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

“太宗移旧阁”一事记载于《魏郑公谏录》卷五，由于此事与太宗的望陵毁观颇有些瓜葛，因此，不少网友对此很感兴趣，讨论很多，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魏郑公谏录

关于太宗移旧阁，大家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再全面分析了，只是就该事件的发生时间问题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虽然很繁琐，但还是需要引用一下《魏郑公谏录》卷五“太宗移旧阁”的全文：

太宗谓侍臣曰：“我疹病，移一旧阁，伊乃谤我作望陵台，公等须为我鞫问取。”谓杨师道曰：“卿道姜行本作处，用十车铜，闻谁道。”师道奏曰：“魏徵道。”太宗问公曰：“何以生此？”公不应。太宗再三问，对曰：“道十车铜，是谏争语。臣若道姓名，某即是讪谤，必不益圣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为在下，不向朕道，是朕尽心向卿，卿不尽心向朕也。”

因令御史引出鞫问之，乃谓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曰：“朕于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虽不亲行，常心怀悚惧。魏徵于朕，非义从府臣，朕于罪人之中擢与富贵，得朕借问，遂有所隐。朕事天即能畏敬，魏徵即事，便不尽心。昔萧何有大功于汉家，祗为请上林地，汉高祖尚系械之，计魏徵勋庸，岂得与萧何为等，朕为其能谏争，遂宠遇至此，乃恃宠自骄。朕昔问房玄龄事，答云‘不知’，徵当即奏称：‘岂有人臣报主得有所隐’。朕今借问，便不尽心。遣御史推问，乃负气作如此行步，若朕儿能谏争，还作此骄慢，亦须扑杀。朕到伊上，岂有顾惜，看伊意况，似国家不得伊时即不得理。古来帝王，未有魏徵，亦得为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敕杜正伦速按问。

公附奏称：“此阁初移，臣等面奉敕旨，本为避湿，所造不多。但众庶无知，或有谤议，臣初闻望陵台名，即欲内奏，仍共杨师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语，若出合名，百姓自然不惑’。师道语臣：‘有便即奏至尊，听其与说。’不愿即显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隐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目，非问无由得知。臣数日前见少府监官某乙，问访比来作司事务多少，云：‘更无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门造阁处，须钉鍱甚急，恐少，便须市’。供作司唯恐阙乏获罪，臣即语云：‘移一旧阁费用几何’？报臣云：‘虽是旧事料理，钉鍱须十车五车。’臣即向师道说：‘前日面奉进止，所造盖亦不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语？’师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养，无所造作，人见小小事，即以为多。百姓不可家至户说，那可彰其言语。”遂释不问。

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谢，太宗令韦挺谓之曰：“卿罪重于千钧，朕任卿使卿，逾于管仲，自近代已来，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问卿事，遂隐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即不道，终不与卿相见。欲论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邪。赖卿出外列其姓名，朕录卿忠诚，所以不责。”公对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职在枢近，已经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闻奏，罪合万死。陛下平一海内，爱养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军国机务，皆出圣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绩。昨日若死，今日无由奉见圣颜。”

（引用完毕）

关于太宗移旧阁的发生时间问题，网友此前已经有过精彩的讨论，主要是根据“职在枢近，已经十年”一语，“枢近”指皇帝身边的枢要职位，根据唐代相关史料的对“枢近”的使用，该词在唐代意指宰相，而魏征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守秘书监，参预朝政”（资治通鉴），进入宰相行列，向后推算十年，则移旧阁大致发生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至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之间。

以上分析可以说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除了从“职在枢近，已经十年”这一角度分析外，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思路，那就是通过文中提及的几位官员的履历、相关地点及移旧阁的原因等，综合判断移旧阁的发生时间。下面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第一，通过文中提及的杨师道、姜行本的履历，结合他们在移旧阁事件中的言行表现，判断太宗移旧阁发生时间的上下限。

先看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上限。

关于移旧阁的时间上限，我根据杨师道的履历进行了判断。

杨师道

从文中看，杨师道当时已经取得了与魏征等人共商朝政的资格，亦即当时杨师道已经是宰相了，“仍共杨师道平章”、“师道共臣平章”等语均为明证。而查《资治通鉴》，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壬申（十四日），“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此前杨师道仅为太常卿，掌管礼乐和祭祀之类的事情，根本无权过问北门营造之事，担任侍中、成为宰相后，才有权过问此事，而且杨师道担任侍中，为门下省长官，而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因此，杨师道与魏征共同讨论此事，符合情理。

魏征

据此，我认为，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上限，是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壬申（十四日）。

再看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下限。

关于移旧阁的时间下限，我根据姜行本的履历进行了判断。

文中提到“姜行本作处，用十车铜”，可见，姜行本当时负责移旧阁的相关营造事宜，而查《新唐书》列传16姜行本传，姜行本贞观前期的履历情况如下：

贞观中，为将作少匠（旧唐书作“将作大匠”），……迁宣威将军，太宗选趫才，……号曰“飞骑”，每出幸，即以从，拜行本左屯卫将军，分典之。

可见，姜行本在贞观年间，先是担任将作少匠（大匠），期间被授予宣威将军的散阶，在太宗设立“飞骑”后，姜行本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分典飞骑。

而移旧阁发生时，姜行本仍然负责营造事宜，可见是发生在他担任将作少匠（大匠）时期，而查《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一月，丁未（初三日），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以诸将军领之”，可见，大约在此时，姜行本由将作少匠（大匠）改任左屯卫将军。

当然，这一下限时间仅为大致判断，因为我不能肯定太宗是在设立飞骑后立即任命姜行本为左屯卫将军，所以，这一下限时间可能会后延，但是，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太宗派军讨伐高昌，姜行本作为行军副总管，先行到伊州督造攻具，因此，移旧阁当不会晚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

姜行本纪功碑

据此，我认为，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下限，大致是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一月丁未（初三日），可能会后延，但不会晚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为方便叙述，下面简单处理，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一月丁未（初三日）作为时间下限。

综合以上分析，太宗移旧阁事件，大致发生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壬申（十四日）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一月丁未（初三日）之间。

第二，根据文中提到的地点进行补充判断。

文中提到，“太宗御百福殿”，百福殿位于长安，具体位置可查《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可见移旧阁事件发生于长安。而在上面提到的时间段里，太宗有大约1年的时间不在长安，而在洛阳。

查《资治通鉴》的记载：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二月，“甲子（初九日），上行幸洛阳宫”。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闰二月，“丁未（二十八日），车驾至京师”。

这之间的1年，太宗都在洛阳，不在长安，移旧阁不应发生于这段时间。

将这段时间扣除后，移旧阁可能的发生时间就成了2段：

1、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壬申（十四日）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二月甲子（初九日）；

2、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闰二月丁未（二十八日）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一月丁未（初三日）。

第三、根据太宗移旧阁的目的排除其中一段时间。

太宗移旧阁的目的是什么？太宗说是“我疹病，移一旧阁”，魏征也说“此阁初移，臣等面奉敕旨，本为避湿”，据此看，太宗有疹病，该病由湿热引起，为了避湿，才需要移旧阁。而根据常识，因疹病而避湿，多发生在夏秋季节。

而太宗移旧阁，被人传成了他要建造望陵台。何为望陵台呢？这就与太宗望陵毁观的事情有关了。据《资治通鉴》记载：

贞观十年（636）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

文德皇后，就是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去世于贞观十年（636）六月，但葬于昭陵则是在当年十一月。如果太宗移旧阁发生在上述第一个时间段，则因为被传成了建造望陵台，因此，移旧阁只能发生在贞观十年（636）十一月至贞观十一年（637）二月甲子（初九日），而这段时间正值冬天和初春，是不可能出于避湿考虑去移旧阁的。

长孙皇后

据此，我认为，可以排除上述第一个时间段，太宗移旧阁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缩小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闰二月丁未（二十八日）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一月丁未（初三日）。

这一时间段包含了贞观十二年（638）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太宗在此时出于避湿的目的移旧阁，是完全合理的。

将太宗移旧阁与太宗望陵毁观综合来看，应该是太宗先在贞观十年（636）十一月长孙皇后葬于昭陵后不久，建了层观以便远望昭陵，后因为魏征的劝谏而拆除了层观。但是，太宗望陵的事情，估计在那时候被传了出去。此后，贞观十二年（638）太宗自洛阳返回长安后，出于避湿的公开目的，想移一个旧阁，由于此前太宗已经有了望陵的“前科”，所以被传成了太宗要建造望陵台，太宗因此震怒，才有了本文最初“太宗移旧阁”的故事。

以上是我对太宗移旧阁发生时间的大致判断，欢迎大家讨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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