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阿里、腾讯隔空斗法“数字政府”：巨头的游戏

王如晨/文

前后相隔3天，阿里、腾讯在一个新的场景隔空斗法，表面看，似乎没有擦出更大的火花，但那内功比拼还是相当精彩的。

这场景，就是数字经济之下的“数字政府”。

7月21日，2019年中国电子政务论坛暨首届“数字政府”高峰论坛（广州）上，马化腾结合腾讯于广东的实践说，“数字政府”建设必须系统化着眼、精细化着手、生态化着力，实现“大平台、小前端、富生态”。

他再度强调了3+3+3的平台服务模式。所谓3+3+3，分别指三大基础资源平台、三大应用平台以及对应三大群体的民生事项、营商环境、政府行政效率提升。

3天后的7月24日，阿里云智能上海年度峰会上，在阿里CTO兼云智能总裁行癫抛出“云计算拐点论”后，阿里集团副总裁、阿里云智能数字政府事业部总裁许诗军宣布，阿里将整合阿里云、支付宝、钉钉、高德等技术、产品、服务、资源，全面升级服务数字政府战略，即“数字政府2.0”。

他强调，1.0是网上政务，2.0核心差异在于数据化运营，数字政府将进入“数据化运营”时代。

不知是否在跟腾讯PK，许诗军强调了数字政府实践的1+2+2+N架构：1是一朵云；第一个2是双中台，即技术、数据中台；第二个2是两端，政府协同端与公共服务端；N是无数应用。

已经隐约有火花了。数字政府平台架构里，就有它们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商业立场以及一些重大变革动向。巨头确实不是吃素的。

不过，这里暂不展开。先绕一下，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为何它们如此倾心“数字政府？然后，在此基础上，会结合过去一个周期的变化，给出一个大致的竞争力判断。数字政府：风口之下

说到“数字政府”，夸克君头脑里闪过一本书：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第二章“首辅申以时”中，他以较多笔墨论述了传统中国因缺乏“数字管理”能力，更多靠繁文缛节、官僚机制、道德、意识形态以及严酷的专制工具实施控制，而非技术、数字、信用、法制等，上层（皇帝＋科举官僚）和下层（农民）几乎断裂，效率极低。

整个社会一直与“不对称”、“低效”斗争。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几乎都与打破时空障碍、形成错配的技术要素相关。政府作为顶层设计力量，它的数字化水平，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效率高低甚至文明程度。

当代“数字政府”概念很早就有。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即是。克林顿时期公布“电子政府”战略，期望借信息技术打造高效政府。2000年9月，美国第一政府网诞生。随后，小布什升级“电子政府”，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转为“以公民为中心”，这是理念变革。2009年，奥巴马将“电子政府”升级为“开放政府”，2012年公布了“数字政府”中长期发展战略，全球瞩目。

中国1998年兴起政府上网热。此后“千年虫”推动了政府对软硬件和网络系统的采购与更新。不过，之后几年，更多是传统IT化、PC互联网化，尤其是政府信息上网。2006年，中国政府网才正式开通。不过2012年之后，中国强国建设加快，尤其一波壮观的移动互联网热潮，沉淀许多能力。到2017年，中央领导公布“数字中国”，次年确立。中国数字治理步入一个关键周期。

这中间，有件事要提。那就是2014年“云上贵州”整体落户阿里云。这是中国省级政府首次定义整体数字经济战略，并牵手云平台。当天阿里王坚博士说，贵州省政府的规划“是中国一次新的改革开放”。随后，多省/市复制、效仿。而2018以来，几乎所有省份都制定了数字经济、数字城市、数字政府等未来多年的战略规划。而且多个区域市场都定义了诸多行业年度盛会。“数字中国”落地已成大势。

显然，“数字政府”既是“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应用场景，隐藏着巨大的商机。

这里需要补充，中国为何会如此紧迫地强调数字经济：其一、数字经济已成中国国民经济贡献主力。今年5月国办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万亿，约占GDP1／3；其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驱动力，尤其是此刻中美贸易博弈下，进程在加快。数字经济能够超越传统的三驾马车的驱动力，能够解构存量市场，创造全新的增长方式。

全球区域国家都在强化数字经济。美国数字经济GDP占比与总规模都是全球第一。中国与它差距较大。新加坡、欧洲多国、日韩等也都高于我们。不过，中国大陆数字经济增幅，在大国之中全球第一。2017年以来，一度贡献了GDP增幅的60%以上。“数字经济”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也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大国战略、风口、商机与应用场景，巨头们隔空斗法，当然有它们的商业逻辑，这也是外部的因素。

不过，我还想进一步说明，巨头的商业模式与生态演进，也决定了它必须走向这种服务。平台经济的内在逻辑

无论阿里，还是腾讯、百度、京东、美团、拼多多、小米、华为，当然还有海外亚马逊、谷歌、微软、IOE、FB们等等，它们日益具有平台经济的特征。

这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相比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差异化风格。后者除了亚马逊之外，其他虽号称平台，但维度略显单一。当然不是绝对，我只就商业形态来说。

这跟中国市场的自然禀赋与要素经济有关。人口、经济地理因素不用说，线下世界更多元，区域与结构差异大。它给了技术组合力量充分发挥的空间。商业模式创新的空间更大。中国互联网业在应用层面超越美国，就有这种逻辑。

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平台之间多有撕逼。从早期的BAT、3Q到今日的多元混战。每个知名企业似乎都有其他的面孔。举例来说，阿里、腾讯、华为、百度、京东、小米、美团、拼多多，随便拉出来一组，都可以找寻到明晰的竞争因素。比如，你觉得美团与京东、拼多多之间一直会相安无事么？阿里与华为之间，其实也已经有较深的博弈了。

这个跟数字政府有什么关系呢？

想说，中国互联网平台、整体生态演进到今天，开始呈现出一种全面的自觉：那就是，在消费互联网继续深化、精耕的基础上，开始向着产业互联网渗透。许多公司都强化所谓2B战略升级，并为之调整、优化了组织架构，重新定义了平台服务的结构。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美团都很鲜明。

2B服务是一个参差不齐的市场，企业层面渗透还好，它拥有较高的开放度，能在数据底层打通、打穿，垂直纵深来做。但是，带有基础设施特征的领域，以及各种公共服务部分，尤其是政府机构掌握的部分服务，就不那么开放。

恰恰政府手中，掌握着一个国家最为关键的大数据资源。举例说，交通、金融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当然还有许多关键行业领域。它们就像一条条主航道，连接着无数的支流。由于缺乏市场化企业尤其互联网平台的技术要素，政府掌握的数据，价值难以发挥。而企业又无法直接共享。这是一种割裂的关系。包括BAT在内的诸多企业2B转型升级进程，都受制于这一背景。

你应该能看到，过去几年，阿里云智能（前身阿里云）在区域市场的云栖大会落地，几乎都伴随着比较隐晦的驱动政府开放数据的用意。而由于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AI时代中国相比其他国家的差异化竞争力之一，很多时候，讲得一多，反而显得敏感。

如此，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无数互联网企业的2B业务发展，无形中，都在期待政府在这一维度的开放。而“数字政府”的发展路径，就是要融合市场化的机制，打造服务型政府，将公民视为用户或顾客，从以政府管理为中心，转向以服务民众、企业等为中心，这个过程中，数据持续开放就是一大特征。

或者说，“数字经济”国家战略之下的“数字政府”，是中国未来一种巨大的数据红利。当然，也不要指望一下开放多少。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背后除了政策，还涉及到复杂的治理改革与体制改革，这个不是技术所能决定的。但趋势已经明朗。中国“数字经济”的确立，也是中国新经济力量获得深度认同的象征。

可以进一步说，“数字政府”既是数字经济构成部分，又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力量。它其实称得上中国数字经济“提纲挈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具有一种系统性、协同性的价值。

你说，BAT们怎么可能不去参与呢。它们巴望着呢。因为，随着2B服务升级，平台经济沉淀的基础设施服务，具有丰富的溢出效应，必须有更大的场景落地，才能将完整的要素输出。否则，就会产生许多沉淀成本。而过去的企业、行业领域，并不能完全挖掘出它们的价值。“数字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的舞台。

而且，数字政府，因为涉及到复杂的治理与体制改革，它会日益走向深入、多元。与平台经济之间，有一种共振的关系。此刻，你想想，阿里2017年双11前提出“经济体”，2018年定义操作系统，2019年开始全面输出，并通过阿里云升级为阿里云智能，集中统筹2B部分，将计算、AI与数据进一步融合，能看出它的诸多动作带有精益化的特征。阿里确实是一个充满战略意识的组织，它的诸多举动，甚至走在大国战略、区域经济规划确立之前，显示出超前的预判。这里面应该有平台演进的逻辑。

当然，也要看到，它们的参与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责任。因为，数字政府涉及领域非常深广，而且周期很长，它不是政府简单的信息化，而越来越需要复杂多样的技术与商业要素的支撑，这一领域，所需要的核心参与主体，一定要兼具出色的技术、已经验证的平台以及商业要素等。如此，具有规模化效应的平台经济服务模式，就成了优选，已经变身基础设施角色的它们，必须承担许多责任。

逍遥子前段谈阿里“平台经济”时，曾强调，阿里经济体不是阿里自己的经济体，而是所有生态参与方，阿里的升级与革新，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使命。几个月前，阿里云智能人士讲“数字政府”业务时，与逍遥子几乎一样的表达。前几天，许诗军、刘松在谈到可持续的特征时，也双双强调，阿里的云服务，必须保障，即使阿里自己不在，也要运行安稳。

我想，这也是企业组织演进到一个关键阶段之后，它的命运与发展目标必须兼容更多社会责任的信号吧。它无法只从纯商业维度拓展自己的疆域了。是啊，谁让你成了基础设施、所谓一个社会的“水电煤”了呢。谁是王者？

我们在这个环节给出一些分析与竞争力判断。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数字政府”，那种具有平台经济模式的公司，会有诸多参与机会。具有完整平台与端到端服务能力的阿里、腾讯们，都会是核心玩家。

事实上，国内典型案例中，尤其是浙江省、广州，阿里与腾讯各自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化腾强调的腾讯支撑的“数字广东”“3+3+3”服务模式，与许诗军本次公布的“1+2+2+N”，都能反映各自的平台优势与差异化特征。

数字广东“3+3+3”的架构中，第一个3，分别是底层的政务云、大数据和公共支撑三大平台；第二个3，根据民生、营商、政务等相关业务场景，提供“粤省事”移动民生应用、广东政务服务网、协同办公平台三大应用；第三个3.针对民众、企业、政府三大群体提供相应服务，从便利民生事项办理、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等。

在我看来，这个模式中，三大基础支撑平台非常关键。它们可以实现政务业务的集约化和标准化，并促成数据的实时更新与共享。这种研发和运营模式，不用再担心系统老化、维护问题，也不用重复造轮子。

不过，腾讯给予外界的优势，更多还是连接力，社交服务，加上微信的民生服务，腾讯在政府端的在线连接与跨部门协同上，有明显的便利优势。它也能触达许多民生事项的应用。

来看看阿里支撑的“数字政府2.0”下的“1+2+2+N”架构。

与腾讯比，阿里云智能多了一个底层统一的架构，也就是1，一朵云。第一个2，是阿里19年来沉淀的技术与数据中台。这个也是阿里比较明显的优势，也是国内外许多数字政府案例落地最难、失败最多的部分；第二个2是两端，政府协同端与公共服务端。在政府协同端，阿里过去并不占优。这部分，逻辑上也是它相比腾讯的弱势部分。它一度被视为社交的跛子。

不过，钉钉早已崛起，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数字政府”的协同办公平台。前不久，它已被整合到阿里云智能。加上支付宝各种社会化服务事项关联支撑，阿里云智能已能完整打通端端服务。比如，基于钉钉生成的“浙政钉”，已有100多万政府人士使用，大幅提升了协同的效率。而支付宝关联的民生与商务事项，加上阿里商业化支撑，生成了“浙里办”，则隐含着富足的流程再造、场景构建价值。

N的部分。阿里云智能这次反而没有特意展开。事实上，阿里有诸多社会化服务。不过，这个层面，它似乎更依靠外部合作。

能看到，相比3+3+3,1+2+2+N结构更清晰。尤其底层架构与双中台。在这背后，有阿里多年的沉淀，尤其是阿里云10年的积累与落地实践。它是国内运营最成熟、验证周期最长、规模最大、原生技术最多的云计算平台。

这重优势，你能从许诗军对“数字政府2.0”的解释中感受到。他强调，1.0是把线下政务办事窗口搬到网站和手机上，是互联网与政务在物理层面的连接。未来5年，将会以数据化运营为核心的2.0时代，通过系统打通和数据协同，形成整个政务流程的再造。数字政府从1.0向2.0再到智能化服务的进阶，与阿里巴巴20年的成长经历吻合。

这得益于阿里数据与技术驱动的中台优势部分。在夸克看来，流程优化，未来会驱动政府各部门之间产生新的组合与协同，这将触及政府组织体系的变革了。

这重价值属于战略性的，具有更为长远、深刻的意义。我们看到，阿里背后支撑的浙江“最多跑一次”，之所以成为国内数字政府案例的经典，并在全国复制、推广，正在于阿里这种大数据与业务中台的能力。

很多人可能觉得很简单。你知道新加坡的“数字政府”相当不错。几年前，中国地方政府还不断去学习。但是，即便今日，负责升级的GovTech首席执行官Kok Ping Soon也表示，仅仅将一个孩子的出生记录、“婴儿奖金”福利金与允许父母查看的医疗和免疫记录、儿童保育设施的可搜索信息打通做在一起，一站式入口，都比外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新加坡也不过一个单一的城市国家，中国的政府机构更多元，人口更多、涉及服务更复杂，它对背后的平台挑战更高。

而在应用层面，我不认为两者有多大竞争力差异。它们都将更多依赖合作伙伴的力量，包括政府自身的专业化能力。

这只是简单对比，绝非结局。阿里与腾讯这轮隔空斗法，更多还是行业的共振。

我抛给阿里副总裁刘松一个关于与腾讯竞争的问题。他没提腾讯名字，但认为目前根本谈不上竞争。因为，数字政府最大的挑战在于，做服务的人，尤其懂政务、懂数据、懂应用、懂端运营的人长期短缺，现阶段，所有人加起来，也无法满足数字政府创新的需求。即便美国，1/3的政务项目也是失败的。

阿里会更加重视开放创新，强化分层，将大数据能力、业务中台能力这类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做好，打造好底座，在应用层面，则需要行业里的人，应用开发商、政府加入，通过市场化运营推动。

当天，夸克看到，阿里云智能与航天信息、银江股份、软通智慧、南威软件、千方科技、浙大中控、上海电科智能、宝信软件、中科软科、太极等公司共同发布了“数字政府共建计划”。

确实也不要觉得阿里人多谦虚。阿里综合实力强大，但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就没有强大的地方。许诗军就是一个例子。他刚加入阿里不久。去年9月，还在太极股份，一家数字政府服务的提供商。你来看看他过去几年的理念。

在接受《中国信息化周报》采访时，谈及“政务云”，他强调，这一服务的本质，并非只是将分散在各委办、局的IT基础设施聚集到一个数据中心，这不过是“初级阶段”。未来，还要实现两个目标：

1、随着资源聚集，优化政务服务流程；2、云计算平台与大数据结合，最终实现业务创新和升级。

这完全就是“数字政府2.0”核心理念。而云计算与数据智能的结合，推动更多领域的业务创新与升级，同样也是去年年末阿里云升级为阿里云智能的核心动因。这说明，当初许诗军与太极股份的理念，并不弱于阿里云。这应该也是他被视为阿里数字政府战略“一号位”的原因。

腾讯的开拓路径，采用了合资形式。它与运营商在广州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共同拓展。运营商有ICT基础设施，显然能补足腾讯部分短板。运营商也有大量的数字政府的服务，算是渠道，但这种模式没有兼容政府方面的更多能力，且较重。如何形成既富效率又富有互补的拓展机制，并不容易。

阿里云智能的朋友说，公司的路径，已从原来单一建设跟项目型，过渡到从规划、设计、建设、服务、运营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地参与。同时，公司将与政府深度合作，把数字政府（相关）的事变成自己的事情，如此可以提供长期、可持续性的全程负责的服务。浙江、海南的合作都是如此。

消息人士透露，不久以后，阿里可能会有创新的数字政府推广合作机制出来。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阿里其实有它优势的机制。借助平台影响力，地方政府与它的合作几乎都是整体平台对接，涉及到整个数字经济服务形态。前段马云带队在黑龙江签署的协议，就非常典型。它的区域经济服务下沉，比其他同行更容易形成整体合作。这是平台经济的魅力。行癫说“拐点”已到，我认为，既是行业风向，也是阿里集团服务整个社会的效率时刻来临。“拐点”传递了阿里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