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4月至8月，作爲清華大學聘任的教授，陳寅恪任教於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文系和歷史社會學系。在蒙自分校，陳寅恪爲中文系講授了“佛教翻譯文學”課程，爲歷史社會學系講授了“晉南北朝史”“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課程。在教學之餘，陳寅恪與蒙自分校的同事之間有較多的交往，或者討論學術，或者議論時局，或者散步郊遊。在蒙自期間，陳寅恪的思想和生活，在表面的平靜中，隱含着沉重的憂愁、傷感、悲涼情緒，陳寅恪在蒙自所作的七首詩篇，記錄和反映了他的這種思緒。陳寅恪的這些思緒既非多愁善感，也非無病呻吟，而是時代變遷、家國命運、個人性格綜合作用的結果。作爲史家和詩人，陳寅恪蒙自時期的詩作反映了國家民族危亡之際陳氏個人的深沉憂思與悲涼情緒。從陳寅恪的一生歷程來看，從抗戰爆發後隨校南渡開始，陳寅恪告別了相對安定、平靜、愉悅的前半生，開始了其憂患、動盪、悲苦的後半生。正因爲此，蒙自分校時期以及之前的長沙臨大時期是陳寅恪個人命運和生命歷程的轉折點。

關鍵詞：陳寅恪；蒙自分校；教學；生活；思想

陳寅恪(1890～1969)爲我國近代著名歷史學家。1926～1937年間，陳寅恪任教於北平清華大學。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後，清華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同年11月，陳寅恪攜眷南下，任教於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合組而成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簡稱“長沙臨大”或“臨大”）。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奉令遷滇。4月，臨時大學遷至雲南昆明，更名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或“關大”）。由於昆明校舍不敷使用，遷滇後的西南聯大將文學院和法商學院暫設於滇南蒙自，成立蒙自分校。1938年4月至8月，西南聯大蒙自分校在蒙自進行了約4個多月（文、法兩學院師生各自到達和離開蒙自的時間不盡相同）的辦學活動。作爲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學系合聘的教授[1]，1938年4月23日至8月13日，陳寅恪在蒙自度過了百餘日的時光。

陳寅恪在蒙自生活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是陳寅恪後半生生活與事業的轉折時期。陳寅恪隨校南遷任職教蒙自分校的時期，正值抗戰的第一年。在這一年中，不僅國家民族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變化，陳寅恪的個人生活也發生了重大變故：1937年9月，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因憂憤日本侵華，不食而死；在爲父親守喪期間，陳寅恪右眼視網膜脫離，因不治而致失明；1938年1月陳寅恪攜全家到香港後，由於妻病兒幼，陳寅恪將妻兒留在香港，自己孤身赴滇任教，從此，陳寅恪與家人兩地分離、相互掛念；而就在1938年4月由港赴滇途中，陳寅恪攜帶的重要書籍（內含其多年研究著述成果）遭竊，從而給陳寅恪的教學研究工作及個人的思想情緒造成不利影響。陳寅恪任教蒙自分校時的家國背景情況，在陳寅恪的工作、生活和思想上留下深刻印記。正因爲此，蒙自分校時期陳寅恪的工作情況和生活、思想狀況，值得我們給予特別注意。在目前關於陳寅恪的各種傳記和論著中，對陳寅恪任教蒙自分校時期的相關情況或者語焉不詳，或者有所錯訛。筆者在《陳寅恪任教西南聯大的基本史實考說》[2]一文中，曾對陳寅恪在蒙自分校的教學情況有所論述，今擬依據相關文獻資料，對陳寅恪在蒙自教學、生活的基本史事及其思想狀況作一系統梳理，以期對陳寅恪研究和西南聯大史研究的深化有所補益。

1

陳寅恪由港入滇的旅程

1938年1月，陳寅恪結束了在長沙臨時大學的授課工作，攜妻子唐篔、三個幼女（流求、小彭、美延）踏上了由長沙經桂林前往香港的旅程。此時，長沙臨時大學已決定遷往雲南。陳寅恪及家人此行是準備經香港前往雲南。陳家於1938年1月底到達香港。在好友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的幫助下，陳家在香港賃屋而居。由於唐篔素患心臟病，在長期旅途勞頓之下病情加重。考慮到雲南爲高原地區，不利於唐篔心臟疾病的康復，陳寅恪決定將唐篔及三個女兒留在香港，自己孤身—人前往雲南任教。

1938年4月15日，陳寅恪與臨大同事浦薛鳳(政治系教授）、彭光欽（生物系教授）等約定一同赴滇。[3]他們所乘輪船爲“嘉應號”。同船的還有清華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蔭夫婦及清華歷史系教授張蔭麟。此外還有臨大學生178人同行。當日下午3時，輪船啓航離開香港。從香港到越南海防海上航行共4日，中間在海口停1日，在北海停半日(也有客船中途不停靠，兩日即可達海防港）。4月19日晨，“嘉應號”輪船抵達越南港口城市海防。

陳寅恪等臨時大學師生在海防停歇了兩天或三天，然後乘滇越鐵路火車前往雲南蒙自或昆明。臨大學生178人訂於4月21日包四等車先行，陳寅恪等人因這一車次乘客太多，過於擁擠，乃請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蔭安排其中10名土木 工程系學生延後一天，與臨大教師湊成24人，於 22日啓程。4月22日天將黎明，陳寅恪等人即起。5時半，列車開動。當晚7時，抵達滇越邊境的越南老街。臨時大學駐老街的聯絡員雷樹滋教官（雲南元謀人）來迎接。晚上，陳寅恪等夜宿“天然”客棧。乘客的行李則統一堆置車上，由“天然”客棧派人看守過夜。

4月23日早晨，列車繼續開行，進入雲南境內。下午4時3刻，到達雲南蒙自境內的碧色寨車站。碧色寨車站是滇越鐵路雲南境內的大站。此時，臨時大學文學院和法商學院暫設於蒙自縣城。故陳寅恪等人即在碧色寨車站下車。然後， 陳寅恪等人轉乘由碧色寨開往箇舊、石屏的寸軌鐵路火車，於傍晚時分到達蒙自縣城。

陳寅恪這次由港入滇的旅程，總體還算順利。但不幸的是，就在這次旅途中，發生了令陳寅恪感到痛惜的書籍被竊事件。此次赴滇，陳寅恪以兩個箱子攜帶了多種教學、研究所需的重要書籍。這些書籍包括《蒙古源流》《世說新語》《五代史》和多種佛教經典等。在這些書籍的空白處，寫滿了陳寅恪讀書時所作記注和心得。關於這些書籍記注的內容和價值，陳寅恪在1942年9月23日致武漢大學 教授劉永濟的信中作了說明：

“弟廿年來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遺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據其滿蒙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

又有世說新書注，主旨在考釋魏晉清談及糾補劉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記注，其體裁與彭、劉舊注不同，宗趣亦別，意在考釋永叔議論之根源，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斷也。

又凡佛教經典之存於梵文者，與藏譯與中譯合校,凡譯匠之得失，元本之如何（今梵本亦非盡善本，有不及譯本所依據者。又其所據之本，亦有與今不同者。其異同得失，皆略能窺知）列於校記。……

所餘者僅不經意之石印舊唐書及通典二種，置於別筐，故倖存。於書眉之上，略有批註。”[4]

這兩個箱子，在滇越鐵路運輸途中，與其他旅客的行李集中堆放在一起,未能隨身攜帶。箱子因此被人撬開，上述書籍被竊。可能竊賊以爲箱中藏有貴重物品，故而採取偷盜行爲，事後爲避免被人及時發現，以兩塊磚頭置於箱中代替。

陳寅恪到蒙自後，得知臨時大學已奉教育部令改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校址設於昆明。因倉促遷滇，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學院和法商學院暫設於蒙自。西南聯大在蒙自設立分校校務委員會負責文、法兩學院在蒙自的辦學工作。

2

陳寅恪在蒙自分校的教學、研究活動

(一)教學

聯大蒙自分校於1938年5月2日開始註冊，5月4日，1937～1938學年第二學期開始上課。按照學程表，陳寅恪本學期要爲文學院歷史學系（1940年5月前，歷史和社會兩組合爲歷史社會學系，此後分開各自成系）學生講授“晉南北朝史”“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兩門課，爲中文系學生講授“佛教翻譯文學”課。[5]陳寅恪所攜帶的書籍資料在滇越鐵路上丟失，給上課帶來了困難，陳寅恪幾乎陷於“無書可教”的境地。故此，一些學者認爲陳寅恪在蒙自期間實際並未上課。如陳寅恪學生卞僧慧（卞氏1932～1937年就學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所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38年條內說：“先生自四月二十二日（應爲二十三日——引注）抵蒙自，即爲開課而蒐集必要用書。本學期蓋未開課。”[6]另外，當年臨大的一些學生也認爲陳寅恪在蒙自未上課，如1935年入學的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生翁同文在追憶陳寅恪的文章中回憶說：“依照程序，我到第三年級就會修讀寅恪師所授課程，但那年暑假爆發對日抗戰，寅恪師未能如期隨學校播遷，遂致延期一年。蓋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組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設於衡山聖經書院，當時未見寅恪師到臨。次年1938年春間，文學院又遷雲南蒙自，約至4月將近，寅恪師始行到達，當時實未開課。該年暑假以後，臨時大學改成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遷在昆明西門外的昆華農業學校，纔有機會聽寅恪師講授的課，我已是四年級學生了。”[7]

以翁同文的記述爲據，一些研究者認同了陳寅恪在蒙自未實際授課的說法。如聯大外文系教授吳宓的女兒吳學昭即認爲：“寅恪伯父一九三八年第二學期（吳學昭這裏所說的1938年第二學期，實即1938～1939學年的第一學期——引注），在昆明西南聯大開的史學課程爲‘晉南北朝史'，國學課程爲‘佛經翻譯文學'。這實際上是寅恪伯父離平南渡以來首次開課。課室在大西門外昆華農業專科學校主樓西北角上。”[8]

筆者認爲，翁同文、吳學昭的上述說法有誤。從各方面的資料和信息來看，在蒙自分校時期，儘管書籍被竊給陳寅恪的教學工作帶來極大困難，但經過多方搜求，陳寅恪仍獲得了上課所需的基本資料，在1938年5～7月間，陳寅恪仍應爲文學院中文、歷史兩系講授了“佛教翻譯文學”“晉南北朝史”“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等3門課程。

從搜求書籍的情況來看，1938年5月間，陳寅恪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中研院史語所”）青年學者勞幹、陳述及會計蕭綸徽頻繁聯繫，託勞、陳、蕭三人從已遷至昆明的中研院史語所圖書中爲其找尋、代借相關書籍。

1938年5月1日，陳寅恪致信勞幹（字貞一）、陳述（字玉書）說：“弟到蒙已將十日矣，欲授課而無書。不知史語所之三國志、晉書、南北史、魏書、隋書、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無論何種版本（即開明廿五史本亦可），請借出，郵寄或託友人帶下均可。”[9]

5月12日致勞幹、陳述信說：“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爲百衲本，然則百衲本未運到耶? (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來示謂本月六日已寄魏書，今尚未收到，乞一查爲感。”[10]

5月15日致勞幹、陳述信說：“十一日手示敬悉，大正一切大藏經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課有‘佛經翻譯’一課，若無大藏則徵引無從矣。乞速航空信請重慶速逕寄蒙自，不勝感盼之至。魏書今日已收到，謝謝……今大藏既在重慶，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賣或可借否？前雲南省長王九齡提倡佛教，曾請歐陽竟無講經，疑昆明或尚有可借處也。乞訪詢爲荷。”[11]

5月30日致蕭綸徽、陳述信中說：“今日又收到佛書兩包，共前日所收共三包，諒尊處寄來之書盡於此矣。”[12]

從陳寅恪5月間與勞幹、陳述、蕭綸徽的通信情況來看，勞幹、陳述及蕭綸徽爲陳寅恪寄來佛教書籍三包，以及《南史》《北史》《魏書》等史籍。另外，陳寅恪在蒙自借到了《三國志》《晉書》。[13]這樣，加上從香港帶來的《舊唐書》和《通典》，基本上解決了陳寅恪教學用書的需要。也就是說，無論是“晉南北朝史”課，還是“佛教翻譯文學”課，陳寅恪都獲得了必要的教學參考書籍。

從授課情況來看，北大中文系1935級學生周定一回憶，曾在蒙自聽過陳寅恪講授的“佛教翻譯文學”課。關於上課情況，周定一憶述說：“我是在蒙自頭一次見到陳先生的，雖然聞名已久。陳先生在蒙自開了‘佛教翻譯文學’這門課。我只是旁聽，但每堂必到，並用歌臚士洋行買來的高級橫行紙作了詳細筆記（筆記解放後友人借去，不知下落）。陳先生每堂課都用布包提一大摞佛典放在講桌上，卻很少翻動……陳先生也能整段整段地背誦佛經（有人說他《十三經》都能背誦）。他一邊口誦，一邊往黑板上寫。因視力不好，有時寫成兩行重疊。佛經本來艱澀，但他講得平實易懂。得意處自己仰面大笑，完全陶醉在學術中。”[14]對於周定一這段記述，吳宓的女兒吳學昭依據陳寅恪在蒙自並未開課的說法，認爲周定一回憶有誤。吳學昭認爲周定一聽“佛教翻譯文學”課的時間當在1938年秋，地點在昆明。[15]

筆者認爲，周定義的這一記述應是可靠的。理由是：其一，1938年秋陳寅恪並未在昆明開過“佛教翻譯文學”課，陳寅恪再開此課已是1939年秋，而此時周定一已於1939年夏天從聯大中文系畢業，一般來說，不可能再聽陳寅恪的課。其二，周定一文中記述的上課情形與陳寅恪上課的做法、風格相符，周定一確乎應聽過陳寅恪講授的“佛教翻譯文學”課並留下詳細筆記，依此來看，周定一旁聽這門課的時間只能是1938年夏天，地點在蒙自分校——文中所點明的蒙自歌臚士洋行即是當時聯大文學院部分教師和男生租住的地方。其三，陳寅恪的書信表明，在蒙自期間，陳寅恪承擔了“佛教翻譯文學”課程，並應實際講授了課程。前引陳寅恪1938年5月15日致中研院史語所勞幹、陳述的信中說：“大正一切大藏經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課有‘佛經翻譯’一課，若無大藏則徵引無從矣。乞速航空信請重慶速徑寄蒙自，不勝感盼之至。”此信表明，在蒙自分校開學之始(5月4日上課），陳寅恪即已承擔了“佛經翻譯文學”課程，只因缺乏佛經資料，給上課徵引講解帶來困難，故而託人搜尋相關資料。從前述1938年5月31日陳寅恪致中研院史語所蕭綸徽、陳述兩人的信可以看出，至5月底， 陳寅恪已陸續獲得講授“佛教翻譯文學”課所需要的佛經書籍，基於此，陳寅恪在蒙自分校攜帶佛經資料講授“佛教翻譯文學”課是完全可能的。

（二）學術研究

陳寅恪在蒙自居留的時間僅有百餘日。由於時間短暫，加上圖書資料缺乏，對陳寅恪的學術研究無疑造成許多不便。儘管如此，作爲以學術爲志業的學者，陳寅恪仍在儘可能的環境條件下，力所能及地開展學術研究工作。6月17日，陳寅恪在致勞幹、陳述信中即說：“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122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 悲憤之至。”[16]陳寅恪所作兩文，一文爲《讀<洛陽伽藍記>書後》,另一文不詳。《讀 <洛陽伽藍記>書後》於1939年9月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二分。[17]

3

陳寅恪在蒙自期間的生活與交遊

西南聯大蒙自分校租蒙自縣城東門外原法國銀行、法國領事館舊址和歌臚士（Kalos)洋行爲校舍。法國銀行、法國領事館舊址與原蒙自海關舊址毗鄰而建，互有門通，形成一個建築整體，本地人統稱此地爲“海關”。文學院外文系教授吳宓於1938年4月2日抵蒙自，在日記中他記下了文法學院所在的蒙自海關的景象：“沿縣城之東而南，約二里，抵所謂蒙自海關（領事館與銀行，均其中一部分），即聯合大學分校（文、法學院）所在也。此乃法國人昔所經營佈置，爲一法國式之花園。花木繁盛，多近熱帶植物，如棕、榕等。綠蔭濃茂，美麗繽紛。”[18]歌臚士洋行在法國海關西北方向的南湖邊，相距不遠。歌臚士爲法籍希臘人，原在蒙自開有旅館和洋行，洋行臨街，洋行後爲旅館，上下兩層，此時洋行和旅館均已停業。聯大師生到來，即租旅館爲宿舍，教師住在樓上，男生住於樓下。女生則住在城東門周姓商人家的一座三層樓內。

在蒙自分校，教師多數住在原領事館內，另有部分教授住在原法國銀行和歌臚士洋行樓上。法國銀行樓上住有羅常培、陳雪屏等教授，歌臚士洋行樓上住有鄭天挺、聞一多、陳寅恪、劉文典、樊際昌、陳岱孫、邵循正、李卓敏、陳序經、丁佶等十多人。[19]

在蒙自期間，由於生活環境的改變，聯大教師之間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聯大歷史系教授鄭天挺（1899～1981，字毅生）回憶說：“戰時的大學教師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飯，彼此關係更加融洽。”[20]在此種環境下，陳寅恪與文學院、法商學院的同事之間也有較多的父流和往來。聯大校友的相關回憶資料，記載了陳寅恪與文、法學院同事的交往、交流情況。

鄭天挺戰前爲北大祕書長和中文系教授，隨校南遷後改任長沙臨大和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鄭天挺戰前即與陳寅恪相識，有所交往。鄭天挺晚年回憶蒙自分校的生活時說：“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學者，長我9歲，是我們的師長。其父陳三立先生與先父相識。此前數年先生尚爲我書寫‘史宦’之橫幅，我鄭重掛於屋中。”[21]在蒙自，鄭天挺與陳寅恪同住歌臚士洋行樓上，交往更多。鄭天挺回憶說：“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帶家屬。經常與我們一起散步。有時至軍山，有時在住地附近。當時他身體尚好，我們還一起去過蒙自中學參觀圖書。臨離開蒙自時，即7月23日，大家曾去該地之黑龍潭遊玩，往返15裏，歷時數小時。[22]

除了生活上的往來外，鄭天挺與陳寅恪還有學術上的交流與切磋。在蒙自，鄭天挺讀《新唐書·吐蕃傳》，疑書中的“發羌”即吐蕃土名Bod的對音，於是參閱諸書寫成《發羌釋》(後改爲《發羌之地望與對音》）一文。鄭天挺將此文送請陳寅恪、羅常培(聯大中文系教授、語言學家）等徵詢意見。據鄭天挺日記記載，鄭天挺7月5日晚將文稿送請陳寅恪審閱，陳寅恪6日即將文稿送還，“陳寅恪送文稿，爲正對音一二事，並雲敦煌寫本字書以特番對Bod。特番疑爲唐旄、發羌二族之合稱，特謂唐旄，番（波）爲發羌，其說甚是”。[23] 7月16日補記的日記說：“此文（指《發羌之對望與對音》一引注）繕正後，寅恪又爲訂正梵文對音及佛經名稱 (《大集經·月藏菩薩分》文中誤作《月藏經》）多處，此稿不能覓也。寅恪對此說深讚許，尤增餘興趣與努力，並識之。” [24]另外，由於蒙自盛產石榴，故石榴傳入中國的歷史也成爲鄭天挺與陳寅恪等教授討論的問題。鄭天挺7月25日的日記記載說：“昨晚與寅恪談石榴入中國之始，今檢張平子 《南都賦》有‘梬棗若留’之語，則東漢已有之。陸士衡以爲傳自張騫或可信也。[25]

在蒙自，陳寅恪與政治系教授浦薛鳳（1900～1997，字逖生）同住歌臚士洋行樓上的一套房間。此套房屋由一大一小兩個房間組成，面裏的小間作爲兩人的臥室，外面較大的一間作爲起居、會客及閱讀之用。兩人朝夕相處，交流交往更爲密切。浦薛鳳的回憶隨筆對此多有記載。

據浦薛鳳記述，浦、陳兩人常到分校附近的公園品茶閒聊：“附近有公園二所。一曰軍山，一曰蓬萊。步行數百步即到。有時與寅恪在此品茗清談。苦無適口點心。所具者又恐不潔。天光水色，樹影荷香，亦自有相當風趣。避難時世，亦是暫時桃園。[26]

在兩人的交往中，浦薛鳳發現：“寅恪淵博之至。記意憶力極強，予佩服不已，惜其體質太弱，大有弱不禁風之態。”[27]關於陳寅恪淵博的學問和超強的記憶力，浦薛鳳曾以一例來說明：“記得有一次學生沈有鼎來請益，寅恪謂可閱二十四史某代某卷。翌午，有鼎又來，狀甚欣喜，謂果在某卷中查到出處。”[28]

1938年夏，蒙自飛機場擴修。聯大分校校舍緊鄰飛機場。浦、陳兩人曾一起觀看機場的擴建工程，對機場建設可能給聯大師生安全帶來的危險表示擔憂：“6月初，飛機場動工擴建。聞上峯有令，囑集工人萬餘，於月底竣工。奈正值農忙，覓工不易。大約陸續有二三千人工作。當與寅恪、鳴岐（即趙鳳喈——引注）往視，遠見平原無涯，工人蟻集。自此之後，議論紛紛。羣爲蒙自前途危，且爲聯大杞憂。蓋飛機集此，則將來難免敵機光顧。彈丸之地，玉石難分。海關與歌臚士樓房自空襲而論，與機場不離咫尺，等於同一目標。”[29]大家對此憂心忡忡。一日，海關大樓附近已有百年樹齡的大柏樹無故倒地，響聲震地，陳寅恪疑心此即爲不祥之兆。[30]

浦薛鳳的抗戰隨筆對陳寅恪在蒙自的日常生活情況也作了記載。據浦薛鳳記述，陳寅恪初到蒙自，從歌臚士旅館購得舊藤椅一張自用。喫飯先是到原法國海關用餐，後因往來不便，住在歌臚士洋行樓上的教授們乃在住處包飯。包飯共三桌，每人每月費用14元，但伙食口味、營養等較差。陳寅恪與浦薛鳳、聞一多、劉文典、周先庚、沈仲端等教授同桌共餐。陳寅恪因患有胃病，不宜粗食，故在包飯以外，經常到咖啡店購買麪包作爲補充。浦薛鳳回憶說：“寅恪身體殊弱，胃不甚健。往往下午三四點鐘，要我陪同出去略喫點心，但必需同時進消化藥片一粒。起初幾次，伊加說明：‘逖生，我此刻覺餓，要喫些點心，但如不加消化劑，則晚餐時又不想喫。’”[31]

1938年初，由於戰局的影響，中國法定貨幣(即“法幣”）與其他外幣的比值不斷下降。聯大教師的薪資以法幣發放，爲了保值，聯大教師紛紛將法幣兌換成其他幣種。陳寅恪的薪資每月480元，[32]爲聯大教授中的最高薪資，但爲了維持全家生活，一待工資發下，陳寅恪即將法幣工資兌換成較爲保值的越幣，然後匯寄給在香港生活的妻兒，自己在蒙自的生活開支，則是儘量從簡。陳寅恪在咖啡店所購麪包，每塊僅六分錢。其他生活用品，陳寅恪也是選價廉者購之。蒙自西門大街外有一集市，最爲熱鬧，銷售的貨物多爲本地土特產品。陳寅恪與浦薛鳳多次前往觀光，併購買價格低廉的土陶杯、碗自用。浦薛鳳記述說：“本地粗窯出品，古色古香。或笑謂置之宋瓷之列或難辨別。嘗與寅恪選購茶杯之類。行人佇足相看。初不會意。其後在佩弦（即朱自清——引注）處聽說，本擬購此粗碗粗杯，而房東以爲太不雅觀，恐人見笑，乃另購外來磁器。是則寅恪與吾選購茶杯大碗（僅二三分一隻），本地人士不以爲愚，必視爲怪。本地人以爲外來者皆富有，偶與論價，則曰此地一元（指滇幣——引注）只合國幣（即法幣——引注）一角，算不得什麼。”[33]

1938年7月23日，浦薛鳳、陳寅恪一起，參加了前引鄭天挺回憶資料中所說的赴黑龍潭的遊玩活動。浦薛鳳對此記述說：“大考一週內，曾結伴遊黑龍潭。寅恪坐轎，鳴岐發起步行，岱孫、舞鹹、先庚、大年、毅生與我均隨而步行。約兩小時半抵達。……帶去餐點，席地分食。適值小雨，在潭上破廟立避，毫無可坐之處。雨止乃還。”[34]鄭天挺日記也對此次郊遊活動作了記載：“六時半起。八時偕寅恪、岱孫、逖生、鳴岐、舞鹹、先庚、大年步行往黑龍潭。據土人云凡十五里，行兩小時乃達。沿途皆水田，無可觀，惟登高而望，青碧無垠，不覺嘆此邦之富也。潭爲人工所築，所以灌溉也，深五丈許，狹而有階，與所想象深險峻峨者迥殊。”[35]

總體來看，蒙自分校時期，由於特殊的形勢和環境，陳寅恪與同事和朋友之間，較之戰前清華時期，有着較多的交往和接觸。這種交往和接觸，對於調整和舒緩抗戰以來由於父亡己病、國危家散的困苦狀況給陳寅恪所帶來的憂愁悲憤 情緒，是有一定幫助的。

4

陳寅恪蒙自時期的思想與情緒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合組長沙臨時大學，以及再遷雲南合組西南聯大時期，正是中國全面抗戰的第一年間。在這一年間，華北淪陷、滬寧失守，國家政權及經濟、教育、文化機構被迫內遷，整個國家民族面臨着生死存亡的深重危 機。作爲內遷機構和人員的一部分，西南聯大教師開始了國破家散、顛沛流亡的戰時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及個人的進退出處成爲他們面臨和思考的重大問題。浦薛鳳記述說，在蒙自，“聯大同仁課餘飯後，對於整個國家民族之出路，尤其是對於目前戰局前途，不免時常談到。自然希望雖同，而看法不一”。[36]

從陳寅恪來說，蒙自生活期間，作爲聯大較爲年長的教授（聯大遷滇之初，校內教授多在40歲左右，而此時陳寅恪已48歲）和學養深厚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在表面的沉靜中，對於抗戰形勢和國家民族命運有着深沉的憂思。根據聯大教 師的日記和其他回憶資料記載，蒙自時期，與文、法學院其他教師一樣，陳寅恪在教書的同時，始終關注着戰局和形勢，思考着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陳寅恪的這些思想和情緒，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詩作上。

一是對戰局的關注和分析。

蒙自分校開學之際，正值徐州會戰之時，由於戰局危殆，聯大同人均深感悲憂。吳宓日記對此記述說：“誠以陰雨連綿，人心已多悲感。而戰事消息復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傳中國大兵四十萬被圍，甚危云云。於是陳寅恪先有《殘春》（一）（二）詩之作，而宓和之。”又說：“因憂共產黨與國民黨不能圓滿合作，故宓詩中有‘異志同仇’之語，而寅恪《藍霞》一詩，藍霞二字出自吳文英《鶯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則指藍衫黨（通稱藍衣社）及紅軍。寅恪之意，吾能識 之。”[37]吳宓所說的寅恪《藍霞》詩，即陳寅恪《藍霞一首》詩，其中首句爲“天際藍霞總不收，藍霞極目隔神州”。[38]吳宓認爲詩中的“藍”“霞”分指國民黨和共產黨，陳寅恪此句的意思，是言國、共兩黨雖合作抗日，但由於彼此政見不同，其合作前景也未可樂觀。

1938年8月初，蘇聯紅軍和駐朝日軍在中、朝、蘇交界處的張高峯（或稱張鼓峯）發生衝突，史稱張高峯事件。經過5天激戰，蘇軍擊退了日軍的進攻。蘇、日張高峯衝突，舉世關注。蒙自分校許多教師聞訊極爲興奮，以爲蘇、日戰端一開，將對中國抗戰形勢帶來有利影響，但陳寅恪、浦薛鳳對此卻不抱幻想。浦薛鳳記述說：“日蘇張高峯事件一起，庸俗稱快，並有舉杯歡舞以爲東亞局面，從此可以一變者。獨寅恪與我期期以爲未必。寅恪斷言蘇聯於表面強硬之後終必讓步，打不起來。予則亦以爲然。”浦薛鳳又言：“至於謂蘇或助我敗敵，則恐系夢囈！宇宙古今，決無專爲鄰國之生存而戰者，一國有一國之定策，非如吾智識界數十年來，往往基於片面希望而作虛誇浮薄之見解。不久一切趨於沉靜。”[39]以事實和情理來看，陳寅恪和浦薛鳳的分析判斷可謂準確、智慧，當然，在這種冷靜、理智之中，也包含着沉重的憂慮、傷痛和無奈。

二是對家國興亡的憂思和感懷。

在蒙自的3個多月中，陳寅恪共寫了七首詩作，這七首詩作爲：《殘春》《藍霞一首》《蒙自南湖》《七月七日蒙自作》《蒙自雜詩》《戊寅蒙自七夕》和《別蒙自》。[40]在如此短的時期裏，創作出如此多的詩作，在陳寅恪的一生中，是少見的。這說明，這一時期陳寅恪的思想和情緒，一方面是理性、沉靜的，一方面又是敏感、激動的，他的詩作即是他的思想、情緒的表達和反映。

陳寅恪在蒙自所作詩篇，其情調幾乎都是感時傷懷、思古憂今的，飽含着無盡的家國興亡之感。如1938年5月作《殘春》七律詩二首，一首雲：“無端來此送殘春，一角湖樓獨愴神。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另一首雲：“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夢裏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羣心已慣經離亂，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41]而1938年6月所作《蒙自南湖》詩更寄無盡興亡之感：“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酲。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42]陳寅恪此詩，曾爲聯大多位友人誦讀轉錄。中文系教授劉文典（字叔雅）曾抄錄此詩，贈送給蒙自當地人士馬竹庵， 甚爲馬竹庵所喜愛。馬竹庵對此詩作題記說：“戊寅年聯大遷蒙，寅恪所爲詩，皆撫時感慨之作，惜未得窺全豹，僅劉叔雅錄示此首，雖一臠亦解饞吻矣。”[43] 吳宓在日記中記注此詩的背景說：“寅恪以南湖頗似什剎海，故有‘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之詩。”又言：“惟當此時，日軍已攻陷開封（時已六月上旬中旬間），據隴海路，決黃河堤（中日兩軍互許，孰爲決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萬人。我軍勢頗不利，故寅恪詩有‘黃河難塞黃金盡’（指國幣價值低落，據云，語出《史記》封禪書或河渠書）之悲嘆。”[44]而《七月七日蒙自作》和《蒙自雜詩（和容元胎）》(容元胎即容肇祖，時爲聯大蒙自分校副教授）兩詩則爲嘆古傷今之作，借歲月變遷和歷史興亡訴說自己內心的哀傷。《七月七日蒙自作》爲紀念“七七”事變一週年所作，詩曰：“地變天荒意已多，去年今日更如何。迷離回首桃花面，寂寞銷魂麥秀歌。近死肝腸猶沸熱，偷生歲月易蹉跎。南朝一段興亡影，江漢流哀永不磨。”[45]《蒙自雜詩（和容元胎）》以讀龔自珍（定會）詩爲主題，表達自己遠超定會的憂憤心情。詩云：“少年亦喜定會作，歲月堆胸久忘之。今見元胎新絕句，居然重誦定會詩。定會當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夢多。猶是北都全盛世，倘逢今日定如何。”[46]

1938年8月所作《戊寅蒙自七夕》則爲思親傷懷之作：“銀漢橫窗照客愁，涼宵無睡思悠悠。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對陳寅恪此詩，其時寄寓香港九龍宋王臺的妻子唐篔曾有這樣的和詩：“獨步臺邊惹客愁，國危家散恨悠悠。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47]可以看出，陳寅恪蒙自詩的基本主題就是國破（或國危）家亡（或家散）、興亡蹉跎、別離哀傷，陳寅恪的這些詩句既是抒懷，也是紀實，反映出了蒙自時期陳寅恪的生活狀態和思想心態。

5

結 語

1938年8月初，聯大蒙自分校結束，文、法學院遷回昆明辦學。8月13日，陳寅恪結束了蒙自分校的任教生活，乘滇越鐵路火車離別蒙自，北上昆明。臨別之際，陳寅恪以複雜的情緒，作《別蒙自》詩一首，表示惜別之意。此詩有兩個版本，字句略有不同。其一爲：“我昔來時春水荒，我今去時秋草長。來去匆匆數月耳，湖山一角已滄桑。”[48]其二爲：“我初來時湖草長，我將去時湖水荒。來去匆匆百日耳，湖山一角亦滄桑。”[49]《別蒙自》既是寫景，也是抒情，在對蒙自山水景物數月間榮枯變換的描寫中，寄託世事急變的滄桑之感。可以看出，蒙自百餘日的生活在陳寅恪的心中投下了濃重的影子。這種影子既是蒙自生活在陳寅恪心中的自然投影，也是抗戰以來客觀社會環境的重大改變在陳寅恪心中留下的陰影，是一種外在環境與內在心境相互 作用的結果。從陳寅恪在蒙自的生活情況來看，相對抗戰中後期陳寅恪及其全家顛沛流離、貧病交困的生活狀態，此時陳寅恪的生活還屬正常一與蒙自分校大多數教師一樣，教學、生活、交遊，過着戰時教師的“正常”生活，並且，還由於集體生活而增加了相互間的交流和慰藉一但就在這種正常生活中，陳寅恪似乎有着相比其他教師更爲沉重的憂思和傷感。筆者以爲，陳寅恪的這種情緒既不是無病呻吟，也非多愁善感，而是時代變遷、家國命運、個人性格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學者理性和詩人感情相互激盪的結果，陳寅恪蒙自時期的思緒準確地反映了國家民族及個人的遭際與命運。從陳寅恪的一生歷程來看，蒙自時期的陳寅恪告別了前半生相對安定、平靜、愉悅的校園書齋生活，開始了其憂患、動盪、悲苦的後半生。正因爲此，蒙自分校時期（也可包含長沙臨大時期）是陳寅恪個人命運和生命歷程的轉折點。陳寅恪在蒙自期間寫下的衆多詩篇，記錄和反映了陳寅恪在歷史變遷和命運轉折之際內心的無盡憂思和哀傷。

按，作者袁國友（1966～），男，雲南沾益人，雲南農業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雲南地方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原文載《學 術探索》2019年第2期。圖片來源：網絡。原文註腳已刪除，爲便於讀者瞭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

責任編輯：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