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他們的人生故事，充滿着絕處逢生的傳奇感。莫礪鋒來南京大學讀研究生之前對中文系毫無概念，只在農村背過幾千首唐詩宋詞，更不認識日後的導師；葛劍雄在進入復旦大學之前，並不知道自己將要讀的專業歷史地理是做什麼的，只覺得歷史和地理都是喜歡的學科；李伯重沒有讀過本科，也沒有參加高考，在父親的鼓勵下直接考取了廈門大學中國經濟史方向的研究生。他們都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批文科博士。

新中國的博士培養制度產生於上世紀8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的歷史。近日，《開山大師兄：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訪談錄》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十位不同學科的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的訪談。他們基本上都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開始本科或者研究生學習的一代學人，其中就包括第一位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莫礪鋒、第一位歷史地理學博士葛劍雄、第一位中國古代史博士李伯重。

“他們這一代學者，在從事學術生涯之前，有的做過工人，有的做過農民，他們深深地跟中國社會和土地緊密相連的，這種相連性一方面賦予他們家國情懷和時代感，另一方面也讓他們的研究具有溫度和厚度。”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時，訪談錄編錄者之一許金晶如此說。許金晶提到，此前對這些教授以博士求學生涯角度切入的訪談和資料是很少的，他希望通過這本書反映出這批學者在博士階段的訓練和研究，以及他們在博士之後的學術生涯跟整個國家、時代變遷之間的動態關聯。所以，藉由這批學者對於個人博士生涯的回顧，我們不僅可以瞭解他們在80年代的求學之路、治學之道，也可以窺見新中國文科各個學科的發展歷程。

需要注意的是，書名中的“大師兄”一詞並不能概括新中國第一批的所有文科博士，因爲這批人中不僅有“師兄”，也有“師姐”，比如第一位國際法博士梅小侃（1986，北京大學）和第一位政治經濟學博士趙濤（1985，中國人民大學）。對此許金晶說，書名來源於公衆號“羣學書院”推送的一篇文章《開山大師兄》——這篇文章列舉了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名錄。

成爲博士之前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在書中序寫道，雖然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的人生故事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在學術方面都有着相似之處，比如“基礎不好”、“缺乏系統的訓練”、“甚至中學和大學的教育都不完整”。在本書新書首發沙龍中，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莫礪鋒也感慨道，“我們這些‘開山大師兄’的學術水平遠遠遜於我們的先輩導師們，基本上可以斷定，我們這一輩人中是出不了大師的，因爲我們的教育過程是斷斷續續的、不完整的，所學也非本人所長。”

在《開山大師兄：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訪談錄》中，不少學者都回顧起了當年“無書可讀”的窘迫和遺憾。莫礪鋒回顧道，當年離開中學下鄉時，他曾從圖書館裏“拿”了二三十本書，但是這些書很快就看完了；至於那些北京城裏的孩子可以看到的書，比如“文革”期間非公開出版的黃皮書和白皮書，他是進入大學之後才接觸到的——讀書零零星星、缺少系統，也影響了日後的知識構成。他說，“假如那十年有一個圖書館供我用，也許我現在會比較有學問……我自己的知識構成，都是零零星星的材料拼起來的。”

清華中文系教授羅鋼也講道，自己在“文革”期間能夠讀的書極其有限，除了《馬恩列斯全集》《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幾乎無書可讀——“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都成了‘封資修’”，羅鋼說，也正是因爲那時候所讀的書極其有限，所以有些學者比如錢理羣和王富仁對於魯迅有着深切的感情。“真是全心全意地反覆地讀，因此而形成的理解和感情是後人不能想象的。”幸運的是，他某個朋友的父親在省圖書館的書庫工作，所以他可以每週去借書還書，只是這種做法也並不是萬無一失的；有一次，他的“黃色小說”《歐也妮·葛朗臺》被工宣隊的師傅沒收了，爲了要回這本書，他還寫了一個“沉痛深刻”的檢查在全體同學面前宣讀。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葛劍雄則提到，深厚的社會實踐經驗對人文社科的研究是有益處的。“文革”期間，他曾在中學專管壞學生，那時候停課了，學生幹什麼的都有，打架鬥毆也不稀奇；他還被派到公檢法上班，不僅審學生，還跟着把犯人押解到外地。“一個人真正要了解社會，一定要做研究，實際經驗是非常重要的。”葛劍雄說，之所以後來進入大學之後能做導師的助手，又做圖書館館長，不僅是因爲學術能力強，還因爲他可以處理許多“複雜的問題”。“我什麼人都見過，流氓、女人拍手跺腳在我面前打滾我都能對付，學生在我面前拿一把刀出來對我都是小事。”

“老藝人培養學徒”的方式

在他們作爲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進入高校之時，中國的研究生培養制度還遠未完善。羅鋼在訪談中講道，那時的第一批研究生受的約束比較少，不像現在的學生要經歷開題報告、中期報告多個步驟。當時他問自己的博士副導師童慶炳論文應該怎麼寫，童慶炳從書架中抽出了一本厚厚的書說，“寫到這個樣子就可以了。”那本書也是第一批文學博士的論文——王富仁的《綜論》，長達50萬字。

莫礪鋒回憶，那時研究生上課既沒有課程，也沒有學分，幾乎全靠導師一對一的指導。他的導師程千帆當時只有他一個學生，他的學習方式就是經常去導師的家中與導師聊天。然而就是這種“聊天”啓發了他日後的教學，莫礪鋒說，“要說我對我的學生們有什麼幫助的話，主要不是我開的那些課，而是每兩週一次的聊天討論。你讀書時遇到什麼疑難，你拿來向老師請教，老師幫助你一起思考。特別是對於文學研究領域而言，文學研究者應該有學術個性，不是千人一面。所以最好的師生傳授模式就是一對一，有點像從前社會上老藝人培養學徒。”

莫礪鋒所說的“老藝人和學徒”的故事不是孤例，現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馬敏也在訪談中提到，他每週都要去導師家裏喝茶聊天，在聊天中，同學們會彼此交流——比如他會分享自己研究早期資產階級構成的心得，他的同學桑兵則會講對於辛亥革命時期學生團體的發現，導師也會在此時補充一些學生們需要閱讀的材料。所以雖然那時學校沒開設什麼課程，但他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學術指導。

學生與導師一對一的傳授方式在葛劍雄的故事中也有體現。他在學校待的時間並不久，平時是上完課就回家；做了導師的學生之後，就開始導師家、學校和自己家三個方向輪流跑。他說自己和導師譚其驤的交往不僅僅是學術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比如編《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時候，他與導師一同在申江飯店長達9個月，這期間，他不僅要幫助導師找文獻材料，還幫助他處理學術和行政事宜，中午一起散步聊天，交流學術觀點，導師也會跟他討論“正在形成的觀點”。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葛劍雄甚至可以比導師的家人還要了解他的思想和爲人。“在這個過程中，他本身的所作所爲，他的言行，給我樹了榜樣……”

對今日學院的反思

三十多年後，第一批博士生終於成爲了教授和導師，學院與學術機制也已經變化，他們對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作爲七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懷舊情緒，覺得現在學術與各種經濟利益掛鉤，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排斥。”許金晶對界面文化說。今昔對比，高校學院注重量化考覈、學術風氣有待改進，也是第一批文科博士在訪談中提到的話題之一。

羅鋼在訪談中說，近十年學術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是權力和金錢的侵蝕，”他們當年寫文著書是沒有直接利益的驅動的，給最好的刊物發文章，“貼一張八分錢的郵票就寄過去”，現在指導博士生髮文章，結果對方要一萬五千元的贊助費；“二是量化考覈，規定每個教師每年要發表多少文章，”再根據考覈結果來發薪水。還好這種“量化考覈”受到了清華大學人文社科教師的抵抗，所以清華也是全國高校人文學科裏堅持到最後都不搞量化的。“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學者，你不讓他思考他也一定會去思考，你不讓他寫作他也一定會去寫作，但是不要跟他說今年要怎麼樣，明年要怎麼樣，給他強加很多束縛。”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也在訪談中談到了中國學術生產中的問題，“現在中國學術風氣不良，是很明顯的。我十多年前寫了一篇文章，就說道中國學術風氣不好，許多大學學報成了學術垃圾生產地。”

他們注意到，近些年，不僅學院與學術風氣與往日不同，學生也在發生着變化。李伯重說，現在有些學生讀研究生是爲了將來做公務員，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學生是有志於學術的，所以就會跟這樣的學生談話，建議他們換導師。羅鋼則講道，他的一位師兄講魯迅小說講得很投入，然而在汕頭大學講課時卻被學生提問：“老師你講這些有什麼用呢？”師生之間沒有共鳴，學生無法理解文學之美，這對老師來說，也是“兜頭一盆涼水”。

……………………

| ᐕ)⁾⁾ 更多精彩內容與互動分享，請關注微信公衆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