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一點鐘時，終於叫完了上午的號碼，可食堂這時已經停止供應午飯，我們只能自己喫盒飯，往往還沒喫完，下午一點半叫號又開始了。”

這是41歲的王連鳳在回憶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成立第一年時對記者講述的繁忙一幕。當時她在浦東新區工商局保稅區分局註冊科任副主任科員，每天在窗口負責接收企業的申請材料。

2018年9月29日是上海自貿區掛牌成立5週年的日子。隨着浦東新區原工商、質監、食藥監三局合併，王連鳳也在今年年初由保稅區分局調至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任註冊許可分局外資企業註冊科科長。從外高橋到浦東，從前臺直接受理到辦公室後臺審覈，作爲一線公務員的她，親眼見證了上海自貿區5年來整個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的全過程。

近日，王連鳳在她的新辦公場所——浦東新區企業服務中心接受了澎湃新聞的採訪，講述她記憶中的上海自貿區5週年。回憶過程中，最讓她難以忘卻的就是自貿區成立第一年時突如其來的海量工作壓力和對大量新業務知識的更新學習。

講起2013年的事，王連鳳幾乎記得每一個細節。2005年碩士畢業後她就來到了外高橋保稅區從事工商註冊工作，直到2017年年底調走，她在外高橋足足呆了12年。

據王連鳳回憶，自1990年外高橋保稅區成立以來，保稅區企業數逐年增長，其中2005年、2006年是企業數量增長最快的兩年，在2006年後受當時出臺的政策影響，保稅區新設企業進入了瓶頸期。

“那時候工作量不多，新設企業也沒有前幾年多了，2006年左右每年新設企業約1600家，2012年時每年新設立只有150家。我們每天做做日常窗口工作，相對比較輕鬆。”

改變發生在2013年3月李克強總理考察外高橋。在考察時總理曾說，“30年前，波瀾壯闊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開放的經濟特區帶動的。今天看來，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間和動力，而在這種開放的過程中，改革將釋放巨大的制度紅利。中國走到了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上海完全有條件、有基礎試驗這件事。”

半年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橫空出世。

據王連鳳回憶，一開始大家對“自貿區”這個概念感受還不深。從3月總理考察結束離開後，他們發現來辦理註冊的企業明顯多了起來，一天能收到20多份申請。而且不同於以往保稅區企業以倉儲、物流和保稅業務爲主，“新來的有的並不都是傳統的貿易公司，其他類也有。6月我們開始搬到2樓辦公，一樓大廳日夜加班裝修。這時候我們感覺到，可能自貿區真的要來了。”她說。

她還清楚地記得，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掛牌，9月21日，她們搬到了一樓新服務大廳辦公。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也從這時起步，9月29日，全新的“一口受理”機制同步上線。

此前，在中國開設新公司，以外資公司設立爲例，必須與工商、稅務、質檢、商務委等多個部門分別接觸，提交衆多紙質文件並經過複雜的流程後才能獲得各部門頒發的執照、證書，理想狀態下，一般需要29個工作日才能全部辦好。

“現在企業在網上先填表打印好，我們在窗口只收一套表格，工商的材料我們留下，其他分送3個部門，他們在辦公室後臺審覈就行了，工商營業執照、外資備案證明、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等4套證照只用4天辦好。這在現在看來是很平常的事情，在當時是革命性的。”王連鳳說。

給王連鳳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項政策創新是上海自貿區提出的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也就是此後廣爲人知的“負面清單”。

“之前我們只知道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資想進來，你這個行業屬於限制類、鼓勵類、允許類還是禁止類，可能要審批很久，來回往返很多次。現在只要你的申請項目不在這個清單裏，就可以進來，一天之內備案要完成。一張負面清單顛覆了當時很多中國人的觀念，原來對企業來說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們做到了。”她說。

“負面清單”給當時窗口工作人員帶來了很多此前從來沒遇到過的新問題。王連鳳舉例稱，首先要求工作人員要對負面清單內容非常熟，核發出去的每一張執照都要符合清單內容。並且，還要對國家其他相關法律規定了若指掌。“比如自貿區剛成立的第一週，某家外資企業來申請做某一行業，這個行業雖然沒在當時的負面清單中列出，但國務院另有行業規定要求必須要首先獲得批文方可申請。我們當時的工作人員一開始沒發現這個問題，核了一張執照出去，後來只能打電話追回。這件事給大家留下了一個非常深的印象，後來工作時特別小心。”

據王連鳳回憶，伴隨新政的陸續推出，在自貿區成立後的一年內，企業設立數突飛猛進，2014年春節前的那個月達到峯值，當月新設企業2216戶。

伴隨註冊企業蜂擁而至的是工作量的猛增。王連鳳她們計算過，自貿區掛牌後的工作量比平時平均翻了6倍。“掛牌之後緊接着是十一假期，我們那個假期取消了，假期期間不受理材料僅接受政策諮詢，當時我們都以爲公衆假期應該沒什麼人來，但10月1日那天早上當我換好制服坐到窗口前的時候，我發現面前排隊的隊伍已經看不到頭了。”

“我們都從來沒有經歷過那樣一種工作狀態，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以前一天叫30、40個號，那段時間大概每人每天有300個號。我們部門所有人全負荷運作，因爲上午發的號根本做不完，所以中午只能輪流喫盒飯。後來因爲人實在太多，諮詢的問題又有很多重複，我們就做了一個宣傳片，在2樓大會議室播放。”王連鳳說，“我現在還記得特別清楚，能容納300人的大會議室坐滿了人，不少人坐在地上，還有人倚靠在會議室的四面牆邊，所有人都抬頭在看政策宣傳片VCR，我們最多一天接待了1700人觀看。”

王連鳳說，那時候她在大家眼中看到了瘋狂的一面，但大家的想法又很樸素。“就是認爲我在這裏先開個公司，說不定就有機會能賺錢。有人還問過在自貿區開公司會不會像當年股票認購證那樣，買到了就能賺到。”

從自貿區掛牌後到2013年底，窗口的公務員都是每天早上7時左右到單位，幾乎從沒在晚上6時以前離開過服務大廳。“那時候天越來越短，早出晚歸，幾個月下班都沒有看到過太陽了。有一天下班出去看到太陽還沒落山，特別驚喜，拍了一張照片發朋友圈。”

當時窗口工作人員面臨的第二個壓力是惡補新知識。王連鳳說，“我們發現，自貿區成立後來工商這邊做諮詢的自然人特別多。開設公司你就要先選擇行業，因此我們也就面對面接觸了上海自貿區第一波投資者。自貿區之前我們接觸得投資人大多是世界知名外企或者大型國企，極少自然人投資者，我們從沒面對過這麼多自然人。他們的問題五花八門、千奇百怪，之前聽都沒聽過。我們之前是懂一些保稅、倉儲物流知識的，但是現在問金融的、文化的、科技的全都來了，培訓來不及的，那時候業務知識基本靠大家自學。”

“據統計，自貿區剛剛成立的一年間，大約每隔7天就有一部新政策下來，來自各個部門，比如金融政策，雖然和工商登記沒有太大關係，但在表述經營範圍時，原來是不行的，現在行了，你就要去研究怎麼規範表述，所以最後所有政策多多少少可能都和你有關係。”王連鳳說。

“很多政策當時都是先拿到自貿區裏來試點，往往政策出來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來窗口諮詢要怎麼做了，而當時可能相關具體實施細則還沒出臺，我們也是剛剛看到政策條文，於是我們打電話請示上級單位，他們也沒遇到過這種新情況。這時怎麼辦？對我們一線窗口工作人員的考驗就是你那一刻能不能實地解決羣衆提出的各類問題，壓力真的非常大。” 她還說，“但那段時間也是收穫最多的，每天上班時間做窗口，空下來的時間逼着你去學那麼多的新知識，我從來沒想過做公務員也能拼到這種程度。”

王連鳳記憶最深的是2013年11月的一個下午。那天，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拉着一個大大的拉桿箱走進了登記大廳。“他來到我的窗口前，跟我說，‘姑娘，我是移居加拿大多年的華僑，我在國外從電視裏知道中國開始搞自貿區了，我就立刻趕了過來，你看，我剛下飛機，直接從機場就來到了這裏。我有一個項目，之前曾經考察過中國的兩江新區、天津濱海和廣東前海，都沒辦法落地，你來幫我看看在你們自貿區，我能做嗎？’說着，他在櫃檯前打開行李箱，拿出來一沓厚厚的項目企劃書遞給我，用滿是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王連鳳看着這套完整清晰的企劃方案，這是一個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境內開展生物醫學領域中血液和基因研究的報告，她的心裏咯噔一下，按照當時剛剛發佈的負面清單，這一計劃正好屬於外資限制和禁止類的項目。

王連鳳回憶道，“面對老先生期待的目光，我心懷歉疚地拿出負面清單，向他做了解釋。不出意料地，老先生臉上的光彩暗淡了，看到老先生失望的樣子，我決定幫幫他。當天晚上，我就把今天遇到的這件事情向部門領導進行了彙報。”最終，這個項目在各部門的推動下得以成功落地，經營範圍中涉及到幹細胞和基因研究等國家明令禁止的部分確實無法實施，但是生物醫學領域的科技研究的部分沒有禁止，全部落地實施。

王連鳳還說，“自貿區成立後，不光我們工商一個部門工作壓力大，所有部門都一樣。各部門負責人每天工作結束後要開一個‘晚上7點例會’，彙總當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協調的可能第2天就能解決好。所有部門的同事都很務實，絕不會拖延。當時我們爲了一家企業的一個項目，各部門開會不知開了多少場。”

王連鳳所講述的這種高負荷工作狀態2014年仍持續了一年。2015年4月，上海自貿區完成擴區，覆蓋範圍從外高橋、洋山擴展至陸家嘴、世博、張江和金橋。2015年，廣東、天津和福建3個自貿區掛牌成立。2016年，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等7個自貿區掛牌成立。2018年，海南自貿區成立。當前，中國已形成“1+3+7+1”的自貿區新格局。

5年來，伴隨上海自貿區擴區以及中國自貿區的增加，王連鳳在外高橋工商窗口後的工作壓力逐漸減輕。所做的工作也由原來突飛猛進的增長，開始向精細化發展。上海自貿區和浦東新區2016年初在全國率先試點“證照分離”改革，對首批納入的116個行政許可事項，分取消審批、審批改備案等五種方式進行改革。

多證合一、簡易註銷、一照多址，一項項商事制度改革措施在上海自貿區內相繼實施。今年，浦東新區又率先推進“一網通辦”“四個集中”，所有部門審批處室向企業服務中心集中，所有涉企審批事項向“單窗通辦”集中，所有投資建設審批事項向“單一窗口”集中，全區推廣建設項目集中驗收。“一網通辦”已實現涉企事項全覆蓋，其中“不見面審批”達到53%，“只跑一次”達到47%，實際辦理時間比法定時限壓縮85%。

自2013年出臺全國首張外商投資負面清單，5年來，自貿區負面清單的長度從190條縮短到45條。迄今爲止，上海自貿區有近95%的外商投資項目通過備案方式設立。5年間，上海自貿區踐行“不做盆景做苗圃”的精神，將改革成果推向全國，截至目前，包括負面清單、商事登記和證照分離等改革在內，累計有127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全國複製推廣。

談起5年的變化，王連鳳說，現在的自貿區，對投資人和企業來說辦事更方便、更公平了，受理模式更透明、程式化了。對政府機關人員來說壓力也更大了，工作量翻倍增加的同時，對服務要求越來越高，要做到“既快又好”真的不容易。

“5年前，‘行政不作爲’這個詞大家還很陌生，現在則很普通。羣衆有各種途徑可以維權。政府部門辦事越來越透明，越來越像一個真正的服務部門。”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