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一部熱播劇中,編劇用“清華+斯坦福”的名校光環爲角色“蘇明哲”加持。他從清華大學畢業後,閉門苦讀兩年,換來斯坦福大學“半獎”入學資格。留學費用遠超家庭負擔能力,一家人爭論着,這個書還讀嗎?“那可是斯坦福!世界名校啊,你有錢都進不去!”蘇妹說,最終,這家人賣掉一半房產。電視劇已播到主人公成家立業,太平洋彼岸的一條新聞又把進度條拖拽到和大學有關的部分。“蘇明哲,你的母校出醜聞了”“你的母校花錢就能讀了”……網友在微博上喊話飾演該角色的演員。當地時間2019年3月12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雷德伍德城,斯坦福大學帆船中心。有消息稱,斯坦福大學女子帆船教練JohnVandemoer在大學招生中涉嫌受賄被起訴。視覺中國圖美國司法部近日稱,32名精英父母向中介支付2500萬美元,賄賂高校入學監考人員和體育教練,將子女成功送入頂尖大學。這被視爲美國高等教育領域涉及面最廣的欺詐醜聞之一,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喬治城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8所名校捲入其中。馬薩諸塞州聯邦檢察官安德魯·萊林表示,“不能專門爲富人設立一套單獨的大學招生制度”。貫穿這場訴訟的是精英父母的焦慮。他們深諳階級躍升的路數,希望鞏固家庭財富和地位。他們將大學錄取視爲關乎孩子前途的重要關卡,在最貴的學區置業、聘請家庭教師、爭取優質資源,直到面臨“鐵打的”大學錄取程序。中介公司老闆辛格告訴這些父母,在入學考試中作弊、把孩子包裝成體育特長生等方式是進入學校的一扇“側門”。如果你的孩子足夠有能力,可以從“正門”進入學校,但“側門”也可以用真金白銀敲開。這條新聞爬上了中國的微博熱搜榜。涉案的家長有好萊塢影星、著名律師、金融家,其中5位畢業於哈佛大學。“有錢人靠花錢進名校,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在美國,這種事情一直都存在。”一名哈佛學生說。哈佛法學院教授德修維茨也直言“醜聞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還只是‘冰山一角’”,沒有涉及給學校捐樓、捐上億美元的人。普利策新聞獎得主丹尼爾·戈登曾爲《衛報》撰寫文章,詳述“美國高等教育骯髒的祕密”——富人通過大筆可扣稅點的捐贈,花錢將他們不合格的孩子送入精英大學,其中就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賈裏德·庫什納。丹尼爾稱之爲“總統和億萬富翁的輪盤遊戲”。哈佛大學校報201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30%的大一新生來自“傳承錄取”——校友的孩子更容易錄取。《哈佛深紅》的記者喬納森·布隆伯格稱,2018年秋天入讀哈佛大學的學生裏,有29%都是校友後代。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等。“美國人民認爲精英階層破壞了教育系統,侵佔了他們的利益,這種看法並不完全錯誤。”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表示,他仍對這起事件表示“震驚”。不用非得爲學校捐樓,富裕家庭支付幾萬到幾十萬美元,也有可能獲得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或許正是長期對高等教育中“特權”的默許,大學纔出現越來越多的“側門”。通過投資教育向上流動的文化模型跨越國界存在着,而招生程序寄託着年輕人和家長們對公平和正義的期待。在中國,從科舉制誕生伊始,教育就是防止階層徹底固化的底線。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之後,從前“自願報名、羣衆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門檻消失了,更多人相信,性別或社會經濟背景的差異不會阻礙“學而優則向上”。名校被寄予更多期待,但也不必神話它,制度漏洞、權力尋租的情況可能發生在任何一所學校。守住教育公平底線,僅靠“名字”靠不住。今年2月,華南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張軍等4位教師,在該學院2018年研究生複試結束後,篡改了8位考生的考試成績,5人調高成績後被錄取。後學校聲明,4位教師停職接受審查。2006~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曾利用職務之便,在學校特殊類型招生過程中爲考生提供幫助,收受賄賂1000餘萬元。蔡榮生被調查後,人民大學暫緩自主招生一年,並進行整改。校方重新修訂公佈《人民大學自主選拔錄取招生管理辦法》,完善特殊類型招生細節。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除了學校內部程序調查,美國司法機構也介入高校招生醜聞,涉案的斯坦福大學帆船教練被辭退,校長和教務長在學校官網上作出回應:“震驚”“駭人聽聞”,“這個案例所報道的行爲完全違背了斯坦福的價值觀,違背了這所學校堅守的準則。”每位和斯坦福相關的學生、教職工都收到了一封郵件,詳述調查的過程和結果。其他7所高校也作出回應,涉案人員被停職或開除。大學管理人員的自律自省、招生程序的修整完善、有效的監督與糾錯機制,這條底線能不能守住?最令人憂慮的是,那些被權力和金錢送進校園的孩子,還能不能感受到真理與正義的力量。(原題爲:《你的名字決定不了你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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