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p\u003E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至道無餘蘊矣》這本書源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當時我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歷史系攻讀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博士。我的興趣主要是上半世紀知識分子對鄉下的認識，因而選的論文題目是“梁漱溟及民粹主義的選擇在中國”（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對梁漱溟先生的著作研究得越深入，越覺得他的思想有意義，但沒想到我能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去作研究，更不用說能見到梁先生本人。正好19\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79\u003C\u002Fi\u003E年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同一年，南京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簽訂互換交流學者的協議。那年秋天，我作爲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來中國學習研究的美國學者之一，來到南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79\u003C\u002Fi\u003E年與現在不同，學術界對梁漱溟先生思想並不熟悉，不過大部分學者通過兩年前出版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毛澤東\u003C\u002Fi\u003E選集》第五卷，知道\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毛澤東\u003C\u002Fi\u003E批評過樑漱溟先生。我們來南京大學的這批美國研究生都被安排了指導教師，而南大歷史系教授當中只有伍貽業教授對我的研究題目感興趣。伍教授有儒學研究背景，又曾在收藏有民國時期材料的檔案館工作過，興趣和經驗比較廣，也願意幫助我學習。我到了南大以後，還不知道是否能去拜訪梁漱溟先生。\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0年4月中旬，南京大學外辦開始聯繫梁先生的單位——中國\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政協\u003C\u002Fi\u003E，沒有結果。5月底，我直接給梁先生寫信。6月8日，梁先生回信，歡迎我到北京去看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伍教授和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0年6月18日到達北京，第二天去向中國\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政協\u003C\u002Fi\u003E辦公室的李數女士報到。王芸生先生的追悼大會恰好也是6月19日在\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政協\u003C\u002Fi\u003E禮堂前廳舉行，而我們當天臨走的時候追悼會正好結束。李數看見梁先生從禮堂出來，介紹我們雙方認識。沒想到，梁漱溟先生當下很隨意地要我們乘坐他的小車隨他回家。這樣，我們第一次來到梁先生的住地——北京木樨地22樓5門9層17號，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第二天上午八點鐘我和伍教授再去，之後的兩個多星期，幾乎每天早上去梁先生家訪談，一共十三次。\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oIwbA2FrjPJ\" img_width=\"600\" img_height=\"400\" alt=\"林琪：我與梁漱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79\u003C\u002Fi\u003E年底，梁漱溟移居木樨地復興門外大街22號高幹樓，在此安度晚年，並接受了兩位美國學者越洋訪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談話快結束時，我們問梁先生可不可以將每次的談話內容錄音記錄下來。梁先生前一天隨意地請我們隨他回家，此刻又欣然同意錄音。當時中國剛開放不久，跟其他中國人正式相處時，我經常會感覺他們有一點猶豫。梁先生一點都不是。恰好相反，和梁先生談話十分自然，似乎沒有不可以問的問題。這樣子從第三天開始，每天早上去木樨地錄音兩個小時左右的訪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個訪問梁先生的外國人，但這不是第一次有外國人訪問梁先生。例如，1932年4月4日哈佛大學哲學系的WilliamHocking教授有一次在北京採訪過樑漱溟先生。Hocking留下的筆記描寫梁先生說話的聲音非常低，以致茶館的服務員需踮着腳走路。半世紀以後，梁先生仍然低聲說話。結果是錄音帶有的部分聽不清。不過正如Hocking所說，梁先生說話說得很慢，有時會停頓一下，同時也說得非常清楚，完全是標準的普通話。我當時在中國學習還不到九個月，不過聽懂梁先生的話不成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Hocking記錄梁先生緊跟着他自己的思路，不跟着Hocking轉換話題。我們的訪問也是這樣。我本來告訴梁先生要談三個大題目：鄉村建設的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談話基本上都在這大範圍以內。梁先生說什麼經常好像有所準備，說法不異於其他時間討論同樣的題目。他敘述自己過去的思想和事情時喜歡按時間順序講。有一個故事給我們講了兩次，第二次的說法與第一次基本上相同。梁先生好像特別願意討論佛教。我們也沒想到梁先生會主動地要說清楚1953年\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毛澤東\u003C\u002Fi\u003E批判他的背景和經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採訪梁漱溟先生時，主要是伍教授說話。每天晚上我和伍教授討論當天的訪談。伍教授幫我解決人名不清楚等小問題，然後我告訴伍教授第二天想提的問題。早\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上訪\u003C\u002Fi\u003E問梁先生時，大部分是伍教授替我提問題的。同時梁先生說的話如果引起伍教授的興趣，伍教授就隨即提他自己想問的問題。談話有時停頓，是爲了等梁先生找出有關的手稿給我們看。其中有一篇手稿到現在還沒有出版，作爲本書的附錄。還有時談話停頓，是因爲梁先生拿出廢紙——一般是打開的、已用過的信封，寫字給我們看。我還保留着這些字條，它們的複印件也將在本書中出現。偶爾錄音帶上聽得到保姆孫梅娣在旁邊接\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電話\u003C\u002Fi\u003E的聲音。她有時也會促請我們早一點結束談話。後來從梁先生的兒子梁培恕先生的信中得知，這是由於她自己認爲梁先生勞累，並不是梁先生本人的意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每天跟梁先生談話時，我都感到輕快。梁先生談什麼總是很嚴肅，不過並不嚴厲。他給我的感覺是又輕鬆又深沉。梁先生說話不是戲劇性的，但同時很有趣味兒。雖然梁先生很少微笑，我還是感覺得到他有一定的幽默感。今天再聽錄音帶上的其他聲音——或是梁先生說話時用扇子打手掌的聲音，或是保姆在廚房切菜的聲音，都讓我回憶起那時候留下的明快心情。7月5日，訪談的最後一天，像頭兩天一樣，沒有錄音。這次不是正式的坐下采訪，而是梁先生請我們在他家裏喫飯。當然是喫素，我還記得其中一個菜是番茄雞蛋。我們臨走時，梁先生送我們每一個人一幅他的書法作品。送給我的是朱熹的一首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送給伍教授的是諸葛亮的話：“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除了在他家訪談梁先生以外，我們也訪談了一些別的人，其中有的是通過樑先生介紹的。7月1日，伍教授和我有機會去拜訪梁先生的老朋友張申府先生。張先生和梁先生是順天高等學堂的同學，但是辛亥革命後梁先生在報社工作的時候他們纔開始有來往，成爲朋友。年底12月6日，我和伍教授去青島時，見到梁先生介紹的一位信道教的老學徒，薄蓬山先生。梁先生在北大時，薄先生開始跟他學習，二十幾年來在梁先生家一直是梁先生的朋友和助手，並曾在鄒平當過鄉村建設研究院教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回南大以後，梁先生幫我聯繫他的學生田慕周先生。我第一次和田先生談話是\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1年4月8日到10日，在南京，9月10日、11日又有兩次長時間的談話。田先生是燕京大學畢業的。很多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當時都到晏陽初所在的定縣去了，田先生反而去了鄒平，然後去了四川，一輩子都把梁先生當成老師。\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1年以後，我與田先生一直保持聯繫，我每次到中國時一般都會到上海去看他。\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1年秋天，我已經在南大作研究兩年了，準備回國。離開中國時經過香港，9月21日我在香港有機會採訪王皎我先生，也是通過樑先生的介紹。梁先生在香港時與王先生有來往。王先生去香港辦書店之前，也有一段時間在河南省輝縣百泉當過鄉村師範教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79\u003C\u002Fi\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1年我在南大作研究的時候，有兩次和伍教授到外地去作研討。\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0年6月18日至7月6日在北京是第一次。訪問梁漱溟先生和張申府先生以外，我們也採訪過千家駒先生和何思源先生。第二次是\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0年11月18日至12月7日到山東去。在山東，我們到過曲阜、濟南、鄒平和青島。在曲阜，採訪了曲阜師範學院的顏潤生先生。在濟南山東大學採訪了朱玉湘先生、胡汶本先生、王先進先生和房金堂先生，在濟南也採訪了孫子願先生。在鄒平參訪的地點包括鄒平縣城、孫鎮和馮家大隊。最後去青島看了薄蓬山先生。一共在山東訪問了二十\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五六\u003C\u002Fi\u003E個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0年認識梁漱溟先生以後，接下來的七年時間中我有多次機會去看望梁先生。在我快結束南大的兩年訪學臨回國之前，\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1年夏天再次到北京去，7月19日訪問了梁先生。\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4年底至\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5年，我帶了一批美國大學生去北京學習。\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5年1月1日去拜訪了梁先生，然後一直到暑假數次去梁先生家。\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6年夏天我又去了中國，6月份、7月份都去看望了梁先生。\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98\u003C\u002Fi\u003E7年10月至11月，中國文化學院召開梁漱溟思想國際研討會，我也參加了此次研討會。11月3日我到梁先生的家去。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梁漱溟先生見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3年秋天我又回到南京三個月，再一次與伍貽業教授合作，開始把三十多年前採訪梁漱溟先生的錄音整理成文。我來中國之前，已有把錄音轉成文字的粗略的草稿。在此基礎上，伍教授和我仔細地修改文本。伍教授把錄音又聽了一遍，我把文本與當場寫的筆記對照，對草稿提出疑問。每個星期我們幾次面對面商討，又聽錄音，又改正文字和標點，儘可能解決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限於篇幅，我在這兒沒有系統地分析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但我想點出一兩個想法。梁漱溟先生是一個現代人物，直面二十世紀中國的難題。從1921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以來，有人一直認爲他是保守的儒家，但不是那麼簡單。如果把梁先生限於當作傳統儒家的典型，就等於帶上了眼罩，擋住梁先生所想開創的新方向和新的可能性。梁漱溟先生完全靠自學。他對儒學和佛教的理解，是自己直接看原書得出來的，沒有先通過他人歷史積累的對儒學和佛教的認識。我們想理解梁漱溟先生，要同樣對待他，不帶假設，直接讀他的著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閱讀本書，會知道梁漱溟先生晚年想講佛教，認爲《人心與人生》是他所寫的書中最重要的一本。佛教與人心，這兩個題目是梁先生很早就開始注意，一輩子都關心着。同時梁先生也關心人生。他跟我們談話的內容表明他在政治上很活躍，也認識許多軍事人物。梁先生因當時中國社會上民不聊生的現狀而心有感觸。這種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可以算是中國傳統態度，不過樑先生在這點上並不能簡單地作出傳統式的選擇。傳統思想上個人行爲對社會現象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到二十世紀中國，個人行爲與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在思想上變成問題，不再有可靠的聯繫。梁漱溟先生的難題是怎麼把這兩者又聯繫在一起，在現代的情況之下將個人行爲怎麼聯繫社會，聯繫歷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梁先生認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結構垮掉，必須重新構造。這是危機，但同時也是難得的機會。梁先生要依靠孔子對人類的明智見解，在現代情況下，培養以前沒有過的新文化和社會。出發點是小社團，在經濟方面就是合作社。社團的結合性在於人與人、人與社團的彼此重視。社團內彼此交流討論來解決當下的具體問題，培育出新的活潑的、有主體性的合作社團。很多合作社聯合起來，就形成一個新社會和新文化，又避免資本主義道路的殘忍，又參與進步的現代性建構。梁先生盼望的這種合作主義，也許在當代的中國還有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一個現代人物，梁漱溟先生的焦點放在未來上。他面對着具體的社會性和思想性難題，提出了新式的問題：進步本性是什麼？將來的人類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怎麼達到它？梁先生在思想和行爲上，出發點總是生活、生命，都要同時瞭解中國，以及人類的未來的可能性。他思考問題時，不管是傳統思想的、現代社會的還是人類本性的問題，都要揭開表面下的結構。在這點上，梁先生經常質疑人們無意識的日常假設。梁先生所認識的事實是有歷史性的，且都在變化。在他所瞭解的過去和不斷演變的人性基礎上，梁漱溟先生渴望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創新。\u003C\u002Fp\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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