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些人的氣質,正是汪曾祺所傾慕的,也可以說是他的人生追求,“會從生活中尋找樂趣”。\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7dca09c2-0c21-4c25-be44-00a0f896396b\"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898\"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不怪有人說:汪曾祺是那種像袁枚一樣的文學家,在家裏喝喝茶,養養花,翻翻書畫的人。

"\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a907e92f-e272-4fac-b59f-fa7f0a228414\"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799\"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u003E只爲情趣\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建築家王澍說:“不要先想什麼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麼是有情趣的事情,並身體力行地去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覺得,這句話很適合汪曾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就是一個追求情趣的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蘇北在《舌尖上的汪曾祺》一文,寫到汪曾祺女兒的同事到她家玩,汪曾祺“在廚房忙活了半天,結果端出一盤蜂蜜小蘿蔔來。蘿蔔削了皮,切成滾刀塊,上面插了牙籤。結果同事一個沒喫。”女兒汪朝抱怨說,“還不如削幾個蘋果,小蘿蔔也太不值錢了。”老頭還挺奇怪,不服氣地說:“蘋果有什麼意思,這個多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汪說: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他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隻小皮箱,皮箱裏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喫,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着高燒,還躺在客廳裏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隻大斗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喫飯。他到外蒐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他總結道: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好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爲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些人的氣質,正是汪曾祺所傾慕的,也可以說是他的人生追求,“會從生活中尋找樂趣”。\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d8f8307b-c3f7-4c72-b626-158b2ca9efe2\" img_width=\"800\" img_height=\"1200\"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u003E文字簡約而不簡單\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的文字平白如話。看過那些用絢爛文字寫就的文章,再看看汪曾祺的,可能會感到實在是太平淡了,簡直有點寡淡無味。在平白如話上,也有別的作家,諸如老舍、餘華等,不過他們做的都沒有汪曾祺徹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在《尋常茶話》中說自己對茶實在是個外行,“因此,寫不出關於茶的文章。要寫,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話。”用“一些平平常常的話”來概括他的文字,我覺得頗爲貼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幾個人圍着淺黃色的老式圓桌,看陳蘊珍(蕭珊)‘表演’濯器、熾炭、注水、淋壺、篩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這茶太釅了,只能喝三小杯。”第一次品功夫茶,汪曾祺寫下的茶感只有三個字——太釅了。要是讓當下的美文作家來寫,至少也得洋洋灑灑地鋪陳上幾百字的。而實際上,汪曾祺喝茶喝得很勤,“一天換三次葉子”,他哪裏是寫不出細膩,不過是不願爲之而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的美食文章寫得很粗略,如寫醃篤鮮,“上海菜。鮮肉和鹹肉同燉,加扁尖筍。”只有這麼幾個字,跟報賬似的。除了是他自己做的菜,他是不大說菜的具體做法的,就連喫的感覺也寫得極其簡略。寫獅子頭的口感:“獅子頭松而不散,入口即化,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與之相比。” 寫長沙的臘肉:“我沒有想到臘肉能蒸得這樣爛!入口香糯,真是難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在《泰山很大》一文中寫道:“寫風景,是和個人氣質有關的。徐志摩寫泰山日出,用了那麼多華麗鮮明的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但我有點懷疑,這是寫泰山日出,還是寫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會這樣寫。周作人大概根本不會去寫日出。”話中透着自己對文字的喜好,他是反對文字濃豔之風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的文字看似簡單平實,其實,細品,就能感覺出來它的文采的。文采絕不是華麗辭藻的堆積,現在的語文老師常教孩子們背誦好詞好句,以爲用上好詞好句,作文就能得高分。其實,哪裏有什麼好詞,單拿出任何一個詞語,都是一樣的,只在於具體的運用,運用得好,方爲妙。同理,句子也是一樣的,需要考慮到整個語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文字功夫,可以比較着讀,就能感覺出來,比如茅盾的文字,就很粗糙,完全沒有法跟魯迅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在《文學語言雜談》一文中言:“它不只是一個一個字擺在那兒,它有個內在的聯繫,內在的運動。除了講究間架結構之外,還講究‘建行’、講行氣、要‘謀篇’,整篇是一個什麼氣勢,這一點很重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於文字功夫,我對汪曾祺還是很服氣的,很有古代士大夫的小品文之風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還說:“語言的奧祕,說穿了不過是長句子與短句子的搭配。一瀉千里,戛然而止,畫舫笙歌,駿馬收繮,可長則長,能短則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關於這點,他是基本上做到了。\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d7ffbda3-3a2a-48ca-aa1e-45c22b4711e9\"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799\"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u003E著書老去爲抒情\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爲抒情。”這是在沈從文八十歲生日時,汪曾祺寫的賀詩中的一聯。這又何嘗不是在說他自己呢?他被譽爲\"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還是很有道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散文《人間草木》寫了作者路遇一對老夫妻撿拾枸杞子,“他們撿枸杞子其實只是玩!一邊走着,一邊撿枸杞子,這比單純的散步要有意思。這是兩個童心未泯的老人,兩個老孩子!人老了,是得學會這樣的生活。看來,這二位中年時也是很會生活,會從生活中尋找樂趣的。他們爲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們還一定不貪權勢,甘於淡泊。”顯然,他是在抒情了。只是一面之緣,他又怎能知曉對方的精神世界呢?不過,是他自己的一點精神希冀罷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記得還寫過一個人收藏了好多名畫,別人出多少錢,他都不賣,死後跟他帶進棺材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怎麼可能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要是名畫,人怎麼可以輕易做到帶進棺材裏呢?價值很高的畫作,不會被盜墓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並且,他自己可以淡泊,兒女也會跟着他淡定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樣的故事,就有點不食人間煙火了。\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7dca09c2-0c21-4c25-be44-00a0f896396b\"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898\"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不怪有人說:汪曾祺是那種像袁枚一樣的文學家,在家裏喝喝茶,養養花,翻翻書畫的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於抒情,他自己也是承認的。“我的小說大都帶有一點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稱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稱我的現實主義爲抒情現實主義。我的小說有一些優美的東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溫暖。但是我的小說沒有什麼深刻的東西。”(《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的自己》)我認爲,這不只是謙虛,他的思想的確不夠深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只是,醉心於人間草木的小世界裏,雖能自得其樂,且有詩意,但終究免不了悲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正如張愛玲所言:“就因爲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裏瀰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爲什麼,就因爲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7229536c-3094-44e7-8a81-b47a08c86be9\"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798\"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u003E吟唱着塵世的溫情\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我認爲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着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也應該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有詩意一些。小說應該使人在文化素養上有所提高。小說的作用是使這個世界更詩化。”汪曾祺在《使這個世界更詩化》一文中作如是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讀罷此言,可大致瞭解他的藝術追求。汪曾祺的文字原先我是不大理解的,我一直迷糊於他爲何那麼熱衷於抒情,甚至熱衷於一些無甚意義之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網友這樣評論這段話:作家的責任不光展示生活的美,也應當有生活中的醜,人性的美和醜。否則作品太虛,沒有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樣的想法,在汪曾祺眼裏,肯定是不被認可的,因爲他曾明確表示過:“有一些青年作家以爲文藝應該表現惡,表現善是虛僞的。他願意表現惡,就由他表現吧,誰也不能干涉。”或許,他更多的是希望能夠發現美,表現美吧,即便是對於無意義的喫喝等日常之瑣屑,他也儘可能地賦予其光彩與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在《要有益於世道人心》一文中言:“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別人,使人們的心得到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或許,是因爲他與其師沈從文,有着一脈相承,都執着於人性。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言:“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活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做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體型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的《受戒》與沈從文的《邊城》,在氣質上,是很相像的,都淡化了時代,淡化了環境,寫出人性之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汪曾祺曾說:“我們必須暫時稍微與世界隔離,不要老摔不開我們是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度裏這個意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呂思勉說: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於現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於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若其對於現狀,本不知其爲好爲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苟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那還講做學問幹什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魯迅也說,文藝是不滿於現實社會,希求變革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實,只要創作,就不會不觸碰社會問題的。本島森路子在談紀錄片時說:紀錄片雖說是在拍人,但個體的對面,往往可以窺見社會的情狀。並非是所謂“社會派”那種直白的社會批判,而是一個人的對面,總會隱隱約約透視出社會的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現實生活果真如他寫得那樣美好,其實,是不必寫作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們也不是全都眼神不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說穿了,他跟他的老師沈從文一樣——躲在人性的小樓裏,構建着塵世的溫情。\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9fa87fa8-0239-4b22-8752-786792a048c4\"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799\" alt=\"汪曾祺:只爲情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邊城》,幾乎所有人都是好人,那裏沒有社會的悲劇,有的只是命運的悲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在《七十書懷》一文中寫道:有一個文學批評用語我始終不懂是什麼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題、淡化人物、淡化情節,當然,最終是淡化政治。“淡化”總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劃入淡化一類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並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麼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活着不易!對人對事,要有理解之同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我還是想說,“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這個理由是不夠充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看看他的作品所記,不難發現,存在說謊之可疑。\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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