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提到:1942年2月1日,魯迅的原配朱安致信遠在上海的許廣平,稱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鄭彥芬代表蔣委員長送她十萬法幣,開始她辭不敢收,但是這位祕書長說:長官賜不敢辭,委員長的意思,一定要領受。朱安被他這話搞蒙了,只好勉強收下。

周海嬰行文至此,說蔣介石此舉令人費解,爲什麼“一方面在政治上壓迫父親、母親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錢)關心父親的前妻”?

但筆者個人以爲,此事即便帶有什麼企圖,可資宣傳炒作的餘地也有限;或許蔣介石只是偶然獲悉魯迅的這位原配夫人現在生計艱難,爲表對文豪的憐憫之意做出了這一決定?

蔣介石之於魯迅,有忌,有恨,但也有敬,有慕,他們都是浙江人,早歲都曾去日本留學,都曾積極參加辛亥革命,都十分敬仰孫中山……儘管後來分道揚鑣,畢竟也有過大體相似的青蔥歲月。

1903年,21歲的魯迅在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剪掉髮辮,賦詩明志:“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1909年,22歲的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學習期間也做了一首《述志》的小詩:

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

東來志豈在封侯!

蔣介石的打油詩自然不及魯迅高妙,但詩中所傳遞的抱負、志趣還是與魯迅相通的。儘管後來政見不合,勢同水火,但蔣介石或許依然對魯迅存有隱隱約約的好感。

1927年4月,國民黨開始清黨剿共,魯迅處處與其作對,令當局相當難堪,於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一度呈請中央,下達了對所謂“墮落反動”文人魯迅的通緝令,但在當時一國三公,政出多門的境況下,這份通緝令的效力實在有限,當局除了想以此恫嚇魯迅之外,似乎也並不想認真地緝捕魯迅。

魯迅離開中山大學後,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聘其爲大學院撰述員,每月支給他300元撰述費。大學院不久改回舊名,仍稱教育部。

1930年12月,有人向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蔣介石告密,說:現在部裏的特約撰述員周豫才,就是周樹人,也就是魯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頭子,也就是浙江國民黨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在案的這個人。

魯迅

舉報者的本意是想提請蔣介石得悉此事後整治魯迅,以此邀功。可是蔣介石卻說:“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因爲蔣介石有這樣的表示,於是後來便有人不斷與魯迅接觸,替蔣介石向他示好,希望以此軟化他的立場。但魯迅對此不加理會,繼續以投槍與匕首抨擊當局。

無論蔣介石出於憐才之心,還是桑梓之情,或者出於其他考慮,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組織都未敢加害魯迅。周海嬰晚年參加政協會議,遇到軍統干將沈醉,沈醉坦言:當年他曾帶監視小組監視魯迅多時,後因顧及其聲望,未敢加害。

魯迅去世後,共產黨號召左翼青年,廣大民衆隆重悼念這位巨人。國民黨方面儘管諸多不滿,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功夫,當時恰在上海的財政部部長孔祥熙、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都送去輓聯表示哀悼。

國民黨文宣機構爲統一報道口徑,專門做了一些規定:“一、魯迅在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創作小說於文化界自有相當之貢獻,此點自可予以讚揚;二、自轉變爲左翼作家後,其主張既欠正確,著作亦少貢獻,對於此點,應表示惋惜;三、至盲從左翼分子之無謂捧場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應絕對禁止刊載。”

可知當局儘管嫉恨魯迅,但也不敢將魯迅的貢獻一概抹殺。

抗戰爆發之後,國內結成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民黨對魯迅的排斥也隨之減輕。

1940年1月,許廣平在給郁達夫的信中,談及勵志社曾給魯迅捐款:“勵志社也有款及信雲:‘茲遵大會決議案,將全款之一半拔助先生家屬,借充生活費用,茲匯寄中國銀行國幣七十五元,至祈查收。’”

勵志社,1929年1月成立,社長由蔣介石擔任,實際負責人是總幹事黃仁霖。此社是一個以黃埔軍人爲對象,以振奮“革命精神”,培養“篤信三民主義最忠實之黨員,勇敢之信徒”“模範軍人”爲目的的組織。這樣一個組織給魯迅的家屬提供部分生活費用,多少也體現了以蔣介石爲首的當局對魯迅遺屬的關懷。

魯迅與許廣平一家

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在朋友的建議下,成立了魯迅全集出版社,專事整理、印刷、發行魯迅的著作。全面抗戰爆發後,許廣平、周海嬰困居孤島,主要靠銷售魯迅著作維生。由於戰事日亟,轉運艱難,即便是魯迅的書,賣得也很不理想。周海嬰曾查看其母1942年12月到1943年6月的賬本,經統計,這七個多月裏,《魯迅全集》只賣了3部,《魯迅三十年集》只賣了44部,單行本銷量略好,也不過買了1850本。更讓他們母子煩心的是,許多書店以各種藉口拖延付款,使他們這間小小的出版社更加難以運轉。

1943年3月22日,國民黨背景的中央書店突然向許廣平訂購110本魯迅的書,許廣平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把書發了過去。按照周海嬰的記憶,許廣平接到這筆訂單時,曾有些猶豫,但這筆交易最終未發生任何意外,中央書店及時支付了這筆書款,緩解了他們母子的燃眉之急。

對此事的原委,周海嬰以爲:“想必他們(中央書店)也是在商言商,只爲利潤,並不考慮政治吧。”但即便再怎麼缺乏政治嗅覺,也不會僅爲了這點小利就甘冒爲“反動作家魯迅”張目之險去訂購魯迅著作吧。

這其中也許有幫許廣平母子解困的成分,至於是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時過境遷,怕是也很難查清了。

國民黨在大陸期間,未曾認真封殺魯迅,退守臺灣後,纔開始嚴禁魯迅著述的流傳。從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魯迅的著作一直被視爲禁書。可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兩蔣去世後,對魯迅的禁令很快解除,僅1989年臺灣就出版了三四種《魯迅全集》。許多臺灣的雜文家,如柏楊、龍應臺,其雜文也或多或少與魯迅的風格有相通之處。

學者陳漱渝在《柏楊談魯迅》一文中提到,柏楊曾說:“魯迅的價值如果用不許批評來維護,那就會變得沒有價值。我們應該從批評中發掘出一個真正的魯迅,有價值的魯迅!”“魯迅是了不起的。我對魯迅的文章和風骨是非常崇拜的。我只是不贊成把魯迅政治化,不願看到他佔據耶穌和孔子的位置,變得神聖不可侵犯。神化魯迅會使他變得僵化,失去應有的作用。思想的東西是不能政治化的,這才能夠活潑,有生命力,才能夠發出光芒。”

這樣的評價,或許纔是魯迅最希望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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