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知道科舉對於古代的讀書人來說是改變命運最直接的方法，正所謂“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窮書生指望着一朝高中走上人生巔峯，從此高官厚祿也隨之而來，看看范進和周進就明白，爲什麼他們窩囊半生、屢試不第還要如此鍥而不捨的參加科舉。所以說爲了這頂頭上的烏紗帽，全天下的舉子們都打了雞血一般嗷嗷叫着往科舉這根獨木橋上衝（這就不是千軍萬馬了，這是億軍萬馬！）大家都希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但科舉終究是殘酷的，考試的人有增無減，考上的卻固定只有這麼多，於是更多地人就是年復年的報考，名落孫山，再考，像范進雖然辛苦了半輩子但好歹考上，成了別人口中的“範老爺”，更多人則默默無聞淒涼的死去。

由此可見科舉比咱們現在的考公、考研、考博競爭要激烈多了，相比現在考研、考公等輔導機構宣傳的熱火朝天，什麼“紅皮書”、“四套卷”、“ 年高考， 年模擬”這種輔導資料鋪天蓋地，在教育並不普及的古代，是否也有相應的培訓機構和參考資料對科舉的士子們進行輔導呢？

還真有，您千萬別小看了古人的智慧，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市場，古人把培訓機玩的那叫一個風生水起。

不過在早期古代教育往往都是家族式，大部分的教學資源和典籍圖書往往都集中在那些家族的內部，往近了說就好比《紅樓夢》中賈家爲宗支和旁支提供的家學。所謂家學，學生和老師都是賈家宗族的子弟（當然也包括一些聰穎的外姓親戚前來就讀），如果其中某些子弟科舉有成則可以互相提攜。往遠了說在魏晉隋唐時期，那個時候做官還施行舉薦制度，那個時候的家族勢力更大龐大（所以被稱之爲門閥），資源和人脈更是牢牢地被拿捏在世家大族們的手中，貧寒子弟聽聞那個大儒開壇講學（比如劉備和公孫瓚都曾經到盧植處求學，鄭玄也經常舉辦相關講座）前去求學，或者是某些有影響力的家族網羅一些貧寒有才的子弟進行培養，這樣長遠投資做到門生故吏遍佈朝野（比如說東漢末年楊家和袁家都是四世三公，袁家更是門生故吏盈於朝野。）

隨着考試製度的施行，教育資源逐步的平均分配，科舉逐漸成爲了封建王朝考覈人才的重要指標，這個時候針對於科舉各色各樣的輔導開始應允而生。

首先家學始終是培訓輔導的重要方式，家裏有個考中進士的老前輩那簡直太有優勢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官員王世貞，這位老哥是累世書香門第，祖孫四代竟然考出了十個進士！可見老王家家學搞的非常好。畢竟有個考過試當過官的老師教導對於科舉的經驗和朝廷脈絡掌控是其他舉子所不能及的。

這樣問題也來了，有人說我家中世代務農家境貧寒，沒辦法去請好老師也沒有這樣的好家世那該怎麼辦？也好辦，古代有類似於中公和畫圖的這些培訓班呀（也就是書院）！就比如說宋代的培訓達人呂祖謙老師，他就是麗澤書院的“王牌講師”，呂老師就是考上進士的成功人士，人家也授徒講學，但是與東漢時期講述典籍的大儒不同，呂老師主要面向的對象就是科舉…….對培訓生門呂老師每人發了一本冊子《東萊博議》，裏面都列舉了一些必考的提綱以及歷年高分的答卷（這和咱們現在的輔導機構也差不多了吧！）由於這本小冊子是黃顏色的，所以被稱爲“黃冊子”，（這算是什麼密卷、幾套卷的老祖宗了吧？）還專門有人寫詩：“區區黃冊子，所事惟奪魁。”

有人鄙視這種黃冊子，認爲這樣只能培養一些應試型人才，並不能給國家太多的幫助，但人家用呂老師的黃冊子就能夠考上，就是管用，考生用了這個就是比不用要好！所以江湖人稱，學生如果擁有了黃冊子，那科考就能順利過關。呂老師除了教材編的好，而且還很善於押題…據說有一次甚至還押中了科舉的考題！如此牛逼連朱熹都不禁心動，趕忙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呂老師處學習。

實際上咱們古代的補習機構那是相當發達，到了北宋時期包括嶽麓、白鹿洞、嵩陽等大大小小的書院都應運而生，光北宋時期書院就多達七百多所！這些書院除了對考生們進行輔導外還好專門編纂了針對科考的模板教材，由於北宋考試中涉及到策問（也就是時政題，如果國家遇到了什麼情況該如何處理這種），所以書院也會準備好一些“年度的熱點問題”，比如說災害啦，糧食啦，外交啦等等供學生們背誦默寫。

而且書院還精心邀請了名師前來傳授考試技巧，比如說退休回鄉的舉人、進士和著名的學者，比如歐陽修、朱熹等大儒都曾經給書院的學生們上過課。到了明清時期科舉書院更是呈現出爆炸的情況，各類書院達到了一千多所！這些書院高薪聘請名師精心編寫標準的八股範文訓練學生，總之就是一個目的：多考上一個是一個！所以作爲一個封建時期的考生您完全不用擔心科考材料的匱乏，學院會爲你提供各色科考指南和考試心得。

也許書院們一開始的目的是好的，在培養考生們文學、知識、治國素養的同時保證應試，但很快功利成爲了學院辦學的主要目標，畢竟再怎麼說考上了纔是硬道理！所以書院、書店開始大規模的印刷科舉的應試材料，讀書，不再是養吾浩然之氣，而是爲了考上。而各種各樣的齷齪事兒就發生了。

《儒林外史》裏就辛辣的指出了賣科舉材料的所謂“大師”的嘴臉，儒林外史中八股文選家一共有六七位非常有名的，馬純上先生雖然迂腐但也算是公認的江南大儒（馬先生是讀書讀的腦子僵掉了，但學問和人品都沒的說），他精編的《歷科程墨持運》可是暢銷大江南北的優秀選本，而這自然引起了其他同行的嫉妒和怨恨（畢竟馬先生的選本買的好直接影響到了自家印刷選本的銷量），於是同爲選家的衛體善和隋岑庵就惡意攻擊馬純上，說他把科舉材料給搞壞了，言下之意就是我編的纔是最好的，你們快來購買呀！但實際上這兩人壓根就沒有什麼才學，不過是在文藝界裝裝逼混口飯喫而已，可想而知他們選出來的文章自然也不咋地！

這兩人雖然能力不行但起碼肚子裏還有二兩墨水，另一個選家匡超人可就完全是個混子，匡超人因爲和知縣搭上了關係，並且認識馬純上先生所以也成爲了八股文的選家，並且吹噓說自己印刷了95本關於八股文的選本，人人搶着購買，而且那些讀書人還感激自己，在書案上還給自己立了個牌位“先儒匡超人之神位”，實際上讀書淺薄不學無術的匡超人哪裏知道這先儒是死人的意思！他還洋洋得意的拿出來顯擺！考生們用了這些無良賣家印刷的科考材料考出來如何呢？估計也是凶多吉少。

而科舉末期也嚴重的僵化了國人的思想，讀書人不再鑽研學問而是一門心思的想着怎麼把八股文寫好，清道光年間，鴉片戰爭結束後日本人高杉晉作曾經訪問上海，結果看到上海的書店幾乎賣的全部都是些科舉輔導的教材，而關於其他國家、世界大勢、軍事農林等書籍一概全無，他不禁感慨中國人已經淪落如此！中國並不缺少開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所編著的《海國圖志》就流傳到了日本，高杉晉作曾經閱讀並感慨萬分，但在書店裏卻一本也看不到，可見這個時候的科舉制度早已經腐朽不堪，而通過這樣的科舉機構培訓出來的所謂“人才”又哪裏能夠救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