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在韩城民俗中的体现

儒家文化，更普遍地渗透于韩城的民俗之中。

◇ 遍布城乡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选址要求方位正，建造高度有定数，用途有规定，居住有次序。厅房为主体建筑，高度最高。平时供奉祖宗牌位，过红白喜事用以待客。两边厢房低于厅房，为晚辈居室和灶房。在定位上，还必须遵照“哥东弟西”的原则。门房高于厢房又低于厅房，为长辈居住之所。其大门按《易经》中八卦位置开设，位于坎、震、兑、离者为四正门，位于干、艮、巽、坤者为四隅门。门楣上均有木雕或砖雕的题刻。题辞内容多样，寓意深刻，书法道劲，风格各异。院中厅房有木刻楹联，山墙又雕有家训。其内容多出自《论语》等儒家经典，讲求修身、处世之道。因此，韩城的四合院民居，已不仅是单纯的住所，而是融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为一体的综合表现形式，是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现象。

◇ 民间祭祀传承着儒家信仰。韩城百姓，每逢农历大年正月初一，家家都要敬神。而平时生子满月，盖房上梁，生意开张，也必敬神。这里的“神”，就是天地神，所献供品，是仿古时盛食物器具的“瑚”而制做的蒸食，雅名“枣祃瑚”。

《史记·封禅书》载：“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这里的“太一”，就是天神；“后土”，就是地神，合起来就是天地神。是儒家观念中地位最高的神。而从汉武帝开始，就把祭天地神作为一项令典，也衍化为当地百姓的一种信仰。

儒家的礼制非常严格。古时祭祀，天子用九鼎七簋，诸侯七鼎五簋，大夫五鼎三簋，士三鼎一簋。老百姓无权使用鼎、簋，于是便以与鼎形状相似的“瑚”盛满红枣祭祀。后来虽然以蒸食代替了实物，但在名称、形状、祭仪等方面仍然保持了原生态。为什么要用枣？因为枣甘甜，大补，又耐贮藏，一年四季均可食用，是人类食果时期的最佳食品，祭祀供品当然非它莫属。及至汉武帝建汉家封禅时，祭太一的供品，“加醴、枣、脯之属”。“醴”是甜酒，“脯”是干肉，除了酒肉，其他供品，便选了枣。可见，以枣敬神，既是韩城人民的创造，又是儒家文化的传承。

◇ 婚丧大事一直保留着儒家仪礼。在儒家《仪礼》、《周礼》、《礼记》等精典教材中，将娶嫁程序定为“六礼”。而在韩城，虽将其简化为“四礼”，但仍保留了其中问名、纳征、请期、亲迎等主要环节。

韩城的丧仪儒家色彩更为浓厚。从孝子头戴的系头子，身穿的麻衣，腰系的草绳，手执的麻杖，到丧舆的样式，铭旌的制做，出殡的程序，无不保留着《仪礼》中的规范，称韩城丧仪是古《仪礼》中丧仪的活样板，一点也不为过。

◇ 韩城的民间社火，诠释着儒文化的精髓。韩城的民间社火有锣鼓、闯神楼、打狮子、唱秧歌、摆芯子、扭秧歌等，多种多样，各有特色。而普及于城乡者，莫过于锣鼓。韩城也因此赢得了全国“锣鼓之乡”的美誉。

鼓的发明很早，但鼓乐在韩城形成并传播，应归功于卜子夏。前文说过，卜子夏是孔子高足，是儒家教衍西河第一人。《史记• 乐书》中，有一段详细记述魏文侯请教卜子夏关于《乐》（音乐）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卜子夏向魏文侯讲了金石之声、丝竹之声以及鼓鼙之声的特点和功能。在谈及鼓乐时，卜子夏说：“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师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司马迁能在《乐书》中专记魏文侯请教卜子夏关于“乐”的见解，说明卜子夏是一位治乐高手。《乐》是儒家必修课之一，所以说卜子夏在韩城传播儒文化时，不能不教授《乐》，当然也就不能不教授鼓乐。其后数千年，韩城鼓乐虽经不断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保持着儒文化的色彩。

纵观韩城两千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南北朝、金、元、清各少数民族对韩城的统治，还是佛道等教在韩城的传播，都未能改变韩城人对儒文化的坚守。所以说，韩城的历史，就是儒文化的发展史；韩城的文化积淀，就是儒文化的积淀。而“文史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誉，更是儒文化在韩城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