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文 ｜ 黄金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政变，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量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共产党在一夜之间变为非法，由地上转入地下。据中共六大的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革命志士惨死在屠刀之下。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说：“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之前投身于革命阵营中的知识分子迅急开始分化。但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毅然加入共产党并领导了武装起义。面对国民党的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从南昌起义开始，中共开始走上大规模武装斗争之路。\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f87ebb98d8a4fce99ee9b568f1b5754\" img_width=\"2315\" img_height=\"1542\" alt=\"“速即到汉口去”，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在关键时间召开的一次会议\"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南昌起义》 ，1957年，莫朴，油画，纵176厘米，横253厘米，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郑超麟回忆，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的第二日或第三日，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来到他的住所，带来了中央的一个命令：尚留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包括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绮园、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接到命令的郑超麟简单地准备一下便出发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郑超麟等人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因为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而对于外国轮船拉兵差的，检查就没那么严格了。令郑超麟意料不到的是，与他同坐一条船去往武汉的，竟然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罗亦农）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李立三）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的。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是‘贩瓷器的’。”一个“卖水果的”年轻人跑到郑超麟身边，问：“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郑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意外的意外”是，船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维经斯基)从大菜间走出来，郑超麟同他点点头，他也同郑超麟点点头。 郑超麟还回忆说，在船上，大家都以为陆定一是他的弟弟，因为他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由同一个西服店缝制的。\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015f7c9208fa4b10995c6a1b1909545e\" img_width=\"969\" img_height=\"876\" alt=\"“速即到汉口去”，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在关键时间召开的一次会议\"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位于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今八一南昌奇艺纪念馆）前的铜铸雕塑\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面对局势突如其来的骤然巨变，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共面前。召集这么多中共要人齐集汉口，就是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人数，因迄今未发现完整的会议记录和相关档案文献，所以党史界尚未形成定论。有苏共《真理报》1927年5月8日报道的“94人说”；有同一报5月11日报道的“81人说”；有经过考证认定实际出席大会正式代表的“82人说”；还有中共五大纪念馆考证的结果“96人说”等等。据代表回忆，参加五大的有正式代表即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列席代表，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只让当个候补代表”，这种情况有多少不得而知。正式代表中有少数因工作需要、交通不便等原因没有到会。如周恩来因处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善后事宜而未到会，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于4月28日惨遭杀害。因此，会议对代表的统计难以做到十分准确，与会代表不可能了解此详情，因此他们的记忆也各不相同。但无论上述记载和回忆哪一种更准确，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不少于80人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代表来自全国11个省区，代表全党57967名党员。中共五大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代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半月余，可以说是在关键时间召开的会议。\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751971173040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