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儒學“滅國”的西夏王朝

市中心的鐘樓

銀川街頭的城市交通

這篇文章原本是我2015年11月冬，首次自駕西北時所寫，現在回看，感覺有重寫的必要。

當年，主要是想走2000多年前的匈奴故地，看看西漢李陵將軍在河西走廊，訓練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特種兵”的幾處故地，爲我手上所寫的文章拍些素材。走完河西走廊後，就去了寧夏自治區的首府，銀川。

當我參觀過位於銀川20多公里外，西夏王陵景區中的“西夏博物館”以後，感觸良多，感覺有些知識是書本上少見。當時想寫點文字，但卻遲遲沒有動筆，因爲我不知道自己建立起來的線條是否恰當？是否會被視爲井底之見？爲了謹慎起見，一直試圖通過閱讀歷史學者的著作，學習下他們的認知。

但是，對於西夏，呂思勉在其《中國史》和《中國通史》中有雖有所提及，並沒有獨立成章進行介紹。臺灣陳致平教授在其著作《中華通史》第5卷和第6卷，“宋遼金史前、後編”中，也沒有把西夏單列，只是穿插了詳細的介紹篇章而已。

更遠一些的就是《續資治通鑑》，但作爲編年史，歸納起來閱讀量有點大。

因此個人愚見，未必有專家觀點的支持，大家閱讀時權當一個普通人喃喃自語，不求同，也不必上綱上線。

另外，我不是爲重複歷史，只是根據網絡閱讀習慣，把感受線條寫出。

建立西夏的党項人，是居住在松潘高原羌族地區的羌人一支；還有種說法是鮮卑人一支。

党項人下高原

唐時党項人聯合吐谷（yu）渾抵抗當時崛起中的吐蕃。但當吐谷渾被吐蕃滅掉後，党項人受吐蕃擠壓，党項人請求中央政府要求內遷。鑑於党項人配合唐朝打擊吐蕃的有功，唐朝皇帝賜予党項人李姓，並把陝北榆林、米脂一帶劃歸党項人居住。據說，明末的“闖王”李自成，實則是散佈在陝北各地的党項人後裔。

根據史料，唐僖宗時，党項部首領拓跋思恭被朝廷封爲夏州節度使，因平黃巢起義有功，一度收復長安，再次被賜姓李，封夏國公。從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後代以夏國公成爲當地的藩鎮勢力。這部分黨項羌武裝也被稱爲定難軍，其勢力範圍以夏州爲中心，包括夏、綏、宥、銀四州廣大地區皆稱爲拓跋氏的私人領地。

党項人後來改變過多次姓氏，例如到了宋代被賜姓爲趙，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了李元昊，通過種種切割與中原文化的聯繫，建立大夏。

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宋朝上下極爲憤怒，原本臣服宋朝的關係正式破裂。經過一番切割中原文化改變之後，改革效果終於顯現，元昊相繼對宋朝發動了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麟府豐之戰、定川寨之戰等四大戰役，殲滅宋軍西北精銳數萬人。並在1044年，在河曲之戰中擊敗攜10萬精銳御駕親征的遼興宗。此時，西夏總兵力約50萬人。從此一個威脅北宋的對手出現在西北部。原本人口不多，爲何會在李元昊的手中變得如此強大？

李元昊都改變哪些？只選擇重要的予以簡述，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搜索詳細資料，選擇這些只是爲了佐證自己的觀點。

1.頒佈禿髮令：元昊繼立，下令禿髮。即推行党項的傳統髮式，禁止用漢人風俗結髮。元昊首先自己禿髮，然後下令境內人民三日內必須禿髮，不服從命令者殺頭。

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剃髮令。

2. 改姓立號：廢除唐朝和宋朝的賜姓李氏和趙氏，改用党項姓“嵬名”。又廢去宋朝西平王的封號，用本族語稱“吾祖”（兀卒。青天子）。

徹底斷絕受中原文化糟粕影響，恢復民族獨立性。

3. 創制文字：1036年（大慶元年），命大臣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餘字，形體方整，筆畫繁冗，又稱爲蕃書或蕃文。結構仿漢字，又有其特點。但是流通的不是太理想。

西夏文

李元昊的這些革新，就是爲了令党項人，擺脫中原迂腐國學的“毒化”。

李元昊在統治指導思想上，摒棄宋儒理學的“禮義”，採用適應党項社會現狀的功利主義和先秦法家的“法治”學說。使得西夏國力出現翻天覆地變化，一時間打敗宋、遼，拓疆擴土，而被“國學”毒化的北宋，一直到南宋被滅，從來沒有強盛過。

如果李元昊不是由於亂倫奪了自己兒媳，被兒子割掉鼻子慘死，死時才46歲。也許西夏在歷史上的作爲，絕對不會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興辦儒學

但是，西夏經歷百年之後，到了夏毅宗與夏惠宗時期，開始對內大興儒學，重新提倡漢文化與技術，廢行蕃禮，改用漢儀。

這種變化是致命的，惡果顯現在後來每戰必敗。對外常與宋遼兩國處於戰爭或是議和的打打停停，國力開始出現明顯衰退。如果西夏後代皇帝，能夠秉持開國帝李元昊訂立的國策，西夏或許不會被成吉思汗滅族？

西夏可能是歷史上被“儒學”毀滅的一個典型案例。

有人會用儒家在日本的興盛來批判，但請別忘記，德川家康引入王陽明的儒學，只是爲了給“下剋上”的武士們戴上愚忠、服從幕府的緊箍咒。

儒學自創立之初，就因觀點矛盾，立論虛闊而受詬病。先有司馬遷的批評、後有漢宣帝的批判、再有東漢班固的指責。但終因有利統治、士子爲私慾，經孔子發揚光大後的儒學，導致國人養成的民族性格，口心不一，從小就說着言不由衷的假話。使得整個社會，僵化教條、復古封建，民智不開，這可能也是中國近代處於散沙狀態的要因之一。

這種近似觀點，早在100多年前，外國傳教士中很多人也有，像在山東居住過近30年寫出《中國人的素質》的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他也是說服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創辦清華大學貢獻者。30年代的專家學者像魯迅等也基本持近似之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