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親筆給王稼祥寫“介紹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重要消息：在中蘇互相徵得同意後，蘇聯政府已任命羅申爲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王稼祥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簽署新中國第一份外交文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月下旬，王稼祥回國，戈寶權以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名義留下來，具體負責籌建大使館。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核心提示：在會談中，斯大林問劉少奇：“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經癱瘓，不復存在，你們打算何時宣佈成立中央政府？”劉少奇答：“我們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不要太着急，我們當年在瑞金曾成立過中央蘇維埃，但因條件不成熟而沒起多大作用。”斯大林不贊成：“那時候和現在的情況不同，我們的經驗是無政府的時間不能太長了，黨不能代替政府，否則帝國主義會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干涉，甚至聯合干涉。帝國主義一旦干涉，那就被動了，你們要防止。”劉少奇問：“新中國成立後是否能在國際上得到承認？”斯大林用最明確的語言表示：“我們堅決支持。”\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e1450ff03c8420c9eeef8948f967384\" img_width=\"550\" img_height=\"328\" alt=\"毛主席想1950年元旦成立政府 經斯大林反對提前\"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資料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物色首任駐蘇大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3月5日下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這是中國革命勝利前夜中共構建未來宏偉政治藍圖的一次極爲重要的中央全會。會議開始之際，周恩來宣佈：包括王稼祥在內的4位候補中央委員遞補爲中央委員。全會閉幕次日，王稼祥應約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開門見山：會議開完了，你不必回東北局了，有重要任務交給你。中央想讓你擔任駐蘇聯大使，看你願不願意。次日，王稼祥答覆毛澤東：願擔任駐蘇聯大使。其實，早在2月初，毛澤東同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會晤時就已說過：新中國成立後將由王稼祥出任第一位駐蘇聯大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後，新中國建國問題已迫在眉睫。蘇聯是否立即承認新政府對新中國能否在國際上立足至關重要。1947年到1949年初，斯大林曾一再尋找各種藉口，拒絕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斯大林的苦衷在於蘇聯和國民黨政府還保持着外交關係，時任駐華大使爲羅申，雙方還簽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4月份開始，王稼祥就開始爲籌建中國駐蘇大使館物色人選，並大量閱讀從各處收集來的各種材料、書刊。兩個多月後，毛澤東於6月20日在中南海頤和園與即將訪蘇的劉少奇和“候任大使”王稼祥長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月20日，王稼祥隨同劉少奇從清華園車站乘專車離開北平前往莫斯科。隨團同行的有代表團祕書師哲、鄧力羣、戈寶權等人。6月22日，途經瀋陽，高崗和俄語翻譯徐介藩上車。劉少奇此次莫斯科之行主要是當面向斯大林報告中國革命的形勢、新政協會議、中央政府的籌建準備工作以及中蘇關係問題，特別是通報新中國的外交問題。斯大林及其他蘇共領導人與劉少奇進行了5次會談。在會談中，斯大林問劉少奇：“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經癱瘓，不復存在，你們打算何時宣佈成立中央政府？”劉少奇答：“我們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不要太着急，我們當年在瑞金曾成立過中央蘇維埃，但因條件不成熟而沒起多大作用。”斯大林不贊成：“那時候和現在的情況不同，我們的經驗是無政府的時間不能太長了，黨不能代替政府，否則帝國主義會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干涉，甚至聯合干涉。帝國主義一旦干涉，那就被動了，你們要防止。”劉少奇問：“新中國成立後是否能在國際上得到承認？”斯大林用最明確的語言表示：“我們堅決支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7月30日，劉少奇、王稼祥拜訪剛剛出任蘇聯外交部部長的維辛斯基，時間長達3個小時。66歲的維辛斯基就外交部的組織機構、工作方式方法、駐外大使館領事館的組織情況和職能、外交幹部的培養使用以及外交鬥爭中的主要經驗等問題向劉、王“面授機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簽署新中國第一份外交文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月下旬，王稼祥回國，戈寶權以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名義留下來，具體負責籌建大使館。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這樣寫道：“王稼祥爲了準備出任駐蘇聯大使和協助周恩來同志籌辦有關外交方面的事務，白天很忙。下班後，他經常同周恩來同志共乘一輛小臥車回香山。那時，周恩來同志兼外交部部長，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因此，很多外事工作都需要他們商量。有時我去市區，回來和他們坐一輛車，看到他們在車上還是商量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新中國已如同躁動於母腹之中的嬰兒。10月1日，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爲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以外交部部長的身份發出第一份公函，這是新中國第一份外交文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逕啓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已在本日發表了公告。我現在將這個公告隨函送達閣下，希爲轉交貴國政府。我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是需要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先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簽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0月1日於北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0月2日晚21時45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蘇聯迅速地承認新中國，這是是對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最有力的支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0年後，前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這樣回憶中蘇邦交的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是1949年1月31日進入北平的。當時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我以個人身份(即不能以領事館工作人員的身份)與新政權保持接觸。我與北平市的軍事管制委員會主席葉劍英將軍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0月1日清晨，我去火車站接蘇聯社會人士代表團（引者按：應爲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十分意外地在車站見到了周恩來，他頭天晚上剛剛出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他站在那裏，臉色蒼白，雙目緊閉，身邊兩個警衛攙扶着他。周恩來的祕書趕忙走過來，請我不要打攪總理，他4天4夜沒閤眼，一直忙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當火車出現在站臺，周恩來被喚醒，和我們打過招呼後就去迎接蘇聯代表團。來賓們被邀請參加開國大典……在開國大典上週恩來總理的祕書向我轉達口信，請我不要離開總領事館，他們正在起草一份緊急公文需要交給總領事館。我回到了總領事館，周恩來的祕書韓敘很快就來了，他帶來了總理的信函。周恩來代表政府通報說，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成立，希望能夠得到世界上所有友好國家的承認。我立即向莫斯科發了電報。第二天早上，莫斯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刊登的關於成立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和周恩來的信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親筆給王稼祥寫“介紹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重要消息：在中蘇互相徵得同意後，蘇聯政府已任命羅申爲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王稼祥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同日頭版，《人民日報》還刊登了《羅申大使簡歷》。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此條重要消息。最初，新中國的主流媒體在介紹羅申大使時似乎多少迴避了羅申曾經是駐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任大使的身份。何也？蓋因對方是尊爲“老大哥”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新中國奉行“一邊倒”的主要對象。但不快歸不快，中國仍以最飽滿的熱情和空前的規格歡迎羅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羅申10月4日即由莫斯科乘飛機動身來中國。他怕讓別人着了“先鞭”：他從英國駐蘇聯大使處獲知英國可能迅速承認中國，而英國在華又有大使館留駐，羅申爲爭取蘇聯獲得第一個呈遞國書地位，必須以最快速度趕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0日下午，在軍樂聲中，羅申的專車抵達北京前門車站。周恩來外長和聶榮臻市長、王稼祥大使前往車站歡迎，有三千餘名歡迎羣衆齊集車站外。雙方致詞畢，羅申大使即由周恩來等陪同走出車站，穿過歡呼的羣衆行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蘇聯外交部交際司副司長感慨地向戈寶權表示：“你們歡迎羅申大使的禮節過於隆重，相當於迎接外國元首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1日，羅申大使到達北京後的第2天，《人民日報》特意在第1版發表熱情洋溢的社論《歡迎羅申大使》。爲一國大使到任而如此“動作”，可謂絕無僅有。緊接着，10月17日的《人民日報》又在第1版發表近七百字的新聞特寫《記羅申大使呈遞國書》，充滿感情的筆觸，見證了處於蜜月期的中蘇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一頭，王稼祥大使即刻要走馬上任了，“要作些什麼準備呢？”這可急壞了夫人朱仲麗。“着什麼裝？”“穿什麼鞋？”……只到過一次蘇聯的朱仲麗對此頗費心思。當時北京沒有爲出國人員制裝的高級服裝店，外交部和中央有關部門也無專人管理此事。因沒有“先例”，李富春特別發給王稼祥、朱仲麗夫婦“專款”200元，用來購置服裝和生活必需品。王稼祥說：“你不要爲我買什麼了，我的舊西裝和大衣還保存在箱子裏，就穿現有的出國吧！”爲了既節約又不失外交禮儀，朱仲麗煞費苦心。一天出了北京飯店，朱仲麗發現，東長安街南面的場地上(即現在的東單公園)有一大片地攤，琳琅滿目的百貨用品放在地上，任人挑選。朱仲麗高興極了，買了3塊衣料和其他一些零星物品，準備自己做衣服。王稼祥笑着說：“那好，你就帶着衣料到莫斯科自己動手做西服吧！”數年前，年屆耄耋的朱仲麗在接受筆者採訪時還清晰地記得60年前的那一幕：“我自己做宴晚服……那個料子挺漂亮的，穿着誰也看不出來。不像現在這樣，外交官出國可以做很多漂漂亮亮、時髦的衣服，從頭到腳，還有高跟鞋、絲襪之類。我們那時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人替我們準備。組織上給你一點錢，你自己去買點，就這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20日晚上，周恩來總理前往北京火車站爲王稼祥送行。10月21日，《人民日報》還爲王稼祥大使赴任蘇聯發表社論。這兩件事在新中國外交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2日上午10時許，王稼祥專車抵達哈爾濱，下車後稍事休憩，旋即啓程，國門已不遠矣！可有誰知道，王大使一行赴任，匆忙之間連護照都來不及辦理，只有薄薄一紙“證明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敬啓者，王稼祥大使暨隨員一行13人（內有蘇聯人2名——古早夫及阿洛夫同行）定於本月20日下午5時由京出發，前赴莫斯科。惟因護照不及趕辦，暫發給證明書，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請電達貴國政府，令飭沿途關卡查照。准予以外交護照待遇爲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專此順頌公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致蘇聯大使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附名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外交部辦公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主任 王炳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副主任 閻寶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0月19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在王稼祥大使離京赴任的那一天，毛澤東親筆給斯大林寫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斯大林同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茲介紹王稼祥同志給你。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的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共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請你及聯共中央同志們站在同志的立場上隨時對他給以指導，使他的工作獲得較多和較好的成就。我在這裏預先向你表示謝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致以同志的敬禮!\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623698678448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