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儒学“灭国”的西夏王朝

市中心的钟楼

银川街头的城市交通

这篇文章原本是我2015年11月冬，首次自驾西北时所写，现在回看，感觉有重写的必要。

当年，主要是想走2000多年前的匈奴故地，看看西汉李陵将军在河西走廊，训练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特种兵”的几处故地，为我手上所写的文章拍些素材。走完河西走廊后，就去了宁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

当我参观过位于银川20多公里外，西夏王陵景区中的“西夏博物馆”以后，感触良多，感觉有些知识是书本上少见。当时想写点文字，但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建立起来的线条是否恰当？是否会被视为井底之见？为了谨慎起见，一直试图通过阅读历史学者的著作，学习下他们的认知。

但是，对于西夏，吕思勉在其《中国史》和《中国通史》中有虽有所提及，并没有独立成章进行介绍。台湾陈致平教授在其著作《中华通史》第5卷和第6卷，“宋辽金史前、后编”中，也没有把西夏单列，只是穿插了详细的介绍篇章而已。

更远一些的就是《续资治通鉴》，但作为编年史，归纳起来阅读量有点大。

因此个人愚见，未必有专家观点的支持，大家阅读时权当一个普通人喃喃自语，不求同，也不必上纲上线。

另外，我不是为重复历史，只是根据网络阅读习惯，把感受线条写出。

建立西夏的党项人，是居住在松潘高原羌族地区的羌人一支；还有种说法是鲜卑人一支。

党项人下高原

唐时党项人联合吐谷（yu）浑抵抗当时崛起中的吐蕃。但当吐谷浑被吐蕃灭掉后，党项人受吐蕃挤压，党项人请求中央政府要求内迁。鉴于党项人配合唐朝打击吐蕃的有功，唐朝皇帝赐予党项人李姓，并把陕北榆林、米脂一带划归党项人居住。据说，明末的“闯王”李自成，实则是散布在陕北各地的党项人后裔。

根据史料，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因平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再次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这部分党项羌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其势力范围以夏州为中心，包括夏、绥、宥、银四州广大地区皆称为拓跋氏的私人领地。

党项人后来改变过多次姓氏，例如到了宋代被赐姓为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李元昊，通过种种切割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建立大夏。

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宋朝上下极为愤怒，原本臣服宋朝的关系正式破裂。经过一番切割中原文化改变之后，改革效果终于显现，元昊相继对宋朝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并在1044年，在河曲之战中击败携10万精锐御驾亲征的辽兴宗。此时，西夏总兵力约50万人。从此一个威胁北宋的对手出现在西北部。原本人口不多，为何会在李元昊的手中变得如此强大？

李元昊都改变哪些？只选择重要的予以简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详细资料，选择这些只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

1.颁布秃发令：元昊继立，下令秃发。即推行党项的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自己秃发，然后下令境内人民三日内必须秃发，不服从命令者杀头。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剃发令。

2. 改姓立号：废除唐朝和宋朝的赐姓李氏和赵氏，改用党项姓“嵬名”。又废去宋朝西平王的封号，用本族语称“吾祖”（兀卒。青天子）。

彻底断绝受中原文化糟粕影响，恢复民族独立性。

3. 创制文字：1036年（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又称为蕃书或蕃文。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但是流通的不是太理想。

西夏文

李元昊的这些革新，就是为了令党项人，摆脱中原迂腐国学的“毒化”。

李元昊在统治指导思想上，摒弃宋儒理学的“礼义”，采用适应党项社会现状的功利主义和先秦法家的“法治”学说。使得西夏国力出现翻天覆地变化，一时间打败宋、辽，拓疆扩土，而被“国学”毒化的北宋，一直到南宋被灭，从来没有强盛过。

如果李元昊不是由于乱伦夺了自己儿媳，被儿子割掉鼻子惨死，死时才46岁。也许西夏在历史上的作为，绝对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兴办儒学

但是，西夏经历百年之后，到了夏毅宗与夏惠宗时期，开始对内大兴儒学，重新提倡汉文化与技术，废行蕃礼，改用汉仪。

这种变化是致命的，恶果显现在后来每战必败。对外常与宋辽两国处于战争或是议和的打打停停，国力开始出现明显衰退。如果西夏后代皇帝，能够秉持开国帝李元昊订立的国策，西夏或许不会被成吉思汗灭族？

西夏可能是历史上被“儒学”毁灭的一个典型案例。

有人会用儒家在日本的兴盛来批判，但请别忘记，德川家康引入王阳明的儒学，只是为了给“下克上”的武士们戴上愚忠、服从幕府的紧箍咒。

儒学自创立之初，就因观点矛盾，立论虚阔而受诟病。先有司马迁的批评、后有汉宣帝的批判、再有东汉班固的指责。但终因有利统治、士子为私欲，经孔子发扬光大后的儒学，导致国人养成的民族性格，口心不一，从小就说着言不由衷的假话。使得整个社会，僵化教条、复古封建，民智不开，这可能也是中国近代处于散沙状态的要因之一。

这种近似观点，早在100多年前，外国传教士中很多人也有，像在山东居住过近30年写出《中国人的素质》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他也是说服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大学贡献者。30年代的专家学者像鲁迅等也基本持近似之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