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4月至8月，作为清华大学聘任的教授，陈寅恪任教于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文系和历史社会学系。在蒙自分校，陈寅恪为中文系讲授了“佛教翻译文学”课程，为历史社会学系讲授了“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课程。在教学之余，陈寅恪与蒙自分校的同事之间有较多的交往，或者讨论学术，或者议论时局，或者散步郊游。在蒙自期间，陈寅恪的思想和生活，在表面的平静中，隐含着沉重的忧愁、伤感、悲凉情绪，陈寅恪在蒙自所作的七首诗篇，记录和反映了他的这种思绪。陈寅恪的这些思绪既非多愁善感，也非无病呻吟，而是时代变迁、家国命运、个人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史家和诗人，陈寅恪蒙自时期的诗作反映了国家民族危亡之际陈氏个人的深沉忧思与悲凉情绪。从陈寅恪的一生历程来看，从抗战爆发后随校南渡开始，陈寅恪告别了相对安定、平静、愉悦的前半生，开始了其忧患、动荡、悲苦的后半生。正因为此，蒙自分校时期以及之前的长沙临大时期是陈寅恪个人命运和生命历程的转折点。

关键词：陈寅恪；蒙自分校；教学；生活；思想

陈寅恪(1890～1969)为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1926～1937年间，陈寅恪任教于北平清华大学。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同年11月，陈寅恪携眷南下，任教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合组而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或“临大”）。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奉令迁滇。4月，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关大”）。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迁滇后的西南联大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设于滇南蒙自，成立蒙自分校。1938年4月至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在蒙自进行了约4个多月（文、法两学院师生各自到达和离开蒙自的时间不尽相同）的办学活动。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合聘的教授[1]，1938年4月23日至8月13日，陈寅恪在蒙自度过了百余日的时光。

陈寅恪在蒙自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陈寅恪后半生生活与事业的转折时期。陈寅恪随校南迁任职教蒙自分校的时期，正值抗战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不仅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寅恪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故：1937年9月，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因忧愤日本侵华，不食而死；在为父亲守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网膜脱离，因不治而致失明；1938年1月陈寅恪携全家到香港后，由于妻病儿幼，陈寅恪将妻儿留在香港，自己孤身赴滇任教，从此，陈寅恪与家人两地分离、相互挂念；而就在1938年4月由港赴滇途中，陈寅恪携带的重要书籍（内含其多年研究著述成果）遭窃，从而给陈寅恪的教学研究工作及个人的思想情绪造成不利影响。陈寅恪任教蒙自分校时的家国背景情况，在陈寅恪的工作、生活和思想上留下深刻印记。正因为此，蒙自分校时期陈寅恪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思想状况，值得我们给予特别注意。在目前关于陈寅恪的各种传记和论著中，对陈寅恪任教蒙自分校时期的相关情况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有所错讹。笔者在《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的基本史实考说》[2]一文中，曾对陈寅恪在蒙自分校的教学情况有所论述，今拟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对陈寅恪在蒙自教学、生活的基本史事及其思想状况作一系统梳理，以期对陈寅恪研究和西南联大史研究的深化有所补益。

1

陈寅恪由港入滇的旅程

1938年1月，陈寅恪结束了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授课工作，携妻子唐筼、三个幼女（流求、小彭、美延）踏上了由长沙经桂林前往香港的旅程。此时，长沙临时大学已决定迁往云南。陈寅恪及家人此行是准备经香港前往云南。陈家于1938年1月底到达香港。在好友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的帮助下，陈家在香港赁屋而居。由于唐筼素患心脏病，在长期旅途劳顿之下病情加重。考虑到云南为高原地区，不利于唐筼心脏疾病的康复，陈寅恪决定将唐筼及三个女儿留在香港，自己孤身—人前往云南任教。

1938年4月15日，陈寅恪与临大同事浦薛凤(政治系教授）、彭光钦（生物系教授）等约定一同赴滇。[3]他们所乘轮船为“嘉应号”。同船的还有清华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荫夫妇及清华历史系教授张荫麟。此外还有临大学生178人同行。当日下午3时，轮船启航离开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海上航行共4日，中间在海口停1日，在北海停半日(也有客船中途不停靠，两日即可达海防港）。4月19日晨，“嘉应号”轮船抵达越南港口城市海防。

陈寅恪等临时大学师生在海防停歇了两天或三天，然后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往云南蒙自或昆明。临大学生178人订于4月21日包四等车先行，陈寅恪等人因这一车次乘客太多，过于拥挤，乃请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荫安排其中10名土木 工程系学生延后一天，与临大教师凑成24人，于 22日启程。4月22日天将黎明，陈寅恪等人即起。5时半，列车开动。当晚7时，抵达滇越边境的越南老街。临时大学驻老街的联络员雷树滋教官（云南元谋人）来迎接。晚上，陈寅恪等夜宿“天然”客栈。乘客的行李则统一堆置车上，由“天然”客栈派人看守过夜。

4月23日早晨，列车继续开行，进入云南境内。下午4时3刻，到达云南蒙自境内的碧色寨车站。碧色寨车站是滇越铁路云南境内的大站。此时，临时大学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设于蒙自县城。故陈寅恪等人即在碧色寨车站下车。然后， 陈寅恪等人转乘由碧色寨开往个旧、石屏的寸轨铁路火车，于傍晚时分到达蒙自县城。

陈寅恪这次由港入滇的旅程，总体还算顺利。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次旅途中，发生了令陈寅恪感到痛惜的书籍被窃事件。此次赴滇，陈寅恪以两个箱子携带了多种教学、研究所需的重要书籍。这些书籍包括《蒙古源流》《世说新语》《五代史》和多种佛教经典等。在这些书籍的空白处，写满了陈寅恪读书时所作记注和心得。关于这些书籍记注的内容和价值，陈寅恪在1942年9月23日致武汉大学 教授刘永济的信中作了说明：

“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满蒙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

又有世说新书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源，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与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如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

所余者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置于别筐，故幸存。于书眉之上，略有批注。”[4]

这两个箱子，在滇越铁路运输途中，与其他旅客的行李集中堆放在一起,未能随身携带。箱子因此被人撬开，上述书籍被窃。可能窃贼以为箱中藏有贵重物品，故而采取偷盗行为，事后为避免被人及时发现，以两块砖头置于箱中代替。

陈寅恪到蒙自后，得知临时大学已奉教育部令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校址设于昆明。因仓促迁滇，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设于蒙自。西南联大在蒙自设立分校校务委员会负责文、法两学院在蒙自的办学工作。

2

陈寅恪在蒙自分校的教学、研究活动

(一)教学

联大蒙自分校于1938年5月2日开始注册，5月4日，1937～1938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上课。按照学程表，陈寅恪本学期要为文学院历史学系（1940年5月前，历史和社会两组合为历史社会学系，此后分开各自成系）学生讲授“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两门课，为中文系学生讲授“佛教翻译文学”课。[5]陈寅恪所携带的书籍资料在滇越铁路上丢失，给上课带来了困难，陈寅恪几乎陷于“无书可教”的境地。故此，一些学者认为陈寅恪在蒙自期间实际并未上课。如陈寅恪学生卞僧慧（卞氏1932～1937年就学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所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8年条内说：“先生自四月二十二日（应为二十三日——引注）抵蒙自，即为开课而搜集必要用书。本学期盖未开课。”[6]另外，当年临大的一些学生也认为陈寅恪在蒙自未上课，如1935年入学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翁同文在追忆陈寅恪的文章中回忆说：“依照程序，我到第三年级就会修读寅恪师所授课程，但那年暑假爆发对日抗战，寅恪师未能如期随学校播迁，遂致延期一年。盖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书院，当时未见寅恪师到临。次年1938年春间，文学院又迁云南蒙自，约至4月将近，寅恪师始行到达，当时实未开课。该年暑假以后，临时大学改成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迁在昆明西门外的昆华农业学校，才有机会听寅恪师讲授的课，我已是四年级学生了。”[7]

以翁同文的记述为据，一些研究者认同了陈寅恪在蒙自未实际授课的说法。如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即认为：“寅恪伯父一九三八年第二学期（吴学昭这里所说的1938年第二学期，实即1938～1939学年的第一学期——引注），在昆明西南联大开的史学课程为‘晋南北朝史'，国学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这实际上是寅恪伯父离平南渡以来首次开课。课室在大西门外昆华农业专科学校主楼西北角上。”[8]

笔者认为，翁同文、吴学昭的上述说法有误。从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来看，在蒙自分校时期，尽管书籍被窃给陈寅恪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但经过多方搜求，陈寅恪仍获得了上课所需的基本资料，在1938年5～7月间，陈寅恪仍应为文学院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了“佛教翻译文学”“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等3门课程。

从搜求书籍的情况来看，1938年5月间，陈寅恪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青年学者劳干、陈述及会计萧纶徽频繁联系，托劳、陈、萧三人从已迁至昆明的中研院史语所图书中为其找寻、代借相关书籍。

1938年5月1日，陈寅恪致信劳干（字贞一）、陈述（字玉书）说：“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9]

5月12日致劳干、陈述信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 (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10]

5月15日致劳干、陈述信说：“十一日手示敬悉，大正一切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迳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魏书今日已收到，谢谢……今大藏既在重庆，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卖或可借否？前云南省长王九龄提倡佛教，曾请欧阳竟无讲经，疑昆明或尚有可借处也。乞访询为荷。”[11]

5月30日致萧纶徽、陈述信中说：“今日又收到佛书两包，共前日所收共三包，谅尊处寄来之书尽于此矣。”[12]

从陈寅恪5月间与劳干、陈述、萧纶徽的通信情况来看，劳干、陈述及萧纶徽为陈寅恪寄来佛教书籍三包，以及《南史》《北史》《魏书》等史籍。另外，陈寅恪在蒙自借到了《三国志》《晋书》。[13]这样，加上从香港带来的《旧唐书》和《通典》，基本上解决了陈寅恪教学用书的需要。也就是说，无论是“晋南北朝史”课，还是“佛教翻译文学”课，陈寅恪都获得了必要的教学参考书籍。

从授课情况来看，北大中文系1935级学生周定一回忆，曾在蒙自听过陈寅恪讲授的“佛教翻译文学”课。关于上课情况，周定一忆述说：“我是在蒙自头一次见到陈先生的，虽然闻名已久。陈先生在蒙自开了‘佛教翻译文学’这门课。我只是旁听，但每堂必到，并用歌胪士洋行买来的高级横行纸作了详细笔记（笔记解放后友人借去，不知下落）。陈先生每堂课都用布包提一大摞佛典放在讲桌上，却很少翻动……陈先生也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佛经（有人说他《十三经》都能背诵）。他一边口诵，一边往黑板上写。因视力不好，有时写成两行重叠。佛经本来艰涩，但他讲得平实易懂。得意处自己仰面大笑，完全陶醉在学术中。”[14]对于周定一这段记述，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依据陈寅恪在蒙自并未开课的说法，认为周定一回忆有误。吴学昭认为周定一听“佛教翻译文学”课的时间当在1938年秋，地点在昆明。[15]

笔者认为，周定义的这一记述应是可靠的。理由是：其一，1938年秋陈寅恪并未在昆明开过“佛教翻译文学”课，陈寅恪再开此课已是1939年秋，而此时周定一已于1939年夏天从联大中文系毕业，一般来说，不可能再听陈寅恪的课。其二，周定一文中记述的上课情形与陈寅恪上课的做法、风格相符，周定一确乎应听过陈寅恪讲授的“佛教翻译文学”课并留下详细笔记，依此来看，周定一旁听这门课的时间只能是1938年夏天，地点在蒙自分校——文中所点明的蒙自歌胪士洋行即是当时联大文学院部分教师和男生租住的地方。其三，陈寅恪的书信表明，在蒙自期间，陈寅恪承担了“佛教翻译文学”课程，并应实际讲授了课程。前引陈寅恪1938年5月15日致中研院史语所劳干、陈述的信中说：“大正一切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径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此信表明，在蒙自分校开学之始(5月4日上课），陈寅恪即已承担了“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只因缺乏佛经资料，给上课征引讲解带来困难，故而托人搜寻相关资料。从前述1938年5月31日陈寅恪致中研院史语所萧纶徽、陈述两人的信可以看出，至5月底， 陈寅恪已陆续获得讲授“佛教翻译文学”课所需要的佛经书籍，基于此，陈寅恪在蒙自分校携带佛经资料讲授“佛教翻译文学”课是完全可能的。

（二）学术研究

陈寅恪在蒙自居留的时间仅有百余日。由于时间短暂，加上图书资料缺乏，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无疑造成许多不便。尽管如此，作为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陈寅恪仍在尽可能的环境条件下，力所能及地开展学术研究工作。6月17日，陈寅恪在致劳干、陈述信中即说：“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122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 悲愤之至。”[16]陈寅恪所作两文，一文为《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另一文不详。《读 <洛阳伽蓝记>书后》于1939年9月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二分。[17]

3

陈寅恪在蒙自期间的生活与交游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租蒙自县城东门外原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旧址和歌胪士（Kalos)洋行为校舍。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旧址与原蒙自海关旧址毗邻而建，互有门通，形成一个建筑整体，本地人统称此地为“海关”。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吴宓于1938年4月2日抵蒙自，在日记中他记下了文法学院所在的蒙自海关的景象：“沿县城之东而南，约二里，抵所谓蒙自海关（领事馆与银行，均其中一部分），即联合大学分校（文、法学院）所在也。此乃法国人昔所经营布置，为一法国式之花园。花木繁盛，多近热带植物，如棕、榕等。绿荫浓茂，美丽缤纷。”[18]歌胪士洋行在法国海关西北方向的南湖边，相距不远。歌胪士为法籍希腊人，原在蒙自开有旅馆和洋行，洋行临街，洋行后为旅馆，上下两层，此时洋行和旅馆均已停业。联大师生到来，即租旅馆为宿舍，教师住在楼上，男生住于楼下。女生则住在城东门周姓商人家的一座三层楼内。

在蒙自分校，教师多数住在原领事馆内，另有部分教授住在原法国银行和歌胪士洋行楼上。法国银行楼上住有罗常培、陈雪屏等教授，歌胪士洋行楼上住有郑天挺、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多人。[19]

在蒙自期间，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联大教师之间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联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回忆说：“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20]在此种环境下，陈寅恪与文学院、法商学院的同事之间也有较多的父流和往来。联大校友的相关回忆资料，记载了陈寅恪与文、法学院同事的交往、交流情况。

郑天挺战前为北大秘书长和中文系教授，随校南迁后改任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战前即与陈寅恪相识，有所交往。郑天挺晚年回忆蒙自分校的生活时说：“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此前数年先生尚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21]在蒙自，郑天挺与陈寅恪同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交往更多。郑天挺回忆说：“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即7月23日，大家曾去该地之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22]

除了生活上的往来外，郑天挺与陈寅恪还有学术上的交流与切磋。在蒙自，郑天挺读《新唐书·吐蕃传》，疑书中的“发羌”即吐蕃土名Bod的对音，于是参阅诸书写成《发羌释》(后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郑天挺将此文送请陈寅恪、罗常培(联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等征询意见。据郑天挺日记记载，郑天挺7月5日晚将文稿送请陈寅恪审阅，陈寅恪6日即将文稿送还，“陈寅恪送文稿，为正对音一二事，并云敦煌写本字书以特番对Bod。特番疑为唐旄、发羌二族之合称，特谓唐旄，番（波）为发羌，其说甚是”。[23] 7月16日补记的日记说：“此文（指《发羌之对望与对音》一引注）缮正后，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 (《大集经·月藏菩萨分》文中误作《月藏经》）多处，此稿不能觅也。寅恪对此说深赞许，尤增余兴趣与努力，并识之。” [24]另外，由于蒙自盛产石榴，故石榴传入中国的历史也成为郑天挺与陈寅恪等教授讨论的问题。郑天挺7月25日的日记记载说：“昨晚与寅恪谈石榴入中国之始，今检张平子 《南都赋》有‘梬枣若留’之语，则东汉已有之。陆士衡以为传自张骞或可信也。[25]

在蒙自，陈寅恪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1900～1997，字逖生）同住歌胪士洋行楼上的一套房间。此套房屋由一大一小两个房间组成，面里的小间作为两人的卧室，外面较大的一间作为起居、会客及阅读之用。两人朝夕相处，交流交往更为密切。浦薛凤的回忆随笔对此多有记载。

据浦薛凤记述，浦、陈两人常到分校附近的公园品茶闲聊：“附近有公园二所。一曰军山，一曰蓬莱。步行数百步即到。有时与寅恪在此品茗清谈。苦无适口点心。所具者又恐不洁。天光水色，树影荷香，亦自有相当风趣。避难时世，亦是暂时桃园。[26]

在两人的交往中，浦薛凤发现：“寅恪渊博之至。记意忆力极强，予佩服不已，惜其体质太弱，大有弱不禁风之态。”[27]关于陈寅恪渊博的学问和超强的记忆力，浦薛凤曾以一例来说明：“记得有一次学生沈有鼎来请益，寅恪谓可阅二十四史某代某卷。翌午，有鼎又来，状甚欣喜，谓果在某卷中查到出处。”[28]

1938年夏，蒙自飞机场扩修。联大分校校舍紧邻飞机场。浦、陈两人曾一起观看机场的扩建工程，对机场建设可能给联大师生安全带来的危险表示担忧：“6月初，飞机场动工扩建。闻上峰有令，嘱集工人万余，于月底竣工。奈正值农忙，觅工不易。大约陆续有二三千人工作。当与寅恪、鸣岐（即赵凤喈——引注）往视，远见平原无涯，工人蚁集。自此之后，议论纷纷。群为蒙自前途危，且为联大杞忧。盖飞机集此，则将来难免敌机光顾。弹丸之地，玉石难分。海关与歌胪士楼房自空袭而论，与机场不离咫尺，等于同一目标。”[29]大家对此忧心忡忡。一日，海关大楼附近已有百年树龄的大柏树无故倒地，响声震地，陈寅恪疑心此即为不祥之兆。[30]

浦薛凤的抗战随笔对陈寅恪在蒙自的日常生活情况也作了记载。据浦薛凤记述，陈寅恪初到蒙自，从歌胪士旅馆购得旧藤椅一张自用。吃饭先是到原法国海关用餐，后因往来不便，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的教授们乃在住处包饭。包饭共三桌，每人每月费用14元，但伙食口味、营养等较差。陈寅恪与浦薛凤、闻一多、刘文典、周先庚、沈仲端等教授同桌共餐。陈寅恪因患有胃病，不宜粗食，故在包饭以外，经常到咖啡店购买面包作为补充。浦薛凤回忆说：“寅恪身体殊弱，胃不甚健。往往下午三四点钟，要我陪同出去略吃点心，但必需同时进消化药片一粒。起初几次，伊加说明：‘逖生，我此刻觉饿，要吃些点心，但如不加消化剂，则晚餐时又不想吃。’”[31]

1938年初，由于战局的影响，中国法定货币(即“法币”）与其他外币的比值不断下降。联大教师的薪资以法币发放，为了保值，联大教师纷纷将法币兑换成其他币种。陈寅恪的薪资每月480元，[32]为联大教授中的最高薪资，但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一待工资发下，陈寅恪即将法币工资兑换成较为保值的越币，然后汇寄给在香港生活的妻儿，自己在蒙自的生活开支，则是尽量从简。陈寅恪在咖啡店所购面包，每块仅六分钱。其他生活用品，陈寅恪也是选价廉者购之。蒙自西门大街外有一集市，最为热闹，销售的货物多为本地土特产品。陈寅恪与浦薛凤多次前往观光，并购买价格低廉的土陶杯、碗自用。浦薛凤记述说：“本地粗窑出品，古色古香。或笑谓置之宋瓷之列或难辨别。尝与寅恪选购茶杯之类。行人伫足相看。初不会意。其后在佩弦（即朱自清——引注）处听说，本拟购此粗碗粗杯，而房东以为太不雅观，恐人见笑，乃另购外来磁器。是则寅恪与吾选购茶杯大碗（仅二三分一只），本地人士不以为愚，必视为怪。本地人以为外来者皆富有，偶与论价，则曰此地一元（指滇币——引注）只合国币（即法币——引注）一角，算不得什么。”[33]

1938年7月23日，浦薛凤、陈寅恪一起，参加了前引郑天挺回忆资料中所说的赴黑龙潭的游玩活动。浦薛凤对此记述说：“大考一周内，曾结伴游黑龙潭。寅恪坐轿，鸣岐发起步行，岱孙、舞咸、先庚、大年、毅生与我均随而步行。约两小时半抵达。……带去餐点，席地分食。适值小雨，在潭上破庙立避，毫无可坐之处。雨止乃还。”[34]郑天挺日记也对此次郊游活动作了记载：“六时半起。八时偕寅恪、岱孙、逖生、鸣岐、舞咸、先庚、大年步行往黑龙潭。据土人云凡十五里，行两小时乃达。沿途皆水田，无可观，惟登高而望，青碧无垠，不觉叹此邦之富也。潭为人工所筑，所以灌溉也，深五丈许，狭而有阶，与所想象深险峻峨者迥殊。”[35]

总体来看，蒙自分校时期，由于特殊的形势和环境，陈寅恪与同事和朋友之间，较之战前清华时期，有着较多的交往和接触。这种交往和接触，对于调整和舒缓抗战以来由于父亡己病、国危家散的困苦状况给陈寅恪所带来的忧愁悲愤 情绪，是有一定帮助的。

4

陈寅恪蒙自时期的思想与情绪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以及再迁云南合组西南联大时期，正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年间。在这一年间，华北沦陷、沪宁失守，国家政权及经济、教育、文化机构被迫内迁，整个国家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深重危 机。作为内迁机构和人员的一部分，西南联大教师开始了国破家散、颠沛流亡的战时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及个人的进退出处成为他们面临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浦薛凤记述说，在蒙自，“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之出路，尤其是对于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自然希望虽同，而看法不一”。[36]

从陈寅恪来说，蒙自生活期间，作为联大较为年长的教授（联大迁滇之初，校内教授多在40岁左右，而此时陈寅恪已48岁）和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表面的沉静中，对于抗战形势和国家民族命运有着深沉的忧思。根据联大教 师的日记和其他回忆资料记载，蒙自时期，与文、法学院其他教师一样，陈寅恪在教书的同时，始终关注着战局和形势，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陈寅恪的这些思想和情绪，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诗作上。

一是对战局的关注和分析。

蒙自分校开学之际，正值徐州会战之时，由于战局危殆，联大同人均深感悲忧。吴宓日记对此记述说：“诚以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感。而战事消息复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于是陈寅恪先有《残春》（一）（二）诗之作，而宓和之。”又说：“因忧共产党与国民党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蓝霞》一诗，蓝霞二字出自吴文英《莺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则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 之。”[37]吴宓所说的寅恪《蓝霞》诗，即陈寅恪《蓝霞一首》诗，其中首句为“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38]吴宓认为诗中的“蓝”“霞”分指国民党和共产党，陈寅恪此句的意思，是言国、共两党虽合作抗日，但由于彼此政见不同，其合作前景也未可乐观。

1938年8月初，苏联红军和驻朝日军在中、朝、苏交界处的张高峰（或称张鼓峰）发生冲突，史称张高峰事件。经过5天激战，苏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苏、日张高峰冲突，举世关注。蒙自分校许多教师闻讯极为兴奋，以为苏、日战端一开，将对中国抗战形势带来有利影响，但陈寅恪、浦薛凤对此却不抱幻想。浦薛凤记述说：“日苏张高峰事件一起，庸俗称快，并有举杯欢舞以为东亚局面，从此可以一变者。独寅恪与我期期以为未必。寅恪断言苏联于表面强硬之后终必让步，打不起来。予则亦以为然。”浦薛凤又言：“至于谓苏或助我败敌，则恐系梦呓！宇宙古今，决无专为邻国之生存而战者，一国有一国之定策，非如吾智识界数十年来，往往基于片面希望而作虚夸浮薄之见解。不久一切趋于沉静。”[39]以事实和情理来看，陈寅恪和浦薛凤的分析判断可谓准确、智慧，当然，在这种冷静、理智之中，也包含着沉重的忧虑、伤痛和无奈。

二是对家国兴亡的忧思和感怀。

在蒙自的3个多月中，陈寅恪共写了七首诗作，这七首诗作为：《残春》《蓝霞一首》《蒙自南湖》《七月七日蒙自作》《蒙自杂诗》《戊寅蒙自七夕》和《别蒙自》。[40]在如此短的时期里，创作出如此多的诗作，在陈寅恪的一生中，是少见的。这说明，这一时期陈寅恪的思想和情绪，一方面是理性、沉静的，一方面又是敏感、激动的，他的诗作即是他的思想、情绪的表达和反映。

陈寅恪在蒙自所作诗篇，其情调几乎都是感时伤怀、思古忧今的，饱含着无尽的家国兴亡之感。如1938年5月作《残春》七律诗二首，一首云：“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另一首云：“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梦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41]而1938年6月所作《蒙自南湖》诗更寄无尽兴亡之感：“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42]陈寅恪此诗，曾为联大多位友人诵读转录。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字叔雅）曾抄录此诗，赠送给蒙自当地人士马竹庵， 甚为马竹庵所喜爱。马竹庵对此诗作题记说：“戊寅年联大迁蒙，寅恪所为诗，皆抚时感慨之作，惜未得窥全豹，仅刘叔雅录示此首，虽一脔亦解馋吻矣。”[43] 吴宓在日记中记注此诗的背景说：“寅恪以南湖颇似什刹海，故有‘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诗。”又言：“惟当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时已六月上旬中旬间），据陇海路，决黄河堤（中日两军互许，孰为决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万人。我军势颇不利，故寅恪诗有‘黄河难塞黄金尽’（指国币价值低落，据云，语出《史记》封禅书或河渠书）之悲叹。”[44]而《七月七日蒙自作》和《蒙自杂诗（和容元胎）》(容元胎即容肇祖，时为联大蒙自分校副教授）两诗则为叹古伤今之作，借岁月变迁和历史兴亡诉说自己内心的哀伤。《七月七日蒙自作》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所作，诗曰：“地变天荒意已多，去年今日更如何。迷离回首桃花面，寂寞销魂麦秀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45]《蒙自杂诗（和容元胎）》以读龚自珍（定会）诗为主题，表达自己远超定会的忧愤心情。诗云：“少年亦喜定会作，岁月堆胸久忘之。今见元胎新绝句，居然重诵定会诗。定会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犹是北都全盛世，倘逢今日定如何。”[46]

1938年8月所作《戊寅蒙自七夕》则为思亲伤怀之作：“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对陈寅恪此诗，其时寄寓香港九龙宋王台的妻子唐筼曾有这样的和诗：“独步台边惹客愁，国危家散恨悠悠。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47]可以看出，陈寅恪蒙自诗的基本主题就是国破（或国危）家亡（或家散）、兴亡蹉跎、别离哀伤，陈寅恪的这些诗句既是抒怀，也是纪实，反映出了蒙自时期陈寅恪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心态。

5

结 语

1938年8月初，联大蒙自分校结束，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办学。8月13日，陈寅恪结束了蒙自分校的任教生活，乘滇越铁路火车离别蒙自，北上昆明。临别之际，陈寅恪以复杂的情绪，作《别蒙自》诗一首，表示惜别之意。此诗有两个版本，字句略有不同。其一为：“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角已沧桑。”[48]其二为：“我初来时湖草长，我将去时湖水荒。来去匆匆百日耳，湖山一角亦沧桑。”[49]《别蒙自》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在对蒙自山水景物数月间荣枯变换的描写中，寄托世事急变的沧桑之感。可以看出，蒙自百余日的生活在陈寅恪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影子。这种影子既是蒙自生活在陈寅恪心中的自然投影，也是抗战以来客观社会环境的重大改变在陈寅恪心中留下的阴影，是一种外在环境与内在心境相互 作用的结果。从陈寅恪在蒙自的生活情况来看，相对抗战中后期陈寅恪及其全家颠沛流离、贫病交困的生活状态，此时陈寅恪的生活还属正常一与蒙自分校大多数教师一样，教学、生活、交游，过着战时教师的“正常”生活，并且，还由于集体生活而增加了相互间的交流和慰藉一但就在这种正常生活中，陈寅恪似乎有着相比其他教师更为沉重的忧思和伤感。笔者以为，陈寅恪的这种情绪既不是无病呻吟，也非多愁善感，而是时代变迁、家国命运、个人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学者理性和诗人感情相互激荡的结果，陈寅恪蒙自时期的思绪准确地反映了国家民族及个人的遭际与命运。从陈寅恪的一生历程来看，蒙自时期的陈寅恪告别了前半生相对安定、平静、愉悦的校园书斋生活，开始了其忧患、动荡、悲苦的后半生。正因为此，蒙自分校时期（也可包含长沙临大时期）是陈寅恪个人命运和生命历程的转折点。陈寅恪在蒙自期间写下的众多诗篇，记录和反映了陈寅恪在历史变迁和命运转折之际内心的无尽忧思和哀伤。

按，作者袁国友（1966～），男，云南沾益人，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原文载《学 术探索》2019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龙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