十分重要。”

未成年人性侵庫早已建立

事實上,除了最高檢在積極推動預防未成年人被性侵的制度外,相關信息庫及查詢制度早已在地方建立並實施。

2017年7月,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就聯合相關部門制定了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辦法,將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姦、猥褻等行爲的違法犯罪人員納入“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並禁止該區從事未成年人服務的教育單位、培訓機構等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員從事上述行業領域工作。

截至2019年1月底,閔行區人民檢察院的黑名單信息庫已錄入3800餘人,共完成對11000餘名在職人員的信息篩查和對1000餘名新招錄人員的信息查詢。

該院表示:“由於特定職業人所從事的職業,賦予了從業者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性侵者將教育培訓職業作爲自己違法犯罪的工具,不但沒有盡到教育培訓者應盡的義務,反而利用職業便利,實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行爲。”

另據媒體報道,浙江省寧波市、慈溪市兩級檢察機關,也研發設計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預防信息查詢數據庫”。截至今年2月底,該數據庫錄入了在慈溪市實施性犯罪的300餘名罪犯的個人信息,慈溪市檢察院爲相關機構和單位提供查詢280餘次。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訴訟法教研室主任劉永廷曾撰文稱,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的從業禁止作爲刑法預防性措施之一,與刑罰懲罰性措施不同的是,其主要建立在“再犯可能性”上,對於預防職業犯罪再犯具有積極意義。

劉永廷認爲,對未成年人性侵進行從業前置,目前有兩部法律法規作爲支撐。其中之一就是刑法修正案(九)規定,在刑法第37條後增加一條,作爲第37條之一: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期限爲三年至五年。該規定明確規定了從業禁止制度。

此外,《教師資格條例》第19條第二款也規定,對於“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教師,應當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撤銷其教師資格。性侵未成年學生亦屬於“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之列,當然應該及時被撤銷資格、清除出教師隊伍。

“從業禁止體現了預防理念,預防的理念比發生後如何解決更重要。從性侵未成年人的特點來說,從業禁止可以切斷有性侵歷史的教師再次性侵學生的可能性,將其排除在教師隊伍之外。”熊丙奇對這一制度如此評價。

但是這些舉措在得到不少專家贊同的同時,也有人對新制度可能帶來的風險表示擔憂。熊丙奇認爲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是這個信息庫是否完整、怎麼建立、哪些作爲衡量的標準;其次是學校、培訓機構等教育單位是否去查詢,哪些機構可以使用這個查詢系統。

另外還有專家對浙江慈溪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中關於未成年人性侵從業禁止提出意見,認爲新的社會規範在應對風險的同時,不能忽略其本身帶來的新風險,如侵害犯罪人員隱私權的風險、對被害人二次傷害的風險等。

性教育“羞答答”

經瞭解,最高檢在未成年人性侵問題上已與教育部門聯合行動。

2018年10月,最高檢向教育部發送高檢建〔2018〕1號檢察建議書,就加強校園安全管理、預防性侵害幼兒園兒童和中小學學生違法犯罪的發生提出建議。

2018年12月12日,教育部辦公廳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深入開展預防性侵安全教育,切實加強教職員工隊伍管理,嚴格執行校園安全管理規定。

除了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性侵的保護外,專家呼籲還要加強學生教育。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雪梅認爲,中國的性教育非常缺乏,“包括我們的生理教育、心理教育、社會教育,乃至於學生的行爲規範教育,性教育課程要進學校,進課堂,進教材。”

胡衛也覺得,在性教育中,兒童要認識他的身體,哪些是敏感隱私的,要告訴孩子哪些地方可以碰,哪些地方不能碰,“我們的父母羞於講,老師羞羞答答,兒童也羞羞答答,又想聽又不想聽,我們實在太缺乏這方面的專業教育。”

對於這個提議,網友紛紛表示:支持!

編輯/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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