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死殉节的女人们

“夫死殉节”在一般意义上代表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恶习，具体表现为一旦丈夫早逝，妻子就立刻自尽，为亡夫殉葬，以示自己对夫君的忠贞不渝。在新社会看来，此等行为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绝无可取之处。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就像正确和错误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一样。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殉夫而去未必是封建糟粕，反而会得出和主流观念大相径庭的评价。

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北洋海军提督夫人得知其夫殉国后随之自缢，喜来乐闻讯出诊将之救活并不取分文，以示对殉国海军提督的敬仰之情。

以上情节当然出自“艺术加工”，但是“北洋海军提督夫人”为夫自尽可是确有其事的。

现代新修的丁汝昌之墓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妻魏氏，湖北安陆府钟祥县太学生魏湘清之三女，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九日。魏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聪颖贤惠，嫁与丁汝昌时年方15岁。虽为继配（丁汝昌原配钱氏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葬于安徽无为州小鸡山梅花地，终年34岁），但魏氏婚后深得丁汝昌喜爱；虽两人年纪差别大，可夫妻感情却很深厚。在丁汝昌的灵柩运回原籍后，魏氏于甲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吞金殉夫，时年45岁，与丁汝昌合葬在安徽无为小鸡山。在1959年的困难时期，丁汝昌墓被当地人掘开，丁汝昌和魏夫人的遗体被移出棺材点火烧毁后草草掩埋，随葬品被变卖给当地人民银行，卖得钱款买得自行车一辆；棺材被拆开，以其木料打造了八条长条凳。一对深情的伉俪，即便是焚尸烧骨最终还是同葬一处，生既不弃死亦不离。笔者每每想到这点，唏嘘之余不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难受。

在这种不是滋味的难受中，笔者想起了20 08年的安徽巢湖之行。当时，笔者在好友、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处了解到丁汝昌的族裔昌字辈丁昌仁目前住在巢湖高林镇汪郎中村，遂趁着丁汝昌殉国113周年之际，带上自印的丁汝昌大幅照片，只身一人从上海赶往巢湖。笔者一路颠簸终于抵达了汪郎中村村口，但万分遗憾—— 村民告知笔者：丁昌仁已去肥东其女家过年了。热心的村民见笔者失望的表情似乎也不想让笔者白跑这一趟，为笔者指出了汪郎中村中北洋海军墓地的方位。

丁汝昌

经过一段难行的羊肠小路，笔者有幸目睹了这片远离大海的海军墓地。这片墓地埋葬着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汪郎中村藉的北洋海军下级官兵，总数约十多座。墓地杂草丛生，荒草已经将下半块的墓碑埋没。奇怪的是，所有的墓都是夫妻合葬墓，丈夫们都死在同一天：1894年9月17日，而且是“血战而亡”；妻子们则全都死于同年10月。这些墓碑共同讲述着一个辛酸的故事：1894年10月，当汪郎中村迎回在大东沟海战中殉国的本村男儿们的灵柩后，他们的妻子做出了与丁汝昌妻子魏氏相同的选择—— 自杀殉夫。

有关同时期的记忆也留在了著名作家冰心的脑海中，她差一点就成了孤儿。甲午战争后，海军军官的大量伤亡导致有“中国近代海军军官摇篮”之称的福州几乎每家都成了烈属。整个福州城内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声震天。而冰心的母亲一直随身备着鸦片，一旦得到其夫—— 时任北洋海军装甲巡洋舰“来远”号大副谢葆璋阵亡的消息就立刻自尽。幸亏谢葆璋历经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都侥幸生还（大东沟海战中躲过了“来远”舰中弹后引发的大火，威海卫保卫战中躲过了“来远”舰中鱼雷倾覆的灭顶之灾），否则冰心女士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此改写了。

杂草中掩饰的夫妻合葬墓

此时此刻，任何人内心里没有半点对“夫死殉节”的蔑视，只要他还有良心。 如何看待海军的夫妻合葬墓

也许还会有人不理解，都什么时代了，毕竟夫死殉节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如果对夫死殉节表示敬重，岂不是要逆潮流而动，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笔者对此的态度是坚决的，认为绝非开历史倒车。因为笔者敬仰的绝不是夫死殉节这一行为本身，而是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

在清朝初年，夫死妻殉风俗曾盛行一时。清皇室就有人殉制度：太祖努尔哈赤死后，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阿吉根和代因扎殉葬；太宗皇太极死后，妃章京敦达里、安达里殉葬；世祖福临死后，妃楝鄂氏从殉。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从殉。各地官府也赞扬妻妾殉夫，称她们为“烈女”、“节妇”，并修书、立牌坊。康熙时，汉将朱斐上疏请求停止这一习俗，后经朝廷明令禁止后这一残酷陋习才逐渐结束。

从上段记载可知，即便是在封建社会枷锁的束缚下，夫死殉节在民间也不是强制要求的行为，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妻子随夫殉节而去的例子比起为赡养年迈的公婆、抚养年幼的儿女而宁愿守寡的例子来可谓是九牛一毛。事实上，除了有“诰命夫人”头衔的女子有不可改嫁的强制外，对一般百姓并没有“从一而终”的硬性规定。明初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的内阁大臣杨士奇（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母亲当年就因为早年丧夫致家贫而改嫁名士罗姓为妾（注意，是妾）。即便在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宋代，最多也只是提倡女子要守贞守节，从来没有强制要求普通人家的女子从一而终。很明显，将夫死殉节的行为硬说成是“封建礼教”的落后表现显然有点牵强。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清朝政府海军练营营长

不过在族权以及舆论的压力下，寡妇改嫁的例子却也不是很多，更多的寡妇选择继续侍奉公婆、抚养子女，把对家庭和自身后半辈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因此，即便在当时的“封建礼教环境下，这些女人们也大可不必夫死殉节，因为她们还有公婆，还有孩子，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她们去做，可到底是什么促使她们义无反顾地丢掉人世间的一切，几乎在同一时刻集体追随夫君于地下呢？

但凡是自尽者（除去那些“被自杀的”），除了对尘世完全绝望之外，还需要莫大的勇气，否则不会死得如此义无反顾、毅然决然。那么她们勇气的来源在哪里呢？笔者大胆试着揣测一二。

在封建时代，成年男子无疑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虽然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并不高，参军并非一件光荣的事情，但是作为工资待遇相对较高的海军，家里有一人参加海军，即便是普通水兵的工资（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水兵按照等级不同月薪从十两到二十两不等，一年可以得到一、二百两，在许多普通家庭看来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也足够一家人吃穿不愁、岁岁小康仍有富余，当真是惹人羡慕。因此，海军家属平素里的生活标准和品质远远高于周围的农民邻居。一村之中，族权大于一切，族长要求族中富户接济贫户是很合理的事。再者说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便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看，富裕的海军家属平日里接济穷乡亲们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因此这些失去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的女人即使上有公婆下有子女，在宗族的关照和相亲往日的情分下也自会有人代为赡养公婆抚育子女，没有了这个牵挂，后顾之忧自是少了许多。

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些女人的男人们并非正常死亡，而是战死殉国。自古以来丈夫阵亡其妻自尽者倒是屡见不鲜。亡夫是为国尽忠，视为光荣之举，为了不让亡夫在黄泉路上走得寂寞而以身相陪，笔者认为用“殉情”形容更加贴切些。虽然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自由恋爱的意识和习惯，但是也讲究夫唱妇随、珠联璧合之说。更何况，十九世纪人的平均寿命远没有今天这般高，生命远比现在脆弱许多，遇到时疫甚至一场大病就可能让一个健康之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撒手人寰，所以当时人看待自己的生命也远没有现在人看得这么重要。因此，不能用如今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去衡量这些女人对自己性命的处置是对是错。

清朝一处的贞洁牌坊女人们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先前笔者说过，自尽只要不是被胁迫的（比如被逼殉葬者），都是需要极大决心的。夫妻伉俪情深而殉情可以算作“决心”，那么是否还有“绝望”在里面呢？只要看看她们的丈夫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几何便可知晓。

北洋海军覆灭之后，阵亡官兵被日方给予很高的礼遇，伊东佑亨特地将解除武装的“康济”舰交还给清朝用以载运阵亡官兵的灵柩。可是，丁汝昌以及北洋兵将们的祖国对他们的态度却令人心寒——清流文人把持的舆论对他们鞭挞不已，以致长期以来对他们的评价都趋于负面。这并不难理解。失败的愤怒需要宣泄，因此需要有一个泄愤的对象。战败的北洋海军正好符合这一“标准”。讽刺的是，国人虽然可以无视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而无援的绝境，但是决然不能接受北洋海军投降的事实，“国家可以无限地对不起你，而你绝不可以对不起国家分毫”，这就是他们心中的“正义”。

所以，一连串的打击降临到了这些为国家拼力死战的将士头上。

时至今日，恐怕只有这些护卫北洋海军的大炮在诉说着当时的悲壮

当丁汝昌的灵柩抵达烟台时，驻烟台的各国领事纷纷前去吊唁并给予同情和惋惜，而北京的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却上奏称丁汝昌“死情可疑”，朝廷遂着山东巡抚李秉衡就近调查。与丁汝昌本来就不睦的李秉衡在没有到烟台见一眼丁汝昌灵柩的情况下就上奏朝廷，提出了两个建议：因为丁汝昌罪孽深重，如果他真的死了，就不要给他抚恤（“惟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无俟臣下鳃鳃过虑”）；如果丁汝昌未死而叛逃日本，那就无法强求日方归还，也没有办法加罪与他（“至降倭之说，臣愚以为事即不虚，而敌方构兵，既难责以归还，即无从加之以罪”）。所以当丁汝昌的确切死讯传到北京后，朝廷并未给予分毫的抚恤。在许多对北洋海军不满的人眼中，不罚已然是莫大的宽容，难道还要奢望什么抚恤吗？

上谕：“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同时，丁汝昌之前所获“罪名”却一样也没有撤销。

当魏夫人在悲痛之余看到自己深爱的夫君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昭雪之日遥遥无期心中的绝望可想而知。

所以她在接回丁汝昌灵柩后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便是完全可以预见和理解的了。

阿利·伯克上将

丁汝昌的遭遇是北洋海军已经死去和活着的人命运的缩影，在整个北洋海军都处在舆论鞭挞对象这种大背景下，除了个别由皇帝钦定的英雄人物（比如邓世昌）外，还会有多少北洋海军的个体能逃脱负面评价？在1895年，外界对北洋海军几乎是举国斥责（即便在国外也是如此，洋员马吉芬在回到美国后四处演讲为北洋海军申辩却被当做疯子送进了医院，并在两年后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身亡），对于汪郎中村那些新丧夫君的寡妇们而言，即便是对北洋海军的负面舆论没有太多影响到村里人的看法，可是又怎能抵挡住闲言碎语的侵蚀？要知道，大规模对北洋海军遗孤进行照顾并招入海军的行为是在民国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原北洋海军旧将、原任“靖远”舰大副的刘冠雄出任海军部长之后才实现的。这前前后后差了将近二十年，而这二十年的屈辱和绝望又岂是寻常人能忍受的？七尺男儿（如马吉芬）尚且无法忍受，更何况是失去精神支柱的弱女子。所以，笔者愿意相信，促使这些军人的妻子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汹汹的舆论，让她们感到绝望、丧失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剥夺了她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

笔者面对着散落在杂草和荆棘丛中的十多座墓碑，静默，许久不发一言，虽然笔者心中有好多话想要对他们说，但却不知怎么说。在回程之路，笔者突然想到美国二战驱逐舰队名将、战功卓著的原第23“小海狸”驱逐舰中队队长、官至海军上将的阿利?伯克（Arleigh A Burke，美国海军著名的宙斯盾驱逐舰以其名字命名）及其妻子罗伯塔? 伯克（Roberta G Burke）的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只有“吝啬”的两个词，分别是“水手”（Sail or）和“水手之妻”（Sail or’sWife）。猛然间，笔者想到那些想要对逝去将士和殉夫的妻子们说却不知怎么说出口的“ 好多话”，原来只需短短的一句：“ 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特约：顾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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