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報道的萬元戶生活得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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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在第一時間轉載國資國企政策新聞解讀
第一個萬元戶生活得怎樣？
李錦40年三訪趙塔頭村
5月8日，見面時，李錦(右)和趙光澤(左)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隨着改革開放40年的臨近，萬元戶這個詞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我作爲萬元戶的發現、覈實與報道者也引起媒體的關注。現將各家報道轉載於後。
包產到戶,讓棉農老趙成了萬元戶
大衆日報 2018-05-21 06:24
《大衆日報》開欄的話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衆志成城,40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齊魯兒女敢爲人先、奮發有爲,齊魯大地改革開放春風浩蕩、浪潮滾滾,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今天起,本報推出《改革開放40年·40人40事》欄目,擷取改革開放40年間的代表性人物和標誌性事件,與廣大讀者一道重溫激情歲月、經典瞬間,再現個體命運同祖國發展休慼與共、與時代大潮同頻共振,並從中汲取繼續前行的力量,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敬請關注。
□本報記者 王兆鋒 本報通訊員 馬朝霞 姚曉楠
1980年11月,新華社記者李錦報道臨清縣八岔路公社(現爲臨清市八岔路鎮)趙塔頭村趙汝蘭一家,賣棉花收入過萬元。
5月19日,聊城市臨清市八岔路鎮趙塔頭村。
“一晃40年,這變化可真是大啊。”68歲的村民趙光澤,翻看着1980年關於他家成爲“萬元戶”的老照片,心裏有太多想說的話。
1980年11月,新華社報道臨清縣八岔路公社(現爲臨清市八岔路鎮)趙塔頭村趙汝蘭一家,賣棉花收入過萬元。當年趙家添置了五輛自行車、三臺縫紉機、兩塊手錶、一個座鐘、兩臺收音機。趙汝蘭由此成爲山東首個被媒體報道的“萬元戶”。趙光澤就是趙汝蘭的長子。
“改革開放前,經常喫不飽飯,想起來心裏就難受。改革開放後,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了。”趙光澤說,“包產到戶把大夥兒的幹勁激發出來了,不光是咱家,全村也都致富了。”
對趙光澤而言,在過去的這40年中,有幾個時間點,他是一輩子也不會忘的。
大衆日報記者採訪萬元戶。（以下內容省略）
老記者重訪“萬元戶”
聊城新聞網2018-05-23 10:17:28
□曹 原
1980年11月17日，新華社發表了記者李錦拍攝的一幅照片，報道了臨清縣八岔路公社趙塔頭村一隊社員趙汝蘭，當年一家種棉花純收入10239元，這是媒體首次報道山東“萬元戶”的消息，趙汝蘭也成了山東首位見諸報端的“萬元戶”。
這則攝影報道先後被國內外51家新聞媒體採用，“萬元戶”一詞也隨之流行起來。賣棉成了“萬元戶”，趙家的日子就好起來了。不但喫穿不愁，而且還添置了好多當時的“大件”，當年就添置了5輛自行車、3臺縫紉機、2塊手錶、1臺座鍾和兩臺收音機，一共花了不到2000元錢。
2018年5月8日，老記者李錦重新來到臨清，決定再去拜訪一下當年的“萬元戶”，看一看農村的新變化、新氣象。從臨清市城區上車出發，李錦便打開了話匣子，講述起當年發現趙汝蘭這家“萬元戶”的經歷，以及當時的種種趣事，語氣裏透露着無盡的自豪和懷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就一直在思考農民怎樣才能致富的問題。當時糧食價格偏低，農民還要把相當一部分收成作爲口糧與種子，種糧根本不可能致富。”李錦說，“1980年夏收時我在東明、平原等縣瞭解到，農民賣糧收入最高的也不超過2000元。而種植棉花可能獲得高收入，1980年皮棉超價部分價格上漲到每斤兩塊七元錢，且因推廣“魯棉一號”良種，產量顯著提高，農民個人所需棉花極少，幾乎全部出售給國家。經過排隊優選，高唐、夏津、臨清是山東省種植量最大的幾個縣，而種植面積最大的農戶很可能出現在這幾個縣交界地區的荒僻地帶。”當時，臨清全縣定購任務15萬擔，這時已交34萬擔，形勢非常好。李錦與當時臨清縣委宣傳部的許鐵生、熊寶友商量，得知八岔路公社有個大收棉站，那裏地荒人少，可能有收入很高的農戶。“到了八岔路，公社書記徐保民領着我轉了一下午，只找到收入五千元的種棉戶。晚飯後，我到棉花收購站找工作人員聊天。這些工作人員都是從各個村子抽上來的，對村裏情況比較熟，一會兒便圍攏過來。我問誰家人口多，勞力多，誰家承包的土地多。有個從趙塔頭村來的小夥子，說他們村一隊趙汝蘭家有四個兒子、兩個閨女，10個壯勞力，包地二十多畝，交棉不少。”李錦說。第二天一大早，李錦便與公社財糧助理員一起騎自行車直奔趙塔頭村。趙汝蘭見有客來，馬上迎上前來，握住李錦的手說：“今年政策太好了，一個是包產到戶，勁兒有處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個是棉花提價，對老百姓心路。俺現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頭這政策能繼續推行。”當時李錦算了一筆賬，趙汝蘭一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畝，自己又開荒9畝，這30畝地都種了棉花。山東省棉花研究所就設在當時的臨清縣，他們家都用的研究所新研製的“魯棉一號”良種，棉花長得旺，質量也好，每畝收穫220斤，共收6600斤，多數是超售的，價格每斤賣2.6元，收入17160元。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觀。當時李錦一行人連算了三遍，扣去剩下5畝未收而價格可能降爲二級棉花的，純收入爲10239元。老趙頭邊賣棉花邊忙着置辦傢俱，爲小兒子結婚買了縫紉機、自行車，還爲未過門的兒媳買了塊上海牌手錶。家裏當時有5輛自行車、3架縫紐機、兩塊手錶、兩臺收音機。還新蓋了6間房子，計劃再蓋9間。趙汝蘭說過去愁的是人口多，喫不飽，眼下愁的是勞力少。
說話間，車已經開進了村裏。“柏油路鋪起來了，路燈也安上了，村裏也這麼幹淨，變化真不小!”李錦看着窗外的村子，不由發出一聲感嘆。如今的趙塔頭村和1980年他第一次來時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大的村子，新修的柏油路筆直地伸向前方，太陽能路燈整齊排列在道路兩側，路兩旁房屋粉刷過，顯得格外整齊潔淨。“路上一片垃圾都看不見!”我也忍不住感嘆道。
車子往左一拐，走了不遠便到了趙光澤家——趙光澤是趙汝蘭老人的長子，1990年開始當村長，如今已快30年了。趙光澤一家已在門口等候多時，看見車來了，趙光澤快步迎了上來。李錦下車後，也快步向他走過去，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老哥哥，您還好嗎?……”“好，好!”趙光澤眼裏泛起淚光，但是臉上卻露出燦爛的笑容。寒暄幾句，一行人走進了趙光澤家，我注意到，李錦和趙光澤，始終是緊緊握着對方的手。
走進屋子，趙光澤的老伴和女兒就熱情招呼我們坐下，端來剛剛切開的香瓜。“這都是咱自己大棚裏種的，剛摘下來，大家快嚐嚐。”趙光澤的大女兒說。咬一口，清涼甘甜，一掃旅途的疲憊和燥熱。“村裏利用扶貧資金建了11個大棚，我自己也承包了一個。”趙光澤說。衆人談起了以前的故事，趙光澤笑着說：“以前就我們家是‘萬元戶’，現在家家都是‘萬元戶’!”他介紹說，現在老父親去世了，兄弟四個也早已分家，有在外地打工的，有在本村開便利店的，有的乾脆搬進了臨清城裏，兄弟幾個人均年收入都在7萬元以上。“過去成了‘萬元戶’，現在是考慮全村的致富增收。”趙光澤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建起大棚後，村委會研究決定將大棚承包出去，每年大棚承包費收益7.7萬元。“這些承包費收上來之後，全部用於扶持村裏的貧困戶。”趙光澤介紹道，趙塔頭村按年收入不超過3720元的“貧困線”來界定貧困戶，同時結合實際情況補助較爲貧困的家庭。“雖然有的戶家收入勉強超過了3720元的貧困戶標準，可是仍然是比較困難，我們也是根據他們家裏的實際情況進行幫扶。”趙光澤說。不僅如此，在村委會大院還安裝了40萬元的光伏發電項目，併入國家電網，每天穩定收益200元。“這是老天爺賞飯喫。”李錦指了指上面，詼諧地說道。趙塔頭利用“大棚+光伏”，每年村集體收益穩定在18萬元左右，爲脫貧攻堅打下了堅實基礎。“香瓜還能再結一茬。等香瓜下去了，我們再種上黃瓜。”趙光澤已經有了自己的盤算。
趙光澤現在是村黨支部書記。村裏開會，常在喇叭上喊。
趙光澤說，以前之所以能成爲“萬元戶”，一方面是“上面政策好”，另一方面就是“勞力多”，沒日沒夜地幹。而現在，全村地裏農活都實現了機械化，機種機收最多3天就能全部結束。勞動力不再被束縛在土地裏，爲農民致富帶來了更多的門路。村民在地裏不忙時，可以打打短工，給家裏帶來收入，就算是地裏莊稼需要打理，因爲實現了機械化，也很快就能忙完，不像以前整家人沒日沒日夜泡在地裏。“在鎮政府門口，形成了‘短工會’，每天，各鎮村民地裏沒事了就來這兒等活幹，哪裏的工廠企業需要人了，就用卡車來拉，一回能拉走二三十人。幹完一天活，少的掙80元，多的掙150元，都是一天一結。晚上下工不願做飯了，就買點肉，回家全家人一塊喫，滿滿的幸福感。”八岔路鎮黨委副書記靳麗說。
當時，趙光澤是生產隊長。他找出1980年隊裏的記錄，與李錦回憶當時情況。
趙光澤說，實現機械化，壯勞力不被束縛，村裏就只剩下老年人了。目前村裏正在建設“文化大院”，裏面有棋牌室、閱覽室、休息室，豐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他是一點都閒不住。”趙光澤的老伴笑着說，每天趙光澤都是五點多就起牀，起身去村裏兜兜轉轉，七點多回來喫早飯。“早上不在村裏轉一圈，老趙心就不踏實。”就是在趙光澤這位心裏不怎麼“踏實”的村支書帶領下，村裏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全村新修了6000米柏油路，安上了40盞太陽能路燈，村民全部喝上了自來水。“以前喝水都是自己在院裏打井，需要自己壓水喝。現在安上了自來水，方便了不說，水也變甜了。”坐在一旁的村民趙光華說。臨清市由於地理原因，水質偏鹼，長期飲用未經軟化處理的水，對人體傷害很大。趙光澤經過積極聯繫協調，終於讓村民全部喝上了層層處理過的自來水。衣食住行，民生之本。“好的村幹部，就應該處處爲村民着想，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急。”李錦說。
40年前，李錦爲大娘拍的照片。
2008年，再次見到大娘，大娘已經30年沒有見面了。
2018年，再次見到大娘，大娘已經91歲了。
時間不知不覺到了中午。衆人在趙光澤帶領下，在村裏走一走。一行人先來到了趙汝蘭老人曾經住過的老宅。進門後，衆人齊聲問：“哪個是老屋?”趙汝蘭老人的女兒指着一處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這就是!又重新抹了水泥，屋裏也吊了頂，不大好認了。”我們順着她指的方向看過去，只見一排房屋整整齊齊，如果不提醒的話根本看不出已經是三四十年的老房子，走進屋裏，已經鋪了地板吊了頂，屋裏陳設整整齊齊，整潔明亮。“住的房子換了好幾茬啦。”趙光澤笑呵呵地說。在他記憶裏，當年最早的土坯房已經不見了蹤影，帶我們參觀的“老房子”也是成爲“萬元戶”以後蓋的，後來分家，幾兄弟陸續建了寬敞明亮的新家，孩子們更是直接去了城裏買了樓房。不光趙光澤家，村裏光在城裏買樓房的就有86戶。李錦摸着已經完全變了模樣的老房子，若有所思。從土坯房到磚瓦房再到樓房，居住條件的變遷，不僅成爲村民生活越來越好的縮影，更凝載着厚重的農村發展史。
從趙家老宅出來，一行人又去了當年的“老棉站”。現在的“老棉站”，已經是八岔路鎮一家小有名氣的紡織廠——臨清市興喜紡織有限公司。
上世紀80年代的棉花收購場景蔚爲壯觀，這張照片被1981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
進廠後，映入眼簾的是小山似碼垛的整整齊齊的大包棉花：“新疆·奎屯”、“新疆兵團第八師”……“這些棉花都是新疆運來的優質長絨棉。”陪同參觀的八岔路鎮鎮長勾建黨介紹，“八十年代我們只能種棉、收棉，現在雖然不種棉花了，可建起了紡織廠，從產業鏈的底端爬到了頂端。”走進紡織廠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緊張地工作着，從進車間到走出來，足足走了四十分鐘。“工人都是本鎮的各村村民，有一部分還是貧困戶。”紡織廠負責人王東說，公司工人最多時有二三百人，後來淘汰落後機器，添置新機器，使得工廠用工人數急劇減少，到現在只剩40多人，極大降低了企業用人成本。
“像這樣的紡織廠，八岔路現在有十多個。而僅僅這一項，一年利稅就有200萬元。”勾建黨鎮長無不自豪地說。
趙光澤陪着李錦參觀一家農戶麪粉加工廠。
日影西斜，我們也結束了一天的行程。“住一天再走吧!”趙光澤和李錦的手又緊緊握在了一起。“我們還會回來的，這次看到了咱村新面貌，等再回來時，再看看咱村的新變化。”一行人陸續上車，卻沒有一點離別的感傷，因爲我們知道，雖然太陽已經西沉，可趙塔頭的黎明，纔剛剛開始。
30年後，重訪中國第一個萬元戶
姜曉林 閻立立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標誌：萬元戶。
最早傳播的萬元戶出在哪裏？山東臨清八岔路。這個萬元戶的報道者是新華社的資深記者李錦。日前我們隨着他重訪了萬元戶。
2008年，李錦再次訪問萬元戶。
發現中國第一個萬元戶
當我們隨着這位新聞前輩重訪萬元戶時心情難以平靜。他向我們介紹這次報道萬元戶的背景。1980年秋天，魯西北平原棉花喜獲豐收，遍地銀山崛起。在中共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李記者走了很多地方，尋找勞動致富的典型。在臨清縣八岔路公社棉花收購站，他向臨時工一個個打聽，最後找到當地植棉最多的農民趙汝蘭。李記者與公社會計一起算帳，算出他家當年收入10239元。中國農民中出現萬元戶的新聞經新華社傳真播出後，在國內外引起轟動，當時全世界有70多家報紙採用。趙汝蘭，成爲中國第一個登上全國和世界報紙的“萬元戶”，從這個意義上講，趙汝蘭堪稱“中國第一萬元戶”。萬元戶的出現，對打破毛澤東時代後期“左”的思想路線統治不啻是一聲春雷，衝破嚴冬的封鎖，傳遞春之到來的信息。至今李記者還清晰地記着和他一起去的公社會計掛在自行車前把上的算盤，在顛簸不平的鄉村土路上發出的“嘩啦啦”的清脆的響聲。
二十八年過去了，萬元戶一家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道路，生活過得怎樣？是更富有了，還是過得比較艱難？他的兒孫們現在是什麼樣子？家長趙汝蘭應該有九十歲了，是否仍然健在？
車七轉八彎，過了冠縣柳林，我們走走停停，不斷打聽，終於在下午五點半鐘到了一個路口，問趙塔頭村，沒人知道，一問起“萬元戶”有人馬上指東邊。到了村中，問趙汝蘭，也沒有人知道，但是一說起萬元戶，有人馬上說”老趙頭呀“，在村東北。
“老哥，趙汝蘭家在哪裏住啊？” “誰，誰？”幾個老頭圍上來，“你說誰家？”
“以前那個萬元戶啊，報紙上報道過的，種棉花發財的萬元戶家”李記者提醒道。“啊，他家呀，知道知道”，一聲“萬元戶”，打破了所有的語言或者陌生的障礙，將二三十年前和現在銜接在一起，將時空和人物壓縮定格在一起。
二十八年的時光，一萬多個黑夜和白天，當歲月將過往帶進塵封的歷史，村裏的人們卻沒有忘記當年的“萬元戶”。順着村人告知的方向，車子進了村裏的東北角。趙塔頭村，東西長約一華里，南北約400多米，是一個形狀並不規則，房屋建設也沒有規劃的小村落。當年的萬元戶趙汝蘭的子孫們就聚居在村的東北部，而且佔據了村落的整個東北角。
此時，李錦想起向鄧小平彙報萬元戶趙汝蘭家的情況。1982年12月31日下午三時，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接見共青團代表時，李記者作爲新聞界的唯一代表專門彙報農村改革初期的情況。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錦濤介紹李錦爲宣傳三中全會去過200多個村莊情況。鄧小平接着就問李記者：“現在農民生活怎麼樣？”當時才三十歲的年輕的李記者，第一次面對面接觸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難免有點緊張。他頓了頓，忽然想起從萬元戶趙汝蘭家瞭解到的情況，就立即回答說：“農民差不多天天喫肉，5天趕一次集，每次買個5、6斤，用大鍋煮好，撒上鹽，每天炒一點，下次趕集再去買”。鄧小平又問：“農民住房怎麼樣：”李記者也是按照趙汝蘭家的條件說：“現在蓋新房的很多，一般是5間房，3間正房，2間偏房。”鄧小平聽了這些具體情況後，臉上露出笑容，與李記者握了握手，連聲說：“好、好、好”。最後小平同手指出着李記者說，“你有發言權”。
當時，趙汝蘭有四個兒子，是村裏的大戶。加上還沒出嫁的兩個女兒總共有八個勞力，承包了生產隊裏21畝公家地，自家又開墾了9畝荒地，30畝地全部種上了當時品種最爲優良的“魯棉一號”。依靠着黨土地“包產到戶”的好政策和科技成果，再加上老天爺風調雨順特別幫忙，到秋天取得了棉花的大豐收。一下之間，由一個兒女衆多、家庭負擔重的困難戶，變成了中國第一個農民“萬元戶”。
一家變九家，都是高門大院
到了一個大門洞開着的院落，人們說這就是村支書的家，屋裏聞聲走出一箇中年婦女，有點驚奇地看着我們這一大夥人。李記者從車上拿過一個用報紙包裝得很嚴實的東西來，之前我們見他放在後備箱裏，大概有二三十釐米長短的長方框，並不清楚裏面包的是什麼。拆開了，趙家的人都興奮地驚叫起來。原來，李記者把當年給他們家人拍的照片以及出版在《大轉折的瞬間》上關於萬元戶的發現的一段文字，花了幾百塊錢找人放大並把它們很精緻地裱裝起來，我們看了也跟着激動不已起來。
“呵呵，這個是我啊，那個是你”，主人此時顯得格外高興，她拿着一張兩個婦女抬着一家縫紉機進家門的照片，推搡着旁邊的一個人，嚷嚷着“這是咱們倆呢，大嫂，你快看看”。
“這個是我，那個是俺大嫂子，後邊那個修車子的是他爺爺，他爺爺早老了。”她笑嘻嘻地回答道。
年輕一輩也湧了上來，“哈哈，這是咱爺爺嗎，怎麼這麼年輕啊？”
“這是俺爸爸呀，推着洋車子，帶着帽子，呵呵。”
“這個是你吧？”李記者又問一箇中年婦女，“那個時候扎着辮子還挺苗條挺俊呢，現在胖了。”
“是啊，是啊”，她樂得彎下腰來，掩着嘴說，“那時才二十多歲呢，年輕好看，呵呵”。
趙汝蘭的兒子兒媳輩們，在放大過了的照片上尋找着自己當年的影子和故事，勾起對時光流逝、青春不再的無限感慨；孫子孫女輩們則萬分興奮地發現着、想象着他們祖父母、父母們的“光榮歷史”，或許也會爲自己沒趕上那段歷史而有點遺憾地唏噓不已吧；還有他們懷中抱着的下一輩們，在人羣的喧鬧中，不甘寂寞地揮舞着小手去奪人們手中的照片，
又有幾個人簇擁着一個年邁的老太太來了，是趙汝蘭的妻子王立芬，李記者快步迎上去，拿過一張年輕婦女餵羊的照片，遞給老太太看，“大娘，這照片是我給你拍的。”
“哎喲，三十年了！”老人像想起了什麼，抓起李記者的手，仔細打量着他，口中喃喃自語着“三十年了，得三十年了。” “可不是嘛，我都記不起來了，光想着有這回事，記不清是怎麼樣了，一看照片就又想起來了。光聽說給拍照片了，上報紙了，不知道怎麼回事，沒想到你又回來了，真好真好。”老人一口氣說了很多“真好真好”。
大爺走了。當年兩個新媳婦成了奶奶。大娘拿着我帶來的照片與重孫子在一起。
李記者則走進裏屋看了看，“這是包子呀”，他拿起桌子上籃子裏一個大包子問，“哎喲，還是熱的”。
“是啊，中午剛蒸的”，“帶湯的，灌湯包”，老人介紹着。
“你看有粘糕、包子、饃饃，現在生活好了呀，家裏還喫玉米嗎？”
“不喫了，都喫白麪饃饃，棒子是改善生活的時候喫，棒子、地瓜現在都是稀罕東西。”
“當時成了萬元戶，還喫棒子窩窩頭呢。我在你家喫過飯，呵呵”李記者回憶說。
“是啊，那時候會過日子呀，是萬元戶也不捨得喫白麪饃饃，就怕再過窮了，不是過窮日子過怕了嘛。”老太太接着說，“今天晚上別走了，在這喫包子。”滿屋的人都笑了起來。
從老二家出來，對面一家就是老三家，老太太介紹着，非要一家一家都過去看看。老三家裏佈置的很好，上面吊着漂亮的帶有花紋的天花板，下面鋪着光滑鮮亮的地面磚，屋子裏面好像新裝修的一樣，現代家電也一應俱全。
“當時跟我父親推洋車子拍照片的時候，就是在這個院裏，前面又蓋了新房子。”
“是嘛，當時院子裏還有很多磚，現在你這房子都蓋了好幾次了。洋車子還有沒有啊？”李記者說法，把自行車也叫成洋車子。
“早就沒有了，全換成電驢子了，呵呵。”老大說，“光我們家就有三個，他們每家都兩三個。還有摩托車，一家也得兩個。”
老大家也是兩棟房子，他沒有兒子，其中一棟就給自己的大女兒和女婿住。他們家的房子、院子裝修得非常好，每棟都花了十幾萬。
“哎喲，你家很大很好啊，這都是你家的，你們兄弟每家都兩棟房子，加上老太太家，總共九家，這村快成趙家莊了。”李記者不斷地嘖嘖稱讚着。
老四趙光文家的舊房子正是當年李記者拍攝《三大件進家了》的老房子的舊址，不過老房子早就不在了，這是後來在老房子的基礎上翻蓋起來的，現在也已經成了舊房子。當時就是在這個正屋的門口，李記者給萬元戶趙汝蘭以及抬着縫紉機的大兒媳婦和二兒媳婦拍攝下了最有名的關於萬元戶家的照片，這張照片在1980年11月17日經新華社傳真發出後，很快就被國內外70多家報刊採用，萬元戶的新聞從此走進了千家萬戶。
老人的房子建於李記者走後的第二年，夾在老四舊房子和新房子的中間。
在這棟最舊的房子面前，我們停了下來。“哎喲，這就是用當年老房子院裏的磚蓋的房子了。”李記者感慨着“看牆上還能看到磚頭呢。”這棟老房子，現在在農村也已經很少見了，幾乎全是用磚壘起來的。而在當時的1980年，萬元戶家這幾間房子卻算是村子裏最豪華、最氣派的新房了。
大娘看到參觀的人流，以爲文革又來了
老人住的這棟房子，也是三間正房，兩間偏房。地面是土質的，沒有用水泥抹過，更沒有鋪地板。房門、窗臺都很低矮，屋頂上也沒有吊天花板，屋樑的木頭上還能依稀看到毛筆字寫的建房的日期以及上樑大吉之類的吉利話。四面牆只是簡單的用塗料粗略地粉刷過，磚塊相壘的痕跡顯露得清清楚楚。
老太太說，“我那會可害怕哩，嗨，那不是以前鬧文化大革命鬧的嘛，家裏被抄了個空，家底子都被人家收拾走了。你不知道，可害怕來着。這不是到後來翻了身，分了地，就有錢了，弄了個萬元戶。來了很多人，一批批的，不知道到底幹什麼的。我心裏就很害怕呀，尋思這又是要幹什麼，以爲又要來文化大革命了呢。聽到車響，看見有車在家門口，就嚇得不得了。”
80年秋天，李記者拍的關於萬元戶的照片報道出來後，在當時全國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之後兩三年，來參觀的很多，上到中央的部長、省裏的書記，下到地方上的領導都帶了很多的人來參觀這個萬元戶。更不用說報紙、電視臺什麼的來採訪了。總共大概有三五百幫。最多的一天聚了來10多夥人，一次多達幾十人。
這種現象，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城裏的人都說，了不得了，農民發大財了，都成萬元戶了。當時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月工資才三十幾塊錢，國家幹部、科學家也就是五六十塊，一年總收入才七八百元，而種地的農民卻能收入上萬元。當時，在思想很不解放的情況下，許多人既好奇又很難理解。
給他們家人的生活帶來影響是肯定的，可是讓老人曾經如此地擔憂，卻是李記者萬萬沒有想到的。他幾乎很愧疚地問道：“哎喲，沒想到這些，大娘現在不害怕了吧？”
如今種棉花不掙錢了
魯西北地區地處黃河兩岸，沙鹼地多，日照充足，雨水適宜，從明清以來就是棉花的生產大區。“金高唐，銀夏津，鐵打的臨清”，當地老百姓富就富在棉花上。而1980年，農村土地政策落實後，農民包括萬元戶趙汝蘭家發的也是棉花財。
“現在還有多少地呢，以前不是有三十畝嗎，現在多了還是少了？”李記者問起了土地和莊稼的問題。
“現在比以前多了，我們這裏是按人口分地，一人一畝七分好的地，土質孬的地能多分幾畝。這會家裏人多了，加上結婚嫁過來的媳婦還有新出生的孩子，我們四個兄弟每家差不多都有十幾畝地，總共得有五六十畝。”老大說。
“地裏種的都是什麼呀，主要還是種棉花吧？”我們問。
“不了，不了。俺們幾家這幾年基本上都不種棉花了，只有老三家還種着兩畝多。”
“這幾年地裏種的都是小麥、玉米、蔬菜、西瓜什麼的，以糧食和瓜菜爲主。”還是老大回答。
“種棉花掙錢少呀，不如瓜菜收入多”，“糧食、瓜菜少部分自家喫，大部分也都賣錢了，而且種這些莊稼作物現在都用機械化生產，不是很費事”；“種棉花就不一樣了，除了一般的耕地、播種、澆水、施肥、除草、殺蟲什麼的，光是給棉花除衩就要好幾遍，秋天一遍遍的採摘也是非常麻煩累人”，趙家的兄弟們紛紛議論着。
家裏的婦女們則反映：“兒女都在外打工，家裏沒有壯勞動力”；“這兩年家裏都添了小孩，需要照顧，而棉花需要的工時比別的莊稼要多，沒有時間管理了”。
“最關鍵的是，現在種棉花不掙錢了。”最後，大哥趙光澤又作了總結性的發言。
說到這，李記者仔細地問了起來。就像當年李記者和公社會計以及老萬元戶趙汝蘭一起算出收入過萬元的情景一樣，我們記者們和他們趙家全家人一起算了一筆種棉花的賬。
“現在棉花五百斤有把握，好的能達到六白斤吧“，老三插進一語。
“一畝地能出多少斤皮棉呢？”李記者問。
“大概二百來斤吧。”有人回答。
“還是二百來斤呀，80年就達到這個數了呢。這些年沒有增產嗎？”李記者又問。
“基本沒什麼變化。主要是這裏地的底子薄，加上化肥什麼的一猛催，就到了二百斤，總種棉花地就喫不住勁了，產量也就高不上去了。”老大很有經驗地說道。
“那現在皮棉，一斤賣多少錢啊？”
“皮棉六塊五一斤吧”，老二說。
“一斤六塊五不低呀，我記得當時一等棉三塊二，二等棉兩塊七，三等棉兩塊五，一般兩塊七一斤，你說對不對呀？”李記者總是將關鍵數字記得一清二楚，多少年過去也不會忘記。
“是啊，是啊，你看你記得這麼清楚。”老大很驚奇地說，“你不提我都忘了，當時確實是一斤兩塊七來着”。
“皮棉價格翻了一番多，怎麼種棉花就不掙錢了呢，應該掙得更多才是呀。”我們問。
“現在成本高了呀。”滿屋子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
“怎麼個高法？一畝地用化肥多少錢，農藥多少錢，澆水用多少錢，種子多少錢的？”李記者一連串問了好幾個問題。
“尿素一袋大概110元，一畝需要用兩袋尿素。農藥都用什麼呀，聚酯什麼的吧，這幾年不種了也不太清楚了。”老大含含糊糊地說。還種着二畝棉花的老三接過話頭去，“農藥一畝大概也得三四十元的。澆水呢，棉花一般要澆兩次水，一斤柴油三塊六，一次用油十來斤，大約四五十塊錢，一年一畝地得用油一百塊錢的。種子現在用的是抗蟲棉和魯棉28，早就不用魯棉一號了。平均七八塊錢一畝，都有種子補貼，沒有國家補貼的話，一畝地光種子就得二十多元錢。”
“成本確實是高了，當時尿素才二十三錢一袋。棉花價格翻了一番，成本卻高了三倍多”，李記者補充道。
“那麼，總的來說，一畝地，棉花能賣一千多元，去了化肥、農藥、柴油、種子等成本大約三四百塊錢，也就剩下六七百元了。”加加再減減，李記者立馬算出了一個總數。
“一年棉花得出多少個工呢？”他又問。
“一般兩個月吧，得60天。”
“那就不合算了呀,60天，才掙六七百元，一天平均才掙十多塊錢，就不如打工了。打工一天怎麼也得五六十元呀，婦女也能掙個四五十元。”
萬元戶成了“百萬元戶”
“是啊，所以，現在年輕的都不在家種地幹活，家裏只剩下我們這些老人和孩子了。”老大正說着，他兜裏的手機響了起來。“喂，是我啊，應經收起來了……”他的嗓門很大。旁邊的老二就幫他解釋：“俺大哥是網通的聯絡員，管着收村裏固定電話費呢，每月能有二百來塊錢的收入。還是郵政儲蓄的代辦員，工資一月也得六七百元。”
“哎喲，你了不得呀，不種地，不種棉花，每月也有不少的收入。”李記者說。
“是啊，俺家每月至少得有6000元的進項，才過得去。要不就不上數了。”提起這個老大趙光澤比說種棉花更來勁了。
其實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趙家的兄弟們就開始由單純的農業轉向商業經營。老大趙光澤，當時搞過化肥、農藥、煤炭等生產資料的銷售，還做過一段時間的棉花收購業務，現在分別入股三個棉紡織廠，總投資達到五十多萬，每年光分紅就能收入四五萬塊錢；老二趙光運做軸承業務，每年收入都有十幾萬，現在回村裏當了村支部書記；老四趙光文家裏則買了12和25馬力的兩臺拖拉機，用來給人耕地、播種、收割、運輸，農忙季節，一天也能收入幾百塊錢。現在又開了一個專賣乾鮮調料的店，妻子負責銷售，五天趕四個集，一年也有幾萬元的收入。
除了老萬元戶，第三代全在外面打工
“姑姑來了” ，幾個年輕的女孩子跟着一個瘦削清秀的中年婦女走進屋來。
“你婆家在哪裏呀？離這多遠呀？”
“離這二里地，東邊的馬塔頭村。”
“在哪裏工作呀？”
“在八岔路鎮上的板材廠。”
“不種地了，上班啊。一天能掙多少錢呀？能有五六十元？”
“沒有，一天也就是四十塊錢。”
“一天四十，十天四百，一月一千二。那一年下來，你自己也成了萬元戶了呀。”李記者一邊算一邊說。
“是呀，我的侄子、侄媳婦、侄女、侄女婿都在外面打工，青年人掙得都比我多着呢。一年都能掙兩三個萬元戶，呵呵。”趙玉英很爽朗，她的熱情也帶動了我們的情緒。“你們家都有誰在外面打工呀？都去了什麼地方？一月能掙多少錢呀？”我們七嘴八舌的問了起來。
提前這個，萬元戶趙汝蘭的兒子、兒媳們也興奮起來，如數家珍地講起自己家的孩子們的情況來。
王立芬老太太說，自己總共有十個孫子、孫女，現在都在外面打工掙錢。老大趙光澤家有三個女兒，大女兒趙麗、二女兒趙煥玲在臨市冠縣柳林鎮的第二棉紡織廠裏打工，做紡紗工人，每月工資大約1000多。三女兒做服裝，原先在青島即墨的服裝廠幹了三年，現在又到了廣州惠州的一家服裝廠裏上班。在青島時，一月能掙一千四五，在廣州掙得多點，能達到一千七八。大女婿則在深圳打工，在工地上給人家開弔車，計件拿工資，乾的多多拿，乾的少少拿，一月也有個兩三千的收入。
老二趙光運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四川中石油打工，二兒子中專畢業後在山東商報聊城分社裏搞發行工作。他們家人自豪地說，“已經在聊城買樓了呢，花了二三十萬”。至少，算是永遠擺脫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的農耕生活，也是正兒八經的喫公家飯的城裏人了。
老三家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大女兒嫁到外村，有了小孩就在家裏看孩子。二女兒嫁到本村，原先在村裏開裁縫店給人做衣裳，現在也在家帶孩子。小兒子趙月明則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做光電行業，管喫管住，一月2000元。
“這不是剛回家來結婚嘛，過幾天就又走了”，老大趙光澤指着站在人羣后面的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說。我們的目光齊刷刷地都轉移到了這個年輕人身上。大概由於突然被大家緊密關注的緣故，他看起來有點靦腆害羞，說話聲音也很小，遠遠沒有他的叔叔伯伯們放得開。
李記者爲了緩和他的緊張，就開玩笑地問他“領回來一個北京媳婦嗎？”
小夥子聽着就笑了，“不是，是家這邊的，俺姑姑村裏的，家裏人給介紹的。北京姑娘不跟着咱來呀。”這個年輕人很快就變得不那麼拘謹了。
“你媳婦幹什麼的呀，也在北京打工嗎？”我們問他。
“以前在家裏，結了婚打算和我一起去北京打工。”
“來你們家就成打工一族了，你們不都成工人了。”李記者說。
“是啊，打工掙錢多呀。”老大又接上話頭，“你看老四家有一兒一女，女兒大學畢業後在聊城五金行業打工，兒子在北京一家超市工作；俺大妹家有一兒一女，女兒在深圳的商場裏做買賣，兒子在臨清市的造紙廠裏工作；俺小妹妹家有三個女孩，大的在煙店打工，後兩個女兒還在上中小學。俺們這一大家，除了俺母親，俺們這些當父母的老兩口在家種幾畝地、看孩子外，基本上不都在外面工作嘛。”
“是啊，人人都有手機，有什麼事聯繫也方便，年輕人出去闖闖也好。”老大高興地說。
“你們家人人都有手機嗎？”我們有點喫驚地問。
“是啊，俺家七口人，六部手機，除了四歲的小孩，都有手機。”
“俺這一大家子，除了俺母親，還有小孩，幾乎人手一機，還有的換了好幾個手機了呢，天南海北的，聯繫方便。”他們一家又紛紛說了起來。
萬元戶的孫子、孫女們都走向了城市，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農民。只有老萬元戶，仍默默堅守着這片土地。
“不能總讓孩子在外面打工呀，下一步我們準備投資建個養殖場，養牛、豬什麼的”……
他們家人越說越興奮，我們聽得也又高興又意外。近三十年過去，這個外表看似並不十分顯眼的萬元戶之家財產早就由萬元變成百萬甚至幾百萬。農業擺脫了傳統單純的耕種模式，農民走出土地，參與工業加工，走入流通渠道。農業、農村、農民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改革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
“萬元戶展覽館”
趙家二三十口人一直緊緊跟隨、陪伴着我們到各家參觀。最後，我們來到了老四趙光文的新家，這是臨街的一棟新房子，剛蓋了兩三年，主要是用來做買賣。
鎮上的馬書記來了。他知道報道萬元戶的老記者來了。他說，在1980年前還沒有發現全國新聞媒介上有“萬元戶”這個詞，“萬元戶”成爲中國大地上最爲時髦、最爲流行的關於富裕的代名詞。
爲什麼要找一個收入過萬元的農民進行報道？找一個什麼樣的萬元戶來報道？到哪裏去找？怎樣去找？李記者告訴我們，10月19日，李記者在臨清縣八岔路公社棉花收購站召集臨時工開會，讓他們推薦本村種棉花最多的人。瞭解到趙塔頭大隊農民趙汝蘭8個勞力種20畝地棉花的情況，他當即帶上公社會計去他家算帳，算出他家一年純收入達到10239元。以“魯西北出現萬元戶”的新聞，宣傳了魯西北第一個勞動致富的典型，表明了中國農民在包產到戶後經濟翻身的事實。這組新聞照片爲國內外70多家報刊採用，從此“萬元戶”的新聞和這個詞語本身一起走進了中國最爲普通的鄉村。
1981年春節後，中央及山東新聞單位的同志紛紛來到魯西北。先後有300多名記者踏進趙汝蘭和高唐縣王莊社員王本躍家的門檻。然而他們不可能再現棉花豐收及農民經濟翻身時的情況，幾乎中國所有的大媒體都刊登並索要他拍的照片。
三十年過去了，李記者從來沒有忘記過這片土地。這次他專程帶着我們這些年輕的記者重訪中國第一個萬元戶，並給萬元戶的子孫們送來一份特別的禮物。
“這個給我們的嗎？你們還收回去嗎？”有人拿着李記者帶來的放大了的照片問。他們一直愛不釋手地抱着、傳看着，好像怕我們再帶走一樣。
“不拿走了，這是我專門來贈送給你們的”，李記者告訴他們。
“二三十年了，還想着我們，想着我們這個家庭，我們真是從心裏非常感激呀。你看李記者現在年紀也不小了，還跑這麼遠的路來看我們。快三十年了，對我們家的事記得比我們自己還清楚，我們能不感動嗎！”趙家的兄弟們扶着李記者很激動給我們大家講。照片掛好了，屋子裏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來，給萬元戶的重孫們照個相吧，拿着他們曾祖父的照片”，鎮長出面提議。
“好啊，好啊”，人們又忙起孩子來。萬元戶趙汝蘭到現在已經有兩個重孫和三個重外孫了。現在在家的只有一個重孫和兩個重外孫，大的不過四五歲，小的還不會走路，他們在大人們的扶持下和王立芬老人抱着老萬元戶趙汝蘭的照片，又留下了珍貴的一瞬間。多麼有紀念意義呀，大家都議論着。
“咱們也照張全家福吧，大娘”，李記者拉着老人的手說，他還告訴我們：“我也是大娘的一個兒子，我也是他們家人呀。”在家的人都站好了位置，“來，坐我旁邊”，老太太拉着李記者坐在自己身邊。透過鏡頭，我們看到他們都笑得是那麼幸福，那麼開心。
萬元戶的發現
李 錦
在臨清縣八岔路公社塔頭管區趙塔頭村，我發現一個收入過萬元的植棉農民，並及時報道，新華社以傳真照片形式向國內外發稿，爲數十家報紙採用，使“萬元戶”的新聞一時成爲農民富起來乃至農村改革成功的重要象徵，在社會上廣爲傳播。
爲什麼要找一個收入過萬元的農民進行報道？找什麼樣的萬元戶？到那裏去找？怎樣去找？領導並沒有強調過，這是自己在採訪實踐中反覆思考而逐步加深認識的。
在夏津時，農民交棉已進入高潮。棉花價格提高後農民普通有搶售心理，害怕棉花多了價格被壓下來，收棉高潮的提前到來，各地不斷傳出收入上千元的喜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農業政策的落實，使農民迅速富起來，這無疑是應該報道的新聞，尋找一個收入最高的典型報道在當時是有意義的。在傳達中央文件時，曾經傳達過鄧小平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思想。而萬元戶正是一部分先富起來思想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體現。
我對按勞分配在實踐中反映的重視，源於對理論問題的關心。我在新聞工作中養成一個習慣，比較注意研究歷史發展趨勢和重大問題的爭論。1978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自己剪下來學習。後來，買了《建國後關於按勞分配和價植規律論文集》，出發時常帶在身邊。讀的遍數多了，也學會用理論眼光來認識了農村新出現的實際問題。
一般人不太注意，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內有過兩場爭論，一場是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另一場就是關於按勞分配問題。多數人對前者比較關心，而對後者不太注意，所知者較少。其實，前者是思想理論上的，後者是經濟理論上的，這兩個理論都爲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理論上的準備。而關於按勞分配的爭論規模沒有第一個爭論那麼大，而且比較順利地取得了成功。《人民日報》1978年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的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比《光明日報》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早了6天。後得知，當時的一位中央副主席對紅旗雜誌兩位交接班的負責人說：“論按勞分配和真理標準這兩篇文章，不知是代表哪個中央的”。這話印證了按勞分配那篇文章，在當時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介紹，鄧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與胡喬木、鄧力羣專門就《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文章談了自己的修改意見，他認爲“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要有獎有罰，獎罰分明。對幹得好的、幹得差的，經過考覈給予不同的報酬”，“爲了一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01──102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關於要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的提法事先確實存在着一個爭論過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把他的這段話與鄧小平重視按勞分配理論爭論聯繫起來，便可以較好地把握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分配的理論。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的思想，是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的一種發揮，是合乎社會主義客觀規律的。
從政治思想鬥爭需要來看，在粉碎“四人幫”需要在人民羣衆中強調一種勤勞富裕的思想，在過去相當長時間，毛澤東同志部是強調“窮則思變”、“越窮越革命”的思想。“四人幫”把這種思想引申爲“變富則修”，甚至將富裕與美好的東西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十年動亂中被大加鞭撻。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鼓勵人們致富，使人們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上來，也使中國邁向正確的發展方向。因此，對富裕的宣傳，不僅是當時農村政策落實的宣傳，更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理解與貫徹。
找一個什麼樣的萬元戶來報道？其實在1980年前還沒有發現全國新聞媒介上有萬元戶這個詞，這是在秋收後出現的。當時報道什麼樣的富裕戶，也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在農村縣城或公社集鎮上，但是有些人經商或搞農副產品加工的人致富較快，可能已出現收入數萬甚至更多的富裕戶。在當時還不能予以報道，這些人屬於過去的“投機倒把”之列，一時難以爲人們的思想所接受。更爲重要的是，新聞記者應從大局出發，在時勢發展的主流方面去尋找那些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新聞去報道，而不應以獵奇而去吸引讀者。當時，特別應強調勞動致富。如果圍繞農業生產找出一個來作報道。符合中國人當時的心理，也易爲讀者接受，人們不僅從中瞭解新聞，而且接受一種觀點，甚至可以接受一個真理，這就是鄧小平所指引的道路是讓中國人富裕起來的真理。
從夏到秋，我一直在思考農民怎樣才能致富的問題。糧食價格偏低，何況農民要把相當部分作爲田糧與種子糧，種糧不易致富。據夏收時我在東明、平原等縣瞭解，農民賣糧收入最高的也不超過2000元。而種植棉花可能出現較大收入，1980年皮棉超價部分價格上漲到每斤二元七角錢，且種植推廣魯棉一號良種，產量顯著提高，農民個人所需棉花極少，幾乎全部出售給國家。經過排隊優選，我認爲高唐、夏津、臨清是山東種植量最大的縣份，而種植面積最大的農戶很可能出現在這幾個縣交界地區的荒僻地帶。
臨清全縣植棉34萬畝，單產超過100斤，國家定購任務15萬擔，這時已交34萬擔，形勢非常好。縣委書記說，肯定有收入上萬元的，他提供的三處，公社書記都 說沒聽說過。找到縣供銷社劉主任，他聽說過有收入八千元的，可打電話一問人家棉花還未交，這是收購站的估產。最後與縣委宣傳部的許鐵生、熊寶友商量，他們說農民賣完棉花，不是還賬，便是拉磚運瓦的，忙着娶媳婦。要找到一個點，幫助他們算一算。而八岔路公社有個大收棉站，那裏地荒人少，可能有收入高的。
到了八岔路，公社徐保民書記領着轉了一下午，只找到收入五千元的。晚飯後，我到棉花收購站找臨時工們啦呱。這些臨時工都是從各個村子抽上來的，對村裏情況比較熟，一會兒便圍攏十四、五個人來。我也不問收入多的人家，只是問誰家人口多，勞力多，誰家承包的土地多。有個從趙塔頭村來的男孩，說他們村一隊趙汝蘭家有四個兒子、兩個閨女，10個勞力，包地二十多畝，交棉不少，就是大夥稱“老上訪”，幹部看他不順眼。第二天一早我便與公社財糧助理員一起騎車直奔趙塔頭村。趙汝蘭家住在村邊上，外面種了一片小樹林，拴着五六隻羊，進了家一看，滿院子的棉花，鋪了五張大箔子，在陽光照射下，耀得人眼發花。老趙果然是個常上訪見過世面的，他見有客來，馬上迎上前來握住我手說：“上級，今年政策太好了，一個是包產到戶，勁兒有處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個是棉花提價，對老百姓心路。”
問起收入來，老趙有點吞吞吐吐的，連聲說沒收幾個錢。縣委熊幹事向他解釋，“人家上級不是工商稅務來收錢的，是瞭解政策好不好的，如果好，向中央彙報，明年還使這個政策，如果不對老百姓思想，就換個法子。”一聽這話，老趙頭興致來了，也不忌諱上訪的事。他說過去上訪盡是爲政策的事，輪到上河工，年年都有俺爺兒們的事，可沒見過一分錢工資，有時連飯也不管。集體欠老百姓的錢，一分錢也要不回。今年春天鬧分田單幹，俺兒媳還哭了一場，她不是想捆在大堆裏過，就像黃豆芽似的，一個個長得又瘦又長，沒有好樣子。她愁的是隊裏欠的多年結餘款400多元。隊分了，這錢不就隨黃河水淌了，沒處要了。我找公社上訪，公社說包產是你自個村願意稿的，又不是上級逼迫的。回到村裏，俺兒勸俺超支能超上天，盈餘只劃個圈。搞集體有啥可留戀的。你住院看病，到隊裏支個50塊錢也拿不到，那個400元就當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個勞力只要公家真的讓包產到戶，說不定年底就能苦個千兒八百的。從頭過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強。聽俺兒這麼一講，我也通了，不上訪了。可不，一入秋，錢就像流水似的，10個800元也來。俺現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頭這政策能多行幾年，讓老百姓有喫有喝。
我們算賬是從他家承包的土地算起的。他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畝，自己又開荒9畝，這30畝都種了棉花。山東省棉花研究所就設在臨清縣，他們家都用的研究所新研製的“魯棉一號”良種，棉花長得旺，質量也好，衣分高，每畝收穫220斤，共收6600斤，多數是超售的，價格高每斤賣2.6元，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觀。
我們連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財糧助理用算盤打出來的，純收入應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鋼筆在紙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們同時算的，又扣去剩下5畝未收而價格可能降爲二級花的，純收入爲10239元，我們便用了這個數。另外他家通過套種、間種和補種等種了許多花生、芝麻、綠豆、地瓜，隨收隨喫，我們都未計收入。
當時，家裏剛剛買了新自行車。
老趙頭邊賣棉花邊忙着置辦傢俱，爲小兒子結婚買了縫紉機、自行車，還爲未過門的兒媳買了塊上海牌手錶。家裏有5輛自行車，三架縫紐機，兩塊手錶，兩臺收音機。新蓋了6間房子，計劃再蓋9間。他說過去愁的是人口多，喫不飽，眼下愁的是勞力少。土地歸公時，大夥裏有俺一份，俺 說了不算，什麼都是隊長髮話，隊長也聽上頭的。分配一拉平，工分多了也白搭，不值錢。現在終於是熬出頭了，怎麼種地，是自己的事，分配多少，也是自己的事。自己說了算，有權利了。
趙汝蘭的話說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農民沒有經營權與分配權，特別是不能實行按勞分配，只能長期捆在一起受窮。一旦實行三權統一，農民真正成爲土地的主人。富裕便很快成爲現實。
原刊於《大轉折的瞬間》一書
2008年，改革開放30年時，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黨的文獻》發表對李錦的訪問，介紹向鄧小平彙報家庭聯產承包與萬元戶情況。
歡迎大家閱讀李錦的五月新著《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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