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於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毀於天啓五年（公元1625年）的東林書院，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一年，但在當時卻是大明朝野都極其關注的焦點。毫不誇張的說，這座民間書院從建立起就成爲明末一股令人無法忽視的政治勢力，推崇它的譽之清議，詆譭它的斥之結黨，即使到了今天這種爭議依舊不休。

東林書院能夠迅速崛起並發展，離不開創始人顧憲成的努力，以及顧允成、高攀龍、葉茂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等人的加盟。這羣在官場不得志的士大夫們通過考究學問、議論朝政等方式，吸引了吳越當地及其他地方衆多慕名士子的關注。

不僅如此，顧憲成還制定了《東林會約》，並以每年舉行一次大會（或春或秋）和每月舉行一次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的方式向大明朝各地著名的書院（如徽州的紫陽書院、淋瀝書院等）和大儒們發起邀約，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學問辯論大賽，這樣的措施更是讓東林書院聲名遠揚。

東林書院

那麼東林書院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呢？它認第二，沒有書院敢認第一。

“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東林書院其實就是一個在顧憲成的主持下，只要發一帖子，能得到幾萬、甚至幾百萬回帖的火爆論壇，這就是當時的現狀和實力所在！

當然，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創辦東林書院，並不僅僅是因爲不做官了閒得慌，還在於看不慣大明朝日益糜爛的政局和社會風氣，認爲必須自上而下地重塑世人的道德標準和行爲舉止，因爲百姓都是有盲從性的，只有朝廷率先作出了道德方面的標準和榜樣，不好的社會風氣自然也就煥然一新，才能實現賢才出而治化昌的大明盛世。

“聖帝明王必務表彰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

但因爲他們已經沒有官職在身，就只能通過建學院，開論壇的方式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廣泛傳播，以期能夠引起朝廷的關注，達到道德標準建設的目的。

那麼當時的大明朝社會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道德問題，讓顧憲成不顧自己的在野之身，也要聯合一羣志和道同者對朝廷、對其他讀書人進行道德上的批判呢？其一是明末思想大爆炸，其二是萬曆利用稅監大肆斂財。

東林書院內部

1、明末思想大爆炸讓顧憲成等產生了成爲民間道德領袖的野心！

a、儒家思想的內部爭鬥！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就成爲歷代王朝的統治工具。到了兩宋時期誕生了程朱理學（程顥、程頤、朱熹的學說）；而到了大明朝中期（正德、嘉靖時期），社會上又多了一門王學（王陽明學說）。但不管是程朱理學，還是王學，二者都是在儒家思想上的繼承和發展，所以它們本質上是一樣的。

只是任何一種學說都會存在自身的弊端，如果引導不慎，勢必會給天下的士子帶來思想上的混亂，事實上也是如此。

以正德、嘉靖爲思想分水嶺，讀書人總是在程朱理學和王學之間搖擺不定，始終無法真正信仰某一學說，這對大明朝的有志青年是否能夠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造成很大的影響，“天下尊朱子也甚於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據，而人厭之，於是乎激而爲王子”，“天下尊王子也甚於尊孔子，究也率而狂，而人亦厭之，於是乎轉而思朱子”，這種不堅定的率性而爲，在顧憲成看來是極其危險的，根本不利於讀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確三觀。

基於此，顧憲成認爲自己即使在野也要義無反顧的站出來救世，站出來撥亂反正，不管朱子也好，王子也罷，一切都脫離不了孔子，必須強調程朱理學和王學源出同宗，是可以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批判的，所以尊孔纔是最正確的選擇。

“士之號爲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夫苟亟亟於救世，則其所爲必與世殊，是故世之所餘矯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矯之以有餘。”

在顧憲成看來，救世之舉就是要拯救世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提高了，那麼大明朝也就得救了。

“砥操礪節昭昭冥冥，一稟於誠理，則外無虧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於道德也幾乎。”

顧憲成

b、西學東漸帶來的文化衝擊，加深了東林對道統的堅守！

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被獲准在北京定居，獲得了明廷授予的官階品級，享受到了明朝的官員俸祿，而他也給大明朝帶來了文藝復興後的西方文明的產物，物質形態的，如自鳴鐘、大西洋琴；意識形態的，如“政教分離”。

文藝復興以後，西歐還沒有完成徹底的“政教分離”，但“政教兩立”、“信仰自由”的雛形已經初步具備，即教會和國家分權，教皇負責思想和信仰層面的管理，國王負責政務處理，教皇無權干涉國家政務，包括王位繼承權；而且教皇傳位和國王不同，國王是傳給自己的兒子，教皇需要挑選賢能進行傳位。

西方這種“政教分離”的理論實際上很符合中國儒家“道統”和“政統”分離的學說（明朝內閣和皇帝爭權，就已經是在實踐中進行摸索），然而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

自科舉制建立以後，歷代王朝以科舉取士的方式掌控民間的身份轉變，利用儒學建立意識形態並教導民衆，實行“君”與“師”、“政”與“教”的合一，也就是說孔子只是一個抽象化的存在，事實上屈服於具體化的代言人皇帝之下，即皇帝依舊是政務、思想上的最高統治者，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權威都牢牢掌握在皇室的手中，所謂一言九鼎、君無戲言就是這個道理。即使是文治第一個高峯時期的宋朝，這種現象依然沒有變化。

即使明朝設置了內閣，而且內閣也可以對皇帝的旨意產生質疑，但在儒家森嚴的等級觀念下，還是要屈尊在皇權之下的。但這種權威卻因爲萬曆皇帝在和朝臣的國本之爭中逐漸失去了政治上的威嚴，又因爲王學對程朱理學的衝擊讓他在道德上也逐漸失去了的威嚴。

所以對於想樹立民間道統權威的顧憲成等人來說，將道統和政統進行分離，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標準體系，並讓自己成爲這套體系的代言人，建立擔當民間道德權威的大好機會來到了眼前，而利瑪竇帶來的西方這種政教分離的思想和實踐性更是增強了顧憲成等東林人的野望！

所以建立書院，利用輿論宣傳自己的道德標準體系就極爲重要了。

利瑪竇和徐光啓

2、萬曆皇帝利用稅監大肆斂財引發民間強烈不滿，讓顧憲成看到了民間力量及輿論的強大！

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山東臨清爆發了民變，這是民間第一次對徵稅太監斂財的反彈，也是民間的自發行爲。因爲臨清的位置特殊，屬於南北咽喉之地，民變如果不能及時安撫，勢必會讓京師處於動盪之中，故而也引發了朝野上下要求廢除徵稅太監的要求。

此後，全國各地都對徵稅太監進行了喊打喊殺，民間反對太監徵稅的暴動越演越烈，這自然也包括東林所在地，南直隸的蘇錫常一帶。這樣的後果就是，萬曆妥協了，限制了徵稅太監在地方上的權力，將徵稅權歸還給了地方政府，稅監只負責押解稅銀，而且也減少了稅銀的徵收。

萬曆年間的抗稅鬥爭，是明末以來的民間資本力量（手工業者、工場主、小市民等階層）對抗封建皇權的勝利，也讓顧憲成看到了民間力量的強大，進一步加深了他必須成爲民間道德標準的制定者和領導者的理念。

“鄉愿之同流合污，從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滾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忠信廉潔又不爲真而爲似，則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

既然大家都知道民間輿情的厲害，但又不敢成爲領導者，遇到事情只知道躲在背後指手畫腳，如此，還是東林來的好。

意見領袖也是領袖。顧憲成的這段心跡表明，在野爲民時必須整頓士子的學術道德，如何整頓，建立書院宣揚自己的學說就是一條最好的道路。

萬曆畫像

3、結語：

很多人認爲東林書院的創立，也就標誌着明末黨爭的形成，但汪郎不這麼認爲。

因爲顧憲成、高攀龍等在開始建立東林書院時，雖然一心想成爲民間道德標準的建立者和行動上的領導者，也僅限於學問上的壓倒性，對參加黨爭應該不存在想法。

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朝廷下達旨意讓他出山時，被他以目昏耳聾，老態盡現，不足效馳驅備鞭策的理由拒絕了，並表明了自己不問政事的決心，“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

而且那位給東林學院和顧憲成帶來麻煩的李三才也不認爲自己是東林的一員，他曾在奏疏中指出“今奸黨仇正之報，不過兩端：曰東林，曰淮撫”，把自己和東林割裂開來。

當然到了天啓年間，東林捲入了和魏忠賢之間的黨爭，這是另一期話題了，下回再聊。

參考資料：

《明神宗實錄》

樊樹志《晚明史上》

東林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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