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楊延康，被稱爲中國的“薩爾加多”

▲ 《神貧的人》，教堂裏的聖像，1998，鳳翔，圖片©楊延康

01.

“法國VU圖片社簽約攝影師”，“曾獲德國《明星》週刊，《GEO》德國國家地理雜誌“亨利·南恩”攝影大獎；三度被評爲“中國最有影響力攝影人物”；他拍攝的天主教《神貧的人》，藏區的《心象》被評價爲歷來最好的。

成就既是過往的概括詞也有可能成爲未來的阻隔，那些伴隨着成就得來的名望，會使大多數人穿上沉重的名利服裝，會使人鬆懈沉迷，生起一些自己也無法看清的虛妄。

然而有的人，無論他走了多遠的路，有多少成就加諸於他身上，他似乎都像從未經歷過那些榮耀一樣，他簡樸，甚至於有點貧瘠，有那麼一點難以理解，有那麼一點離經叛道。

很多時候這樣的人既危險又迷人，危險之處在於你不能用任何一套標準來定義他，他總讓你對自己的生活生起一些懷疑，一些思考，可是迷人之處又正是於此，偶爾的時刻，你感到一切毫無意義，生命輕薄得像天邊的雲，這些不能被定義的東西，又使一切輕薄具備了重量。

▲ 《神貧的人》，楊延康，圖片©楊延康

楊延康無疑是屬於後一類，我在心裏稱他爲“一直在神前的攝影人。”

然而“神”絕對是一個過於宏大，也過於概括的詞，大概很多人都我和一樣想過“神在哪裏？”

對於這個提問的回答，要從2018年的11月講起。

11月是時間這趟列車駛向一年終點站的倒數第二節車廂，到了這個月份中國大部分地區已經進入了冬天，蕭瑟，寒冷。

人在寒冷的季節擅長製造熱鬧，或許這就是冬季節日格外多的一個緣故，雙十一算是近年來極大的一個節日了，那一天從衛星上看會發現整個中國區域，東南亞區域甚至更遠的地方，整夜紅火，散發着比夏天還要熱鬧的氣息，有一羣人看着大屏幕上的數字不斷刷新着，100億人民幣，1000億人民幣.....最終在雙十一這天全網交易額超過3000億人民幣。

少有人在這經濟狂歡之外，楊延康是這頂少之中的一個。

▲ 《心象》，楊延康，圖片©楊延康

這一天已經60多歲的他在寧夏西海固的一個簡陋賓館等着在網絡上做一場關於自己的攝影分享。

西海固自然資源差，政府對於這裏很長一段時間的扶貧政策是大規模的搬遷。楊延康在分享前簡單的喫了些東西，手機信號不好，分享的軟件不太會操作，來參與分享的人也不過幾百個，遠不及一個普通的網紅直播，但他很看重這場分享，每回答完一個問題都要認真誠懇的說“謝謝”。

其中的一個分享至今仍令我記憶猶新。

曾經有位修女問楊延康，世界上有神嗎？

楊延康回答“有。”

修女繼續問下去“那你見過嗎？”

楊延康反問“這個世界上有風嗎？風是什麼樣子，你看得見嗎？風是通過樹葉的擺動，是通過對自己面頰，對頭髮的吹拂來感受風的觸摸的，神就是如此，像風一樣，看不見，卻來自於內心，在那無限之中。”

這並非是似而非，搬弄字眼的回答。

02.

1992年對於深圳來講是很特殊的一年。

因爲這一年的1月份，鄧小平南巡深圳，從這以後深圳變成了一趟急馳的經濟高速列車，1992年對於楊延康也算是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他離開了供職8年的深圳《現代攝影》雜誌。

那時他已經在《現代攝影》雜誌做了8年的發行員，只是發行員的工作幹得不大安分，他老想着拍照。

深圳開始高速經濟發展這事對他的影響很小，離職的那一個月他沒有領到800塊錢的工資，工作了多年他早已記不清是先領工資幹活還是後領工資了。800塊錢足夠他在深圳生活兩個月，爲這他和朋友喝酒的時候，自己躲到廁所裏哭。

深圳是不相信眼淚的地方，和很多人一樣，楊延康在深圳尋找着工作的機會。

▲ 《神貧的人》，窯洞中的彌撒，1999，延安，圖片©楊延康

他用攢下的4000元錢買了一臺尼康相機開始拍商業片，他接過一單拍瓷盤的活，拍了兩天兩夜，把照片交給客戶審，客戶拿着其中的一張照片問他“這盤子上怎麼有一個光斑啊？”

“這不是光斑，是瓷盤的高光點，說明瓷盤是有反光，有質感的，它不是紙做的。”

“重拍。”

一切都是由出錢的甲方說了算。

城市從不缺乏奮鬥的故事，大多數人心甘情願喫生活的苦頭是爲了以一個超越過往生活的方式留下來，楊延康是爲了更頻繁的離開。

他頻繁的去一個陝西的天主教教區拍紀實攝影，去那拍照的攝影師不算多也不算少，但他真算是難得持久的一個。

他拍的是膠片，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天主教區拍照，剩下的時間就是在深圳的工作室暗房沖洗照片，或是拍商業片來接濟自己去教區拍照的經費。如果他肯用點精力在賺錢這件事上，或許在深圳他能擁有一些房產，或是一個高檔的工作室，畢竟除了拍一些盤盤碗碗，他也拍王石這樣的商業大佬，如果他願意的話，甚至花的精力可能不需要太多，畢竟誰都知道90年代到處都是機會。

最終他沒有組建自己的家庭，也沒有自己的房產，在深圳的工作室很多年都是朋友免費提供的。爲人而言，富足的經濟，安穩的家庭生活的確會使人動念嚮往，這是人的天性使然，但確實有一些人在別處得到了更深的寧靜與滿足，就不再對此張望。

▲ 《神貧的人》，做耶穌聖像的曾樹德老人，2001，三原，圖片©楊延康

或許只有有了孩子的父母，有了心上人的年輕人，那些虔誠心懷信仰的人，才能理解他在暗房裏沖洗膠片時的心情，那種既快樂又期待，既不安又滿足的心情，他心的構造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變化，心中出現了一條大峽谷，在那條峽谷裏除了攝影本身，其他的一切，包括樓底下飄來的湖南菜館的飯菜香，窗外的熱鬧霓虹燈，那些如織錦的繁華都無法進入。

帶楊延康入攝影門的老師李媚評價是他是一個靠天性而不是靠理性攝影的攝影家，天性毋庸置疑是種迷人的東西，一個藝術家朋友曾告訴我“每個人都有這種東西，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開啓。”

如果命運真的存在的話，我相信它不是端坐雲端，高高在上冷眼看人間廝殺，它應是人原生的父母，爲人提供了一些原始的生命材料，它樂見其成人在又漫長又短暫的旅程中，積澱出超過原始素材的能量，然後把自己變爲道路本身。

03.

兩個十年有多久呢？

無非是一個嬰兒從出生長成成人，大地輪迴了八十個春夏秋冬，人間經歷完175200個小時，無非是楊延康口中說的“我想用十年時間去結出一棵豐碩的影像之果。”

在楊延康的第一個時間攝影之果《神貧的人》裏，你可以看到做彌撒的神父，揹着天使翅膀的小孩子，舉着十字架的人，倒在草地上的耶穌像…..

▲ 《神貧的人》，小天使恐怕自己的翅膀掉了下來，1999，三原，圖片©楊延康

這是從上千卷膠捲，幾萬張底片中挑選出來的，那些更多沒有挑選上的照片，沒有拍進相機的人事，天氣，全印在了楊延康的血肉裏。

他到天主教區從最初的望教變成了當地教友的兄弟，他從那個外來的陌生人，成爲了當地人的一份子。一個電話“延康，你在哪啊？”他就放下一切的去，當地建設需要出力的地方，他出力，需要出錢的地方，他參與他們的新生兒的出生，參與他們一碗小米粥，一個饃的生活，也參與逝去者的死亡。

▲ 《神貧的人》，兩位孫子在憑弔去世的奶奶，1998，鳳翔，圖片©楊延康

一次一位中年男人去世後，鄉村的教友樂隊來送他，教友們吹起樂器“相見時難別亦難”。楊延康站在那，手握着相機，眼淚順着面頰流下來直接在寒風中凍成冰條。

真是冷呵，徹頭徹尾的冷。

▲ 《神貧的人》，走在沙漠裏的傳教神父，1998，靖邊，圖片©楊延康

▲ 《神貧的人》，十字山上做彌撒的教民們，1996，周至，圖片©楊延康

拿着相機的手在不受控制的發抖，他努力的定了定心神，想起神父的職責是傳教，一個人的職責是儘可能的完成自己的人生，而他是個攝影人，他要將人世動人的瞬間變成那張永恆經典的照片，這是他的路。

那些悲傷和寒冷在這個時刻都失去了力量，他的手不再發抖，果斷的摁下了相機拍攝鍵。

▲ 《心象》，楊延康，圖片©楊延康

第二個十年楊延康去了藏區。

這個十年開端不算順利。

距離新年還有幾天的臘月二十六，楊延康的老父親走了。

正月初二楊延康相識幾十年亦師亦友的老師走了。

還沒緩過勁來，大年初三又一位好友離世。

楊延康反覆的問自己“爲什麼剛拍攝這個專題，親人們都離世了呢？難道這個專題如此棘手？”

▲ 《心象》，楊延康，圖片©楊延康

他沒有爲死亡加註過多的註腳，並非不痛。只是經過歲月和宗教洗禮的他清楚死亡只是每個人必經的驛站，他的親人先於他走向了那個驛站，並在另一個時空開始新的一段旅程。

而他，這個還在塵世的攝影人，攝影即是他的燈塔，信仰，伴侶，是他和那些離世的親人之間彼此相望的媒介，他知道有什麼東西凝視着他，這種目光不會因爲人的逝去而消失。

很快，內心揹負了幾重別離的他回到藏區繼續拍攝。

我看過一個記錄着他在藏區拍攝狀態的短小紀錄片，他不會開車，也沒餘錢買車，出門都是坐公共交通或是搭車，一次他在高原的路邊搭車很久都沒搭到，最後他疲憊安靜的坐在路邊，遠處來了一隻和他一樣疲憊安靜的流浪狗，他望向那隻狗，眼神像在看另一個流浪的人。

他說在藏地有“責閉日”，可以一天或幾天不說話，體驗啞巴牲口的處境，感恩它們，也可以反省自己。

他喜歡這個責閉日，沉默是他多年行走於藏區的狀態。每天天亮背上相機，外加一個餅，一包榨菜出發，如同那些磕長頭的藏民，那些日出勞作，日落而息的農民。

我很少見到一個男人這麼容易流淚，一塊藏民接濟他的糌粑，一杯酥油茶都能讓他感動，他替藏民洗衣服，幹活，也在高原上唱歌，唱陝北民歌和蒙古歌曲。夜晚，他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裏，用脫了皮的暖水壺給水杯裏倒上熱水，開始寫日記。

寫日記的習慣已有數年，在上面記錄拍攝時的自然環境，村莊的收入情況，人事，感受。夜晚和獨行的步伐大概是最好的筆墨，不需要觀衆，不需要回應，語言和路途只有窗外的星月寒風見證。

不知道他在結束十年藏區拍攝的那天在日記上都寫了些什麼，這是他和夜空繁星的祕密。

只是當天主教和藏傳佛教兩個十年過去後，他決定繼續拍攝伊斯蘭教，去完成他和自己約定的宗教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又一個十年開始了。

04.

現在楊延康或許在伊斯蘭教區的某個地方拍照，或許在他城市裏短暫的住所中整理照片，也或許是在對着曠野，輕聲哼起他喜歡的陝北民歌。他是54年出生的人，在某些方面精力和熱忱卻比許多年輕人都要旺盛，在攝影上更甚。

我寫文字，只是單純的寫一些打動自己的人與事，也一向不太贊同世上有某一種生活高於一切的觀點，每一種生活，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優美之處，在人生面前，你走過了一條路，收穫了一條路的風景，也就失去了其他道路的風情，這並沒有什麼高低。但我卻十分認同，一個人應該知道自己所要的，承受自己所要的，心裏無論何時應該有個地方，可以供自己瞭望更空曠的境地，楊延康恰是走到了那空曠境地的人。

不知道各位對80年代的中國是否有印象，但願你沒有在那個年代去過貴州，不然你一定很難忘記。就我這個貴州人的記憶而言，我出生的90年代，隔壁省來個人都能在小村莊成爲新聞，成羣的野兔子都能從我家門前的泥濘路大搖大擺的走過，蛇在山中轉悠得累了，就不聲不響的竄進廚房睡個覺，松鼠簡直不把人當人看，能直接抓起松塔往人身上砸。

楊延康也是貴州人，他面對的貴州大山應該比我看到的更甚。1984年12月31號，這是個刻在楊延康骨子裏的日子，這個日子之前的兩天，還是織襪廠機修工的楊延康買了砧板，刀具一類的廚房必用品，跟着一輛大貨車，一路堵顛簸兩天從貴州安順到了深圳，在南頭的一家酒店做麪點師傅。

在酒店裏，他遇到了後來的恩師，時任《現代攝影》雜誌社的主編李媚。

“你們現代攝影雜誌社還需不需要人？”

“剛好缺一個搞發行的人，那你來吧。”

其實還在貴州當機修工時，一種對藝術的感覺就出現在了楊延康的心裏，那個東西召喚着他，於是他走出了工廠，翻越了貴州的大山，深圳的廚房，一點點修建出自己的路，拿起了屬於他的那臺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