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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万元户生活得怎样？

李锦40年三访赵塔头村

5月8日，见面时，李锦(右)和赵光泽(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临近，万元户这个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作为万元户的发现、核实与报道者也引起媒体的关注。现将各家报道转载于后。

包产到户,让棉农老赵成了万元户

大众日报 2018-05-21 06:24

《大众日报》开栏的话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齐鲁儿女敢为人先、奋发有为,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春风浩荡、浪潮滚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改革开放40年·40人40事》栏目,撷取改革开放40年间的代表性人物和标志性事件,与广大读者一道重温激情岁月、经典瞬间,再现个体命运同祖国发展休戚与共、与时代大潮同频共振,并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马朝霞　姚晓楠

1980年11月,新华社记者李锦报道临清县八岔路公社(现为临清市八岔路镇)赵塔头村赵汝兰一家,卖棉花收入过万元。

5月19日,聊城市临清市八岔路镇赵塔头村。

    “一晃40年,这变化可真是大啊。”68岁的村民赵光泽,翻看着1980年关于他家成为“万元户”的老照片,心里有太多想说的话。

    1980年11月,新华社报道临清县八岔路公社(现为临清市八岔路镇)赵塔头村赵汝兰一家,卖棉花收入过万元。当年赵家添置了五辆自行车、三台缝纫机、两块手表、一个座钟、两台收音机。赵汝兰由此成为山东首个被媒体报道的“万元户”。赵光泽就是赵汝兰的长子。

“改革开放前,经常吃不饱饭,想起来心里就难受。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赵光泽说,“包产到户把大伙儿的干劲激发出来了,不光是咱家,全村也都致富了。”

对赵光泽而言,在过去的这40年中,有几个时间点,他是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大众日报记者采访万元户。（以下内容省略）

老记者重访“万元户”

聊城新闻网2018-05-23 10:17:28

□曹 原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赵汝兰也成了山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

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万元户”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卖棉成了“万元户”，赵家的日子就好起来了。不但吃穿不愁，而且还添置了好多当时的“大件”，当年就添置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台座钟和两台收音机，一共花了不到2000元钱。

2018年5月8日，老记者李锦重新来到临清，决定再去拜访一下当年的“万元户”，看一看农村的新变化、新气象。从临清市城区上车出发，李锦便打开了话匣子，讲述起当年发现赵汝兰这家“万元户”的经历，以及当时的种种趣事，语气里透露着无尽的自豪和怀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农民怎样才能致富的问题。当时粮食价格偏低，农民还要把相当一部分收成作为口粮与种子，种粮根本不可能致富。”李锦说，“1980年夏收时我在东明、平原等县了解到，农民卖粮收入最高的也不超过2000元。而种植棉花可能获得高收入，1980年皮棉超价部分价格上涨到每斤两块七元钱，且因推广“鲁棉一号”良种，产量显著提高，农民个人所需棉花极少，几乎全部出售给国家。经过排队优选，高唐、夏津、临清是山东省种植量最大的几个县，而种植面积最大的农户很可能出现在这几个县交界地区的荒僻地带。”当时，临清全县定购任务15万担，这时已交34万担，形势非常好。李锦与当时临清县委宣传部的许铁生、熊宝友商量，得知八岔路公社有个大收棉站，那里地荒人少，可能有收入很高的农户。“到了八岔路，公社书记徐保民领着我转了一下午，只找到收入五千元的种棉户。晚饭后，我到棉花收购站找工作人员聊天。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从各个村子抽上来的，对村里情况比较熟，一会儿便围拢过来。我问谁家人口多，劳力多，谁家承包的土地多。有个从赵塔头村来的小伙子，说他们村一队赵汝兰家有四个儿子、两个闺女，10个壮劳力，包地二十多亩，交棉不少。”李锦说。第二天一大早，李锦便与公社财粮助理员一起骑自行车直奔赵塔头村。赵汝兰见有客来，马上迎上前来，握住李锦的手说：“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俺现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头这政策能继续推行。”当时李锦算了一笔账，赵汝兰一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亩，自己又开荒9亩，这30亩地都种了棉花。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就设在当时的临清县，他们家都用的研究所新研制的“鲁棉一号”良种，棉花长得旺，质量也好，每亩收获220斤，共收6600斤，多数是超售的，价格每斤卖2.6元，收入17160元。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观。当时李锦一行人连算了三遍，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棉花的，纯收入为10239元。老赵头边卖棉花边忙着置办家具，为小儿子结婚买了缝纫机、自行车，还为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家里当时有5辆自行车、3架缝纽机、两块手表、两台收音机。还新盖了6间房子，计划再盖9间。赵汝兰说过去愁的是人口多，吃不饱，眼下愁的是劳力少。

说话间，车已经开进了村里。“柏油路铺起来了，路灯也安上了，村里也这么干净，变化真不小!”李锦看着窗外的村子，不由发出一声感叹。如今的赵塔头村和1980年他第一次来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大的村子，新修的柏油路笔直地伸向前方，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在道路两侧，路两旁房屋粉刷过，显得格外整齐洁净。“路上一片垃圾都看不见!”我也忍不住感叹道。

车子往左一拐，走了不远便到了赵光泽家——赵光泽是赵汝兰老人的长子，1990年开始当村长，如今已快30年了。赵光泽一家已在门口等候多时，看见车来了，赵光泽快步迎了上来。李锦下车后，也快步向他走过去，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老哥哥，您还好吗?……”“好，好!”赵光泽眼里泛起泪光，但是脸上却露出灿烂的笑容。寒暄几句，一行人走进了赵光泽家，我注意到，李锦和赵光泽，始终是紧紧握着对方的手。

走进屋子，赵光泽的老伴和女儿就热情招呼我们坐下，端来刚刚切开的香瓜。“这都是咱自己大棚里种的，刚摘下来，大家快尝尝。”赵光泽的大女儿说。咬一口，清凉甘甜，一扫旅途的疲惫和燥热。“村里利用扶贫资金建了11个大棚，我自己也承包了一个。”赵光泽说。众人谈起了以前的故事，赵光泽笑着说：“以前就我们家是‘万元户’，现在家家都是‘万元户’!”他介绍说，现在老父亲去世了，兄弟四个也早已分家，有在外地打工的，有在本村开便利店的，有的干脆搬进了临清城里，兄弟几个人均年收入都在7万元以上。“过去成了‘万元户’，现在是考虑全村的致富增收。”赵光泽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起大棚后，村委会研究决定将大棚承包出去，每年大棚承包费收益7.7万元。“这些承包费收上来之后，全部用于扶持村里的贫困户。”赵光泽介绍道，赵塔头村按年收入不超过3720元的“贫困线”来界定贫困户，同时结合实际情况补助较为贫困的家庭。“虽然有的户家收入勉强超过了3720元的贫困户标准，可是仍然是比较困难，我们也是根据他们家里的实际情况进行帮扶。”赵光泽说。不仅如此，在村委会大院还安装了40万元的光伏发电项目，并入国家电网，每天稳定收益200元。“这是老天爷赏饭吃。”李锦指了指上面，诙谐地说道。赵塔头利用“大棚+光伏”，每年村集体收益稳定在18万元左右，为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基础。“香瓜还能再结一茬。等香瓜下去了，我们再种上黄瓜。”赵光泽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

赵光泽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村里开会，常在喇叭上喊。

赵光泽说，以前之所以能成为“万元户”，一方面是“上面政策好”，另一方面就是“劳力多”，没日没夜地干。而现在，全村地里农活都实现了机械化，机种机收最多3天就能全部结束。劳动力不再被束缚在土地里，为农民致富带来了更多的门路。村民在地里不忙时，可以打打短工，给家里带来收入，就算是地里庄稼需要打理，因为实现了机械化，也很快就能忙完，不像以前整家人没日没日夜泡在地里。“在镇政府门口，形成了‘短工会’，每天，各镇村民地里没事了就来这儿等活干，哪里的工厂企业需要人了，就用卡车来拉，一回能拉走二三十人。干完一天活，少的挣80元，多的挣150元，都是一天一结。晚上下工不愿做饭了，就买点肉，回家全家人一块吃，满满的幸福感。”八岔路镇党委副书记靳丽说。

当时，赵光泽是生产队长。他找出1980年队里的记录，与李锦回忆当时情况。

赵光泽说，实现机械化，壮劳力不被束缚，村里就只剩下老年人了。目前村里正在建设“文化大院”，里面有棋牌室、阅览室、休息室，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他是一点都闲不住。”赵光泽的老伴笑着说，每天赵光泽都是五点多就起床，起身去村里兜兜转转，七点多回来吃早饭。“早上不在村里转一圈，老赵心就不踏实。”就是在赵光泽这位心里不怎么“踏实”的村支书带领下，村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全村新修了6000米柏油路，安上了40盏太阳能路灯，村民全部喝上了自来水。“以前喝水都是自己在院里打井，需要自己压水喝。现在安上了自来水，方便了不说，水也变甜了。”坐在一旁的村民赵光华说。临清市由于地理原因，水质偏碱，长期饮用未经软化处理的水，对人体伤害很大。赵光泽经过积极联系协调，终于让村民全部喝上了层层处理过的自来水。衣食住行，民生之本。“好的村干部，就应该处处为村民着想，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急。”李锦说。

40年前，李锦为大娘拍的照片。

2008年，再次见到大娘，大娘已经30年没有见面了。

2018年，再次见到大娘，大娘已经91岁了。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众人在赵光泽带领下，在村里走一走。一行人先来到了赵汝兰老人曾经住过的老宅。进门后，众人齐声问：“哪个是老屋?”赵汝兰老人的女儿指着一处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是!又重新抹了水泥，屋里也吊了顶，不大好认了。”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排房屋整整齐齐，如果不提醒的话根本看不出已经是三四十年的老房子，走进屋里，已经铺了地板吊了顶，屋里陈设整整齐齐，整洁明亮。“住的房子换了好几茬啦。”赵光泽笑呵呵地说。在他记忆里，当年最早的土坯房已经不见了踪影，带我们参观的“老房子”也是成为“万元户”以后盖的，后来分家，几兄弟陆续建了宽敞明亮的新家，孩子们更是直接去了城里买了楼房。不光赵光泽家，村里光在城里买楼房的就有86户。李锦摸着已经完全变了模样的老房子，若有所思。从土坯房到砖瓦房再到楼房，居住条件的变迁，不仅成为村民生活越来越好的缩影，更凝载着厚重的农村发展史。

从赵家老宅出来，一行人又去了当年的“老棉站”。现在的“老棉站”，已经是八岔路镇一家小有名气的纺织厂——临清市兴喜纺织有限公司。

上世纪80年代的棉花收购场景蔚为壮观，这张照片被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

进厂后，映入眼帘的是小山似码垛的整整齐齐的大包棉花：“新疆·奎屯”、“新疆兵团第八师”……“这些棉花都是新疆运来的优质长绒棉。”陪同参观的八岔路镇镇长勾建党介绍，“八十年代我们只能种棉、收棉，现在虽然不种棉花了，可建起了纺织厂，从产业链的底端爬到了顶端。”走进纺织厂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从进车间到走出来，足足走了四十分钟。“工人都是本镇的各村村民，有一部分还是贫困户。”纺织厂负责人王东说，公司工人最多时有二三百人，后来淘汰落后机器，添置新机器，使得工厂用工人数急剧减少，到现在只剩40多人，极大降低了企业用人成本。

“像这样的纺织厂，八岔路现在有十多个。而仅仅这一项，一年利税就有200万元。”勾建党镇长无不自豪地说。

赵光泽陪着李锦参观一家农户面粉加工厂。

日影西斜，我们也结束了一天的行程。“住一天再走吧!”赵光泽和李锦的手又紧紧握在了一起。“我们还会回来的，这次看到了咱村新面貌，等再回来时，再看看咱村的新变化。”一行人陆续上车，却没有一点离别的感伤，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太阳已经西沉，可赵塔头的黎明，才刚刚开始。

30年后，重访中国第一个万元户

姜晓林 阎立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标志：万元户。

最早传播的万元户出在哪里？山东临清八岔路。这个万元户的报道者是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李锦。日前我们随着他重访了万元户。

2008年，李锦再次访问万元户。

发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

当我们随着这位新闻前辈重访万元户时心情难以平静。他向我们介绍这次报道万元户的背景。1980年秋天，鲁西北平原棉花喜获丰收，遍地银山崛起。在中共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李记者走了很多地方，寻找劳动致富的典型。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棉花收购站，他向临时工一个个打听，最后找到当地植棉最多的农民赵汝兰。李记者与公社会计一起算帐，算出他家当年收入10239元。中国农民中出现万元户的新闻经新华社传真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当时全世界有70多家报纸采用。赵汝兰，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全国和世界报纸的“万元户”，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汝兰堪称“中国第一万元户”。万元户的出现，对打破毛泽东时代后期“左”的思想路线统治不啻是一声春雷，冲破严冬的封锁，传递春之到来的信息。至今李记者还清晰地记着和他一起去的公社会计挂在自行车前把上的算盘，在颠簸不平的乡村土路上发出的“哗啦啦”的清脆的响声。

二十八年过去了，万元户一家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生活过得怎样？是更富有了，还是过得比较艰难？他的儿孙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家长赵汝兰应该有九十岁了，是否仍然健在？

车七转八弯，过了冠县柳林，我们走走停停，不断打听，终于在下午五点半钟到了一个路口，问赵塔头村，没人知道，一问起“万元户”有人马上指东边。到了村中，问赵汝兰，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一说起万元户，有人马上说”老赵头呀“，在村东北。

“老哥，赵汝兰家在哪里住啊？” “谁，谁？”几个老头围上来，“你说谁家？”

“以前那个万元户啊，报纸上报道过的，种棉花发财的万元户家”李记者提醒道。“啊，他家呀，知道知道”，一声“万元户”，打破了所有的语言或者陌生的障碍，将二三十年前和现在衔接在一起，将时空和人物压缩定格在一起。

二十八年的时光，一万多个黑夜和白天，当岁月将过往带进尘封的历史，村里的人们却没有忘记当年的“万元户”。顺着村人告知的方向，车子进了村里的东北角。赵塔头村，东西长约一华里，南北约400多米，是一个形状并不规则，房屋建设也没有规划的小村落。当年的万元户赵汝兰的子孙们就聚居在村的东北部，而且占据了村落的整个东北角。

此时，李锦想起向邓小平汇报万元户赵汝兰家的情况。1982年12月31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见共青团代表时，李记者作为新闻界的唯一代表专门汇报农村改革初期的情况。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锦涛介绍李锦为宣传三中全会去过200多个村庄情况。邓小平接着就问李记者：“现在农民生活怎么样？”当时才三十岁的年轻的李记者，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难免有点紧张。他顿了顿，忽然想起从万元户赵汝兰家了解到的情况，就立即回答说：“农民差不多天天吃肉，5天赶一次集，每次买个5、6斤，用大锅煮好，撒上盐，每天炒一点，下次赶集再去买”。邓小平又问：“农民住房怎么样：”李记者也是按照赵汝兰家的条件说：“现在盖新房的很多，一般是5间房，3间正房，2间偏房。”邓小平听了这些具体情况后，脸上露出笑容，与李记者握了握手，连声说：“好、好、好”。最后小平同手指出着李记者说，“你有发言权”。

当时，赵汝兰有四个儿子，是村里的大户。加上还没出嫁的两个女儿总共有八个劳力，承包了生产队里21亩公家地，自家又开垦了9亩荒地，30亩地全部种上了当时品种最为优良的“鲁棉一号”。依靠着党土地“包产到户”的好政策和科技成果，再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特别帮忙，到秋天取得了棉花的大丰收。一下之间，由一个儿女众多、家庭负担重的困难户，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万元户”。

一家变九家，都是高门大院

到了一个大门洞开着的院落，人们说这就是村支书的家，屋里闻声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有点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一大伙人。李记者从车上拿过一个用报纸包装得很严实的东西来，之前我们见他放在后备箱里，大概有二三十厘米长短的长方框，并不清楚里面包的是什么。拆开了，赵家的人都兴奋地惊叫起来。原来，李记者把当年给他们家人拍的照片以及出版在《大转折的瞬间》上关于万元户的发现的一段文字，花了几百块钱找人放大并把它们很精致地裱装起来，我们看了也跟着激动不已起来。

“呵呵，这个是我啊，那个是你”，主人此时显得格外高兴，她拿着一张两个妇女抬着一家缝纫机进家门的照片，推搡着旁边的一个人，嚷嚷着“这是咱们俩呢，大嫂，你快看看”。

“这个是我，那个是俺大嫂子，后边那个修车子的是他爷爷，他爷爷早老了。”她笑嘻嘻地回答道。

年轻一辈也涌了上来，“哈哈，这是咱爷爷吗，怎么这么年轻啊？”

“这是俺爸爸呀，推着洋车子，带着帽子，呵呵。”

“这个是你吧？”李记者又问一个中年妇女，“那个时候扎着辫子还挺苗条挺俊呢，现在胖了。”

“是啊，是啊”，她乐得弯下腰来，掩着嘴说，“那时才二十多岁呢，年轻好看，呵呵”。

赵汝兰的儿子儿媳辈们，在放大过了的照片上寻找着自己当年的影子和故事，勾起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的无限感慨；孙子孙女辈们则万分兴奋地发现着、想象着他们祖父母、父母们的“光荣历史”，或许也会为自己没赶上那段历史而有点遗憾地唏嘘不已吧；还有他们怀中抱着的下一辈们，在人群的喧闹中，不甘寂寞地挥舞着小手去夺人们手中的照片，

又有几个人簇拥着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来了，是赵汝兰的妻子王立芬，李记者快步迎上去，拿过一张年轻妇女喂羊的照片，递给老太太看，“大娘，这照片是我给你拍的。”

“哎哟，三十年了！”老人像想起了什么，抓起李记者的手，仔细打量着他，口中喃喃自语着“三十年了，得三十年了。” “可不是嘛，我都记不起来了，光想着有这回事，记不清是怎么样了，一看照片就又想起来了。光听说给拍照片了，上报纸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想到你又回来了，真好真好。”老人一口气说了很多“真好真好”。

大爷走了。当年两个新媳妇成了奶奶。大娘拿着我带来的照片与重孙子在一起。

李记者则走进里屋看了看，“这是包子呀”，他拿起桌子上篮子里一个大包子问，“哎哟，还是热的”。

“是啊，中午刚蒸的”，“带汤的，灌汤包”，老人介绍着。

“你看有粘糕、包子、馍馍，现在生活好了呀，家里还吃玉米吗？”

“不吃了，都吃白面馍馍，棒子是改善生活的时候吃，棒子、地瓜现在都是稀罕东西。”

“当时成了万元户，还吃棒子窝窝头呢。我在你家吃过饭，呵呵”李记者回忆说。

“是啊，那时候会过日子呀，是万元户也不舍得吃白面馍馍，就怕再过穷了，不是过穷日子过怕了嘛。”老太太接着说，“今天晚上别走了，在这吃包子。”满屋的人都笑了起来。

从老二家出来，对面一家就是老三家，老太太介绍着，非要一家一家都过去看看。老三家里布置的很好，上面吊着漂亮的带有花纹的天花板，下面铺着光滑鲜亮的地面砖，屋子里面好像新装修的一样，现代家电也一应俱全。

“当时跟我父亲推洋车子拍照片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院里，前面又盖了新房子。”

“是嘛，当时院子里还有很多砖，现在你这房子都盖了好几次了。洋车子还有没有啊？”李记者说法，把自行车也叫成洋车子。

“早就没有了，全换成电驴子了，呵呵。”老大说，“光我们家就有三个，他们每家都两三个。还有摩托车，一家也得两个。”

老大家也是两栋房子，他没有儿子，其中一栋就给自己的大女儿和女婿住。他们家的房子、院子装修得非常好，每栋都花了十几万。

“哎哟，你家很大很好啊，这都是你家的，你们兄弟每家都两栋房子，加上老太太家，总共九家，这村快成赵家庄了。”李记者不断地啧啧称赞着。

老四赵光文家的旧房子正是当年李记者拍摄《三大件进家了》的老房子的旧址，不过老房子早就不在了，这是后来在老房子的基础上翻盖起来的，现在也已经成了旧房子。当时就是在这个正屋的门口，李记者给万元户赵汝兰以及抬着缝纫机的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拍摄下了最有名的关于万元户家的照片，这张照片在1980年11月17日经新华社传真发出后，很快就被国内外70多家报刊采用，万元户的新闻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

老人的房子建于李记者走后的第二年，夹在老四旧房子和新房子的中间。

在这栋最旧的房子面前，我们停了下来。“哎哟，这就是用当年老房子院里的砖盖的房子了。”李记者感慨着“看墙上还能看到砖头呢。”这栋老房子，现在在农村也已经很少见了，几乎全是用砖垒起来的。而在当时的1980年，万元户家这几间房子却算是村子里最豪华、最气派的新房了。

大娘看到参观的人流，以为文革又来了

老人住的这栋房子，也是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地面是土质的，没有用水泥抹过，更没有铺地板。房门、窗台都很低矮，屋顶上也没有吊天花板，屋梁的木头上还能依稀看到毛笔字写的建房的日期以及上梁大吉之类的吉利话。四面墙只是简单的用涂料粗略地粉刷过，砖块相垒的痕迹显露得清清楚楚。

老太太说，“我那会可害怕哩，嗨，那不是以前闹文化大革命闹的嘛，家里被抄了个空，家底子都被人家收拾走了。你不知道，可害怕来着。这不是到后来翻了身，分了地，就有钱了，弄了个万元户。来了很多人，一批批的，不知道到底干什么的。我心里就很害怕呀，寻思这又是要干什么，以为又要来文化大革命了呢。听到车响，看见有车在家门口，就吓得不得了。”

80年秋天，李记者拍的关于万元户的照片报道出来后，在当时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之后两三年，来参观的很多，上到中央的部长、省里的书记，下到地方上的领导都带了很多的人来参观这个万元户。更不用说报纸、电视台什么的来采访了。总共大概有三五百帮。最多的一天聚了来10多伙人，一次多达几十人。

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城里的人都说，了不得了，农民发大财了，都成万元户了。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月工资才三十几块钱，国家干部、科学家也就是五六十块，一年总收入才七八百元，而种地的农民却能收入上万元。当时，在思想很不解放的情况下，许多人既好奇又很难理解。

给他们家人的生活带来影响是肯定的，可是让老人曾经如此地担忧，却是李记者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几乎很愧疚地问道：“哎哟，没想到这些，大娘现在不害怕了吧？”

如今种棉花不挣钱了

鲁西北地区地处黄河两岸，沙碱地多，日照充足，雨水适宜，从明清以来就是棉花的生产大区。“金高唐，银夏津，铁打的临清”，当地老百姓富就富在棉花上。而1980年，农村土地政策落实后，农民包括万元户赵汝兰家发的也是棉花财。

“现在还有多少地呢，以前不是有三十亩吗，现在多了还是少了？”李记者问起了土地和庄稼的问题。

“现在比以前多了，我们这里是按人口分地，一人一亩七分好的地，土质孬的地能多分几亩。这会家里人多了，加上结婚嫁过来的媳妇还有新出生的孩子，我们四个兄弟每家差不多都有十几亩地，总共得有五六十亩。”老大说。

“地里种的都是什么呀，主要还是种棉花吧？”我们问。

“不了，不了。俺们几家这几年基本上都不种棉花了，只有老三家还种着两亩多。”

“这几年地里种的都是小麦、玉米、蔬菜、西瓜什么的，以粮食和瓜菜为主。”还是老大回答。

“种棉花挣钱少呀，不如瓜菜收入多”，“粮食、瓜菜少部分自家吃，大部分也都卖钱了，而且种这些庄稼作物现在都用机械化生产，不是很费事”；“种棉花就不一样了，除了一般的耕地、播种、浇水、施肥、除草、杀虫什么的，光是给棉花除衩就要好几遍，秋天一遍遍的采摘也是非常麻烦累人”，赵家的兄弟们纷纷议论着。

家里的妇女们则反映：“儿女都在外打工，家里没有壮劳动力”；“这两年家里都添了小孩，需要照顾，而棉花需要的工时比别的庄稼要多，没有时间管理了”。

“最关键的是，现在种棉花不挣钱了。”最后，大哥赵光泽又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说到这，李记者仔细地问了起来。就像当年李记者和公社会计以及老万元户赵汝兰一起算出收入过万元的情景一样，我们记者们和他们赵家全家人一起算了一笔种棉花的账。

“现在棉花五百斤有把握，好的能达到六白斤吧“，老三插进一语。

“一亩地能出多少斤皮棉呢？”李记者问。

“大概二百来斤吧。”有人回答。

“还是二百来斤呀，80年就达到这个数了呢。这些年没有增产吗？”李记者又问。

“基本没什么变化。主要是这里地的底子薄，加上化肥什么的一猛催，就到了二百斤，总种棉花地就吃不住劲了，产量也就高不上去了。”老大很有经验地说道。

“那现在皮棉，一斤卖多少钱啊？”

“皮棉六块五一斤吧”，老二说。

“一斤六块五不低呀，我记得当时一等棉三块二，二等棉两块七，三等棉两块五，一般两块七一斤，你说对不对呀？”李记者总是将关键数字记得一清二楚，多少年过去也不会忘记。

“是啊，是啊，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老大很惊奇地说，“你不提我都忘了，当时确实是一斤两块七来着”。

“皮棉价格翻了一番多，怎么种棉花就不挣钱了呢，应该挣得更多才是呀。”我们问。

“现在成本高了呀。”满屋子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怎么个高法？一亩地用化肥多少钱，农药多少钱，浇水用多少钱，种子多少钱的？”李记者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

“尿素一袋大概110元，一亩需要用两袋尿素。农药都用什么呀，聚酯什么的吧，这几年不种了也不太清楚了。”老大含含糊糊地说。还种着二亩棉花的老三接过话头去，“农药一亩大概也得三四十元的。浇水呢，棉花一般要浇两次水，一斤柴油三块六，一次用油十来斤，大约四五十块钱，一年一亩地得用油一百块钱的。种子现在用的是抗虫棉和鲁棉28，早就不用鲁棉一号了。平均七八块钱一亩，都有种子补贴，没有国家补贴的话，一亩地光种子就得二十多元钱。”

“成本确实是高了，当时尿素才二十三钱一袋。棉花价格翻了一番，成本却高了三倍多”，李记者补充道。

“那么，总的来说，一亩地，棉花能卖一千多元，去了化肥、农药、柴油、种子等成本大约三四百块钱，也就剩下六七百元了。”加加再减减，李记者立马算出了一个总数。

“一年棉花得出多少个工呢？”他又问。

“一般两个月吧，得60天。”

“那就不合算了呀,60天，才挣六七百元，一天平均才挣十多块钱，就不如打工了。打工一天怎么也得五六十元呀，妇女也能挣个四五十元。”

万元户成了“百万元户”

“是啊，所以，现在年轻的都不在家种地干活，家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了。”老大正说着，他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喂，是我啊，应经收起来了……”他的嗓门很大。旁边的老二就帮他解释：“俺大哥是网通的联络员，管着收村里固定电话费呢，每月能有二百来块钱的收入。还是邮政储蓄的代办员，工资一月也得六七百元。”

“哎哟，你了不得呀，不种地，不种棉花，每月也有不少的收入。”李记者说。

“是啊，俺家每月至少得有6000元的进项，才过得去。要不就不上数了。”提起这个老大赵光泽比说种棉花更来劲了。

其实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赵家的兄弟们就开始由单纯的农业转向商业经营。老大赵光泽，当时搞过化肥、农药、煤炭等生产资料的销售，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棉花收购业务，现在分别入股三个棉纺织厂，总投资达到五十多万，每年光分红就能收入四五万块钱；老二赵光运做轴承业务，每年收入都有十几万，现在回村里当了村支部书记；老四赵光文家里则买了12和25马力的两台拖拉机，用来给人耕地、播种、收割、运输，农忙季节，一天也能收入几百块钱。现在又开了一个专卖干鲜调料的店，妻子负责销售，五天赶四个集，一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

除了老万元户，第三代全在外面打工

“姑姑来了” ，几个年轻的女孩子跟着一个瘦削清秀的中年妇女走进屋来。

“你婆家在哪里呀？离这多远呀？”

“离这二里地，东边的马塔头村。”

“在哪里工作呀？”

“在八岔路镇上的板材厂。”

“不种地了，上班啊。一天能挣多少钱呀？能有五六十元？”

“没有，一天也就是四十块钱。”

“一天四十，十天四百，一月一千二。那一年下来，你自己也成了万元户了呀。”李记者一边算一边说。

“是呀，我的侄子、侄媳妇、侄女、侄女婿都在外面打工，青年人挣得都比我多着呢。一年都能挣两三个万元户，呵呵。”赵玉英很爽朗，她的热情也带动了我们的情绪。“你们家都有谁在外面打工呀？都去了什么地方？一月能挣多少钱呀？”我们七嘴八舌的问了起来。

提前这个，万元户赵汝兰的儿子、儿媳们也兴奋起来，如数家珍地讲起自己家的孩子们的情况来。

王立芬老太太说，自己总共有十个孙子、孙女，现在都在外面打工挣钱。老大赵光泽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赵丽、二女儿赵焕玲在临市冠县柳林镇的第二棉纺织厂里打工，做纺纱工人，每月工资大约1000多。三女儿做服装，原先在青岛即墨的服装厂干了三年，现在又到了广州惠州的一家服装厂里上班。在青岛时，一月能挣一千四五，在广州挣得多点，能达到一千七八。大女婿则在深圳打工，在工地上给人家开吊车，计件拿工资，干的多多拿，干的少少拿，一月也有个两三千的收入。

老二赵光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四川中石油打工，二儿子中专毕业后在山东商报聊城分社里搞发行工作。他们家人自豪地说，“已经在聊城买楼了呢，花了二三十万”。至少，算是永远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的农耕生活，也是正儿八经的吃公家饭的城里人了。

老三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嫁到外村，有了小孩就在家里看孩子。二女儿嫁到本村，原先在村里开裁缝店给人做衣裳，现在也在家带孩子。小儿子赵月明则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做光电行业，管吃管住，一月2000元。

“这不是刚回家来结婚嘛，过几天就又走了”，老大赵光泽指着站在人群后面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都转移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大概由于突然被大家紧密关注的缘故，他看起来有点腼腆害羞，说话声音也很小，远远没有他的叔叔伯伯们放得开。

李记者为了缓和他的紧张，就开玩笑地问他“领回来一个北京媳妇吗？”

小伙子听着就笑了，“不是，是家这边的，俺姑姑村里的，家里人给介绍的。北京姑娘不跟着咱来呀。”这个年轻人很快就变得不那么拘谨了。

“你媳妇干什么的呀，也在北京打工吗？”我们问他。

“以前在家里，结了婚打算和我一起去北京打工。”

“来你们家就成打工一族了，你们不都成工人了。”李记者说。

“是啊，打工挣钱多呀。”老大又接上话头，“你看老四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大学毕业后在聊城五金行业打工，儿子在北京一家超市工作；俺大妹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在深圳的商场里做买卖，儿子在临清市的造纸厂里工作；俺小妹妹家有三个女孩，大的在烟店打工，后两个女儿还在上中小学。俺们这一大家，除了俺母亲，俺们这些当父母的老两口在家种几亩地、看孩子外，基本上不都在外面工作嘛。”

“是啊，人人都有手机，有什么事联系也方便，年轻人出去闯闯也好。”老大高兴地说。

“你们家人人都有手机吗？”我们有点吃惊地问。

“是啊，俺家七口人，六部手机，除了四岁的小孩，都有手机。”

“俺这一大家子，除了俺母亲，还有小孩，几乎人手一机，还有的换了好几个手机了呢，天南海北的，联系方便。”他们一家又纷纷说了起来。

万元户的孙子、孙女们都走向了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农民。只有老万元户，仍默默坚守着这片土地。

“不能总让孩子在外面打工呀，下一步我们准备投资建个养殖场，养牛、猪什么的”……

他们家人越说越兴奋，我们听得也又高兴又意外。近三十年过去，这个外表看似并不十分显眼的万元户之家财产早就由万元变成百万甚至几百万。农业摆脱了传统单纯的耕种模式，农民走出土地，参与工业加工，走入流通渠道。农业、农村、农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革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万元户展览馆”

赵家二三十口人一直紧紧跟随、陪伴着我们到各家参观。最后，我们来到了老四赵光文的新家，这是临街的一栋新房子，刚盖了两三年，主要是用来做买卖。

镇上的马书记来了。他知道报道万元户的老记者来了。他说，在1980年前还没有发现全国新闻媒介上有“万元户”这个词，“万元户”成为中国大地上最为时髦、最为流行的关于富裕的代名词。

为什么要找一个收入过万元的农民进行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万元户来报道？到哪里去找？怎样去找？李记者告诉我们，10月19日，李记者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棉花收购站召集临时工开会，让他们推荐本村种棉花最多的人。了解到赵塔头大队农民赵汝兰8个劳力种20亩地棉花的情况，他当即带上公社会计去他家算帐，算出他家一年纯收入达到10239元。以“鲁西北出现万元户”的新闻，宣传了鲁西北第一个劳动致富的典型，表明了中国农民在包产到户后经济翻身的事实。这组新闻照片为国内外70多家报刊采用，从此“万元户”的新闻和这个词语本身一起走进了中国最为普通的乡村。

1981年春节后，中央及山东新闻单位的同志纷纷来到鲁西北。先后有300多名记者踏进赵汝兰和高唐县王庄社员王本跃家的门槛。然而他们不可能再现棉花丰收及农民经济翻身时的情况，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媒体都刊登并索要他拍的照片。

三十年过去了，李记者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片土地。这次他专程带着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重访中国第一个万元户，并给万元户的子孙们送来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个给我们的吗？你们还收回去吗？”有人拿着李记者带来的放大了的照片问。他们一直爱不释手地抱着、传看着，好像怕我们再带走一样。

“不拿走了，这是我专门来赠送给你们的”，李记者告诉他们。

“二三十年了，还想着我们，想着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真是从心里非常感激呀。你看李记者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还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我们。快三十年了，对我们家的事记得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能不感动吗！”赵家的兄弟们扶着李记者很激动给我们大家讲。照片挂好了，屋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来，给万元户的重孙们照个相吧，拿着他们曾祖父的照片”，镇长出面提议。

“好啊，好啊”，人们又忙起孩子来。万元户赵汝兰到现在已经有两个重孙和三个重外孙了。现在在家的只有一个重孙和两个重外孙，大的不过四五岁，小的还不会走路，他们在大人们的扶持下和王立芬老人抱着老万元户赵汝兰的照片，又留下了珍贵的一瞬间。多么有纪念意义呀，大家都议论着。

“咱们也照张全家福吧，大娘”，李记者拉着老人的手说，他还告诉我们：“我也是大娘的一个儿子，我也是他们家人呀。”在家的人都站好了位置，“来，坐我旁边”，老太太拉着李记者坐在自己身边。透过镜头，我们看到他们都笑得是那么幸福，那么开心。

万元户的发现

李 锦

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塔头管区赵塔头村，我发现一个收入过万元的植棉农民，并及时报道，新华社以传真照片形式向国内外发稿，为数十家报纸采用，使“万元户”的新闻一时成为农民富起来乃至农村改革成功的重要象征，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为什么要找一个收入过万元的农民进行报道？找什么样的万元户？到那里去找？怎样去找？领导并没有强调过，这是自己在采访实践中反复思考而逐步加深认识的。

在夏津时，农民交棉已进入高潮。棉花价格提高后农民普通有抢售心理，害怕棉花多了价格被压下来，收棉高潮的提前到来，各地不断传出收入上千元的喜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业政策的落实，使农民迅速富起来，这无疑是应该报道的新闻，寻找一个收入最高的典型报道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在传达中央文件时，曾经传达过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思想。而万元户正是一部分先富起来思想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

我对按劳分配在实践中反映的重视，源于对理论问题的关心。我在新闻工作中养成一个习惯，比较注意研究历史发展趋势和重大问题的争论。1978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自己剪下来学习。后来，买了《建国后关于按劳分配和价植规律论文集》，出发时常带在身边。读的遍数多了，也学会用理论眼光来认识了农村新出现的实际问题。

一般人不太注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内有过两场争论，一场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另一场就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多数人对前者比较关心，而对后者不太注意，所知者较少。其实，前者是思想理论上的，后者是经济理论上的，这两个理论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而关于按劳分配的争论规模没有第一个争论那么大，而且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人民日报》1978年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的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比《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早了6天。后得知，当时的一位中央副主席对红旗杂志两位交接班的负责人说：“论按劳分配和真理标准这两篇文章，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这话印证了按劳分配那篇文章，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介绍，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与胡乔木、邓力群专门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1──102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提法事先确实存在着一个争论过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把他的这段话与邓小平重视按劳分配理论争论联系起来，便可以较好地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理论。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的思想，是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一种发挥，是合乎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

从政治思想斗争需要来看，在粉碎“四人帮”需要在人民群众中强调一种勤劳富裕的思想，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毛泽东同志部是强调“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四人帮”把这种思想引申为“变富则修”，甚至将富裕与美好的东西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十年动乱中被大加鞭挞。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鼓励人们致富，使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也使中国迈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对富裕的宣传，不仅是当时农村政策落实的宣传，更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与贯彻。

找一个什么样的万元户来报道？其实在1980年前还没有发现全国新闻媒介上有万元户这个词，这是在秋收后出现的。当时报道什么样的富裕户，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在农村县城或公社集镇上，但是有些人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的人致富较快，可能已出现收入数万甚至更多的富裕户。在当时还不能予以报道，这些人属于过去的“投机倒把”之列，一时难以为人们的思想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新闻记者应从大局出发，在时势发展的主流方面去寻找那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闻去报道，而不应以猎奇而去吸引读者。当时，特别应强调劳动致富。如果围绕农业生产找出一个来作报道。符合中国人当时的心理，也易为读者接受，人们不仅从中了解新闻，而且接受一种观点，甚至可以接受一个真理，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引的道路是让中国人富裕起来的真理。

从夏到秋，我一直在思考农民怎样才能致富的问题。粮食价格偏低，何况农民要把相当部分作为田粮与种子粮，种粮不易致富。据夏收时我在东明、平原等县了解，农民卖粮收入最高的也不超过2000元。而种植棉花可能出现较大收入，1980年皮棉超价部分价格上涨到每斤二元七角钱，且种植推广鲁棉一号良种，产量显著提高，农民个人所需棉花极少，几乎全部出售给国家。经过排队优选，我认为高唐、夏津、临清是山东种植量最大的县份，而种植面积最大的农户很可能出现在这几个县交界地区的荒僻地带。

临清全县植棉34万亩，单产超过100斤，国家定购任务15万担，这时已交34万担，形势非常好。县委书记说，肯定有收入上万元的，他提供的三处，公社书记都 说没听说过。找到县供销社刘主任，他听说过有收入八千元的，可打电话一问人家棉花还未交，这是收购站的估产。最后与县委宣传部的许铁生、熊宝友商量，他们说农民卖完棉花，不是还账，便是拉砖运瓦的，忙着娶媳妇。要找到一个点，帮助他们算一算。而八岔路公社有个大收棉站，那里地荒人少，可能有收入高的。

到了八岔路，公社徐保民书记领着转了一下午，只找到收入五千元的。晚饭后，我到棉花收购站找临时工们啦呱。这些临时工都是从各个村子抽上来的，对村里情况比较熟，一会儿便围拢十四、五个人来。我也不问收入多的人家，只是问谁家人口多，劳力多，谁家承包的土地多。有个从赵塔头村来的男孩，说他们村一队赵汝兰家有四个儿子、两个闺女，10个劳力，包地二十多亩，交棉不少，就是大伙称“老上访”，干部看他不顺眼。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公社财粮助理员一起骑车直奔赵塔头村。赵汝兰家住在村边上，外面种了一片小树林，拴着五六只羊，进了家一看，满院子的棉花，铺了五张大箔子，在阳光照射下，耀得人眼发花。老赵果然是个常上访见过世面的，他见有客来，马上迎上前来握住我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

问起收入来，老赵有点吞吞吐吐的，连声说没收几个钱。县委熊干事向他解释，“人家上级不是工商税务来收钱的，是了解政策好不好的，如果好，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一听这话，老赵头兴致来了，也不忌讳上访的事。他说过去上访尽是为政策的事，轮到上河工，年年都有俺爷儿们的事，可没见过一分钱工资，有时连饭也不管。集体欠老百姓的钱，一分钱也要不回。今年春天闹分田单干，俺儿媳还哭了一场，她不是想捆在大堆里过，就像黄豆芽似的，一个个长得又瘦又长，没有好样子。她愁的是队里欠的多年结余款400多元。队分了，这钱不就随黄河水淌了，没处要了。我找公社上访，公社说包产是你自个村愿意稿的，又不是上级逼迫的。回到村里，俺儿劝俺超支能超上天，盈余只划个圈。搞集体有啥可留恋的。你住院看病，到队里支个50块钱也拿不到，那个400元就当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个劳力只要公家真的让包产到户，说不定年底就能苦个千儿八百的。从头过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强。听俺儿这么一讲，我也通了，不上访了。可不，一入秋，钱就像流水似的，10个800元也来。俺现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头这政策能多行几年，让老百姓有吃有喝。

我们算账是从他家承包的土地算起的。他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亩，自己又开荒9亩，这30亩都种了棉花。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就设在临清县，他们家都用的研究所新研制的“鲁棉一号”良种，棉花长得旺，质量也好，衣分高，每亩收获220斤，共收6600斤，多数是超售的，价格高每斤卖2.6元，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观。

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纯收入应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又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花的，纯收入为10239元，我们便用了这个数。另外他家通过套种、间种和补种等种了许多花生、芝麻、绿豆、地瓜，随收随吃，我们都未计收入。

当时，家里刚刚买了新自行车。

老赵头边卖棉花边忙着置办家具，为小儿子结婚买了缝纫机、自行车，还为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家里有5辆自行车，三架缝纽机，两块手表，两台收音机。新盖了6间房子，计划再盖9间。他说过去愁的是人口多，吃不饱，眼下愁的是劳力少。土地归公时，大伙里有俺一份，俺 说了不算，什么都是队长发话，队长也听上头的。分配一拉平，工分多了也白搭，不值钱。现在终于是熬出头了，怎么种地，是自己的事，分配多少，也是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有权利了。

赵汝兰的话说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没有经营权与分配权，特别是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只能长期捆在一起受穷。一旦实行三权统一，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富裕便很快成为现实。

原刊于《大转折的瞬间》一书

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发表对李锦的访问，介绍向邓小平汇报家庭联产承包与万元户情况。

欢迎大家阅读李锦的五月新著《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