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下）

经济分析史及经济学思想的演变：

从大众经济学到科学经济学

我们先回到经济学学科的第二个思想来源。一方面，我们目前看到的思想家都是从广义的“哲学”视角来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已经逐渐地注意到了现象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并采用了既有的方法，用不同领域的观点来分析。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些思想家而言，具体问题与具体目标意义重大，即使他们认为对知识的需求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活动本身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人们多数都是非常实际的，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科学训练，也没有哲学质询的偏好。在政治家看来，事实必然是受到质疑的，就如同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一样。对于一些偶然产生的问题来说，解决方法更多地是生活或经济活动中智慧或经验的体现，而不是哲学思维。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学科发展初期成果丰硕，但后期乏力。因为之后的发展依旧局限于那些争议性的问题。我们也要明白为什么很多精妙阐述的分析结论都带有最初的偏见，为什么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细节，但却看不到内在机理，为什么这种分析仅限于对某一问题的深人剖析，而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去澄清一些基本问题。简言之，经济学体现了直接观察的新颖性与成效性。它也表明了在早期阶段单纯观察的有益性。然而在偶然辩论与当前讨论中，思想家们也开始尝试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分析。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学术成果的学术高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及那时的学术成果。这是因为经济学领域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并未享有盛誉。在早期阶段，“大众经济学”推动了科学经济学的萌发与发展。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影响并产生了科学知识，而不是对当前普遍现状的反映。

实际上，这些突出显著问题的讨论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英国是世界上当时讨论最为激烈的地方。当时的政治环境是这一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使得大众广为关注这些问题。其他国家则或多或少缺乏争论的动机，其议会传统中也缺乏这种训练。专制政府实际上对经济政策并不感兴趣。其结果就是英国在15至17世纪就已经确立了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到19世纪前半叶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当时出现了很多就如下问题的争论：货币情况，闭关政策，及其导致的农业衰退，政府下令交通管制；外国商人的特权，纺织体系的瓦解，加莱失守后，尤其是与荷兰的汇率问题；与贸易垄断的对抗(先是皇室宠信集团，后是大型贸易公司)很多人认为会造成损失惨重的羊毛出口，以及银行体系的确立。

虽然人们在讨论这些争论话题时仅考虑一时的目的，但正是这些争论才帮助人们澄清了一些观点，激发了人们进行经济学分析的需求，最终确立了许多经济学概念，构建了思想体系和描述性知识。我们需要提到的是黑尔斯的著作，它是最早从整体的视角来描述现在的问题。拉蒙德在1891年的《英国历史评论》中指出，这本名为《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的书写于1549年，出版于1581年。全书采用了对话的形式，书中对“抱怨”货币贬值的讨论都归因于从美国进口金银这一点。作者的基本观点完全是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思维方式也未经训练。尽管如此，他的观点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枝独秀。当我们研究那些成功的商人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极为幼稚的讨论时，我们会想到系统分析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它决定了进步的程度。比如说，人们要求政府规范汇率，人们害怕黄金出口。很久之后才改变了这一观念，即汇率仅取决于与交易直接相关的商人的行为。其中代表性人物有米尔斯、马里内斯和米塞尔顿。即使是今天很多外行人仍然坚持这种认识。当这种“重金主义”观点被摒弃后，社会进步了很多，人们也认识到了汇率与贸易平衡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变化明确地体现在了麦迪逊1640年的著作《英国正内外观望》。本书依次讨论了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这本著作也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交易的理解和认识。

▲托马斯·孟

经济学家托马斯·孟1664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阐述清楚，明白易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就讲究务实的商人对其观点也是深信不疑。这本书虽然没有什么科学性，但却以相当简明有效的方式表达了对经济政策的看法，并影响了很多人。在与托马斯·孟同一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或是后继者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约瑟亚·柴尔德爵士1668年出版的《对贸易与货币利息的简要考察》，1721年出版的《英国商人》和基尔1729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的贸易与航海》。这些著作代表了早期的经济学观点，体现了经济学体系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因此非常值得一读。这种思潮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盛行，顶峰之作当属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但是，他的科学重要性体现在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上。

除了詹姆斯·斯图尔特，上文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不假思索地采纳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观点，并仅以此来尝试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17世纪下半叶，务实的人们开始本着科学的态度去思考问题。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出现也推动了人们进一步去深人研究。而历史学家哈勒姆认为这一时期是英国国家繁荣的低谷时期。

▲洛克

18世纪中期，这些学术著作上取得的进步也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经济学学科的确立。洛克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分别于1695年、1696年发表了《对降低货币利率与提高货币价值所产生的后果的思考》、《进一步思考降低货币利率与提高货币价值所产生的后果》。在这些经济学家当中，如果我们抛开肤浅一说的话，经济学家已经完全可以替代哲学家了。洛克不仅对货币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从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深人地研究了价值问题。此外，他还提出了基本的分配理论。最重要的是，他深人研究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影响因素。他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尼古拉斯·巴伯，其学说价值非常高。尼古拉斯·巴伯1690年编写了《贸易论》，1905年经贺兰德编辑出版。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人们至今仍非常感兴趣的货币法学理论。他还提出了贸易平衡理论，其观点本质上就带有休谟的影子。而他的重要价值并非在于他提出的这些理论，而在于他得出结论的方式。他为了能从具体问题中得出结论，会尽可能地回到经济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上来思考问题。他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从理论上一点一点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也意识到，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前，能发现其一般原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因如此，他准确地分析了效用因素，并就此提出了价值理论。但是他基于价值理论来讨论价格理论时则不那么成功。在他的利息理论中，他毅然放弃了当时的普遍观点，即支付利息就是为了赚钱，预言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将对资本展开研究。但就利息理论而言，1668年问世的著作《论货币利率被误认为或证明降低利率是国家富人产生的结果而非原因》要更胜于巴伯的观点。从其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本著作的价值所在。在我们看来，它在人们理解利率现象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达德利·诺思

对我们来说，这一时期同样最具价值的当属达德利·诺思于1691年撰写的《贸易论》，后经贺兰德编辑，并于1907年出版。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本书的序言里达德利·诺思说本书并非本人亲自所著，但是其写作的语言风格与文中的语言风格非常相似。在这本书中，经济学理论的论述是务实的、科学的，与“一般的胡思乱想就是垃圾”这种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这本书也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两本著作体现了早期的学术研究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书中整体的学术思想也使得方法论原则增色不少。作者本人也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对当时人们经济活动的狭隘认识，仅算是当时普遍盛行的观点看法。他计划通过更加强有力的分析来取而代之。直到李嘉图时代，理论学说才超越他的这本著作。在他的著作中，著名的观点有：所有的国家都会形成贸易区(以前的学者就曾提出过)；不存在不良的贸易；政府规范价格对老百姓有无影响；货币流通会自我调控；是否限制印钞。这些观点主张也使得他在经济学领域广受赞誉。虽然本书观点在后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其重要性并未被削弱。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经济学领域里科学思想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得参阅孟、诺思、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休谟

在18世纪，休谟和约瑟夫·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等人继续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对洛克的经济学著作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休谟：他对其他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远比自己大。他是一位头脑清晰、思维敏锐的学者，虽未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但是具有时代意义。他普遍受到赞扬，而亚当•斯密则受人批判。两者学术文献上的联系必然让人们夸大它的重要性。经济学在18世纪前半叶诞生之后，休谟的确在该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杰作之一《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对那些“垂死”的学术思想更是一次沉重打击，并且影响非常广泛。当然这并不是他创作时期的学术成果。从文中细节可以看出，写作并不精细，也没有体现其思想伟大之处。虽然这一时期既无可读性，也无对经济学发展有深人见地的大作问世，但是很显然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智慧还未被发现。塔克也曾有过一些积极的学术成果，在他的著作中他逐渐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坎蒂隆著《商业性质论》扉页

坎蒂隆也是值得肯定的一位经济学家。他于1734年完成了《商业性质论》(英文版)，于1892年再次出版。他算是第一位尝试系统地研究经济学体系的学者。他秉持科学精神进行研究，所有他曾解决的问题似乎都能用统一的原理来解释。而这些统一的原理也成了其整体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思想的狭隘性得以解决，过去的错误得以避免。过去因缺乏研究分析方法的训练而产生的问题其实就是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也是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其先后于1662年、1682年、1691年相继出版了《赋税论》、《政治算术》与《爱尔兰政治剖析》。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用统计学的理论来理解经济学问题。在他的学术思想中统计学方法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他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当时的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多难题涌现，这种新方法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那时的统计分析还是比较简单的。同时期的学者认为统计学仅仅是一种从定量角度理解现象的方法，不容易出错。然而配第尝试从理论角度理解它，并用一种新的方法加以解释。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时，他自己独创了很多理论方法，探索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每一步的理论思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就经济学知识的深度而言，配第要比像格朗特、达维南特和格里戈里·金的成就大，尽管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时代意义。他们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更像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赞赏：格里戈里·金法则的确立旨在尝试用数字来明确小麦价格与可供应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格里戈里·金的学术成就也有待研究。

总的来说，这种看似颇有前景的发展实则在走下坡路。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学研究都是在寻求不同的研究方法，统计学研究也逐渐地与经济学研究分离。我们无法深人地分析这一时期的其他现象，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17世纪第一次出现了对比描述法(对比描述不同国家的经济境况)且自成一派，直到当今仍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威廉·坦普尔的著作：1693年出版的《对荷兰的观察》。在某些专门领域也产生了很多学术成就，如贫困问题和失业问题，并且这些学术成就对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英国到欧陆，经济学思想的分化和延伸

在英国，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非常活跃。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学的发展，而且做研究本身也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甚至是价值不变的事物也会有很多表现形式，就如同宽广的小溪会泛起层层涟漪一样。这是万物之本，但这样的溪流并未出现在欧洲大陆。德国由于宗教战争导致经济学研究水平较低。从16世纪初期的发展形势来看，要不是因为这些斗争以及斗争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德国的经济学研究同样会非常活跃，水平更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货币政策的讨论，如货币出口、商业公司以及农民与其他人的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中最著名的就是1530年艾伯廷-欧内斯廷之争。这些问题的讨论水平与层次不低于英国的情况，但是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提升讨论的水平与高度。其结果就是外来的学术思想完全阻碍了本土学术思想的创新发展。

虽然个别学者的著作所受影响较小，但是他们的著作缺少了源于日常经济学生活中的新鲜血液。所有的知识都是前人的成果，发展过程中缺失的联系也是无法填补的。人们通常可以理解别人得出的结论，但是在理解这种外来的观点时往往会缺少一种情感上的理解。而这会阻碍事物本应有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不能像英国那样在德国也扎根发展，为什么这些观点会遇冷，不受欢迎。这些观点可能从一开始就不算是纯粹的经济学议题了。

然而，也有令人欣慰的一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不如德国人对政府以及政府机关抱有极大兴趣。这一议题在德国人的知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这种独特性要比初期表现得更为重要。德国人不仅更多地思考“政府”，而且他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也是极为不同的。他们的观点与英国人或法国人相比，是基于不同的前提而形成。对德国人来说，政府就是德国领土上的君王与其官员。新生的政府部门不仅是最重要的国家财产、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也会自我消亡。因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没有政府部门，日常生活中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所有出现的科学思考都是围绕着政府而进行的。德国的行政法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经济学在英国扮演的角色。如果英国人自己关注经济学，那么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学说的诞生，而在德国则是政府经济学说的诞生。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些英国学者当中，商人服务于商人的利益，而在德国，政府官员则服务于政府官员的利益。当然这种合理性也仅存于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之中。这里，我们将不再深人讨论，但必须要强调的是作为德国政府学的分支学科，它的呈现方式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的指导性原则也受这些因素影响，于是诞生了财政学。

这一学科多少还是属于专制主义领域的管理学说。国王的利益决定了整个生存环境，作家的创作也是紧紧围绕着国王的利益。深人了解这些事实不仅是为国王理政出谋划策，也是为不同政府机构职能制定规则。政治工作的复杂性一开始就需要被考虑进来，但是个别问题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对重大问题的系统分析，系统分析法至今仍是德国研究经济学的特点。总之，学习公共财政以及教师的基本态度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学发展。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很大程度上会把这种特点的产生归因于财政学家的准备工作。在整个体系中，我们需要对所掌握的事实进行仔细的核查，有的是考虑到培养公务员的利益，有的则是为了开展讨论。虽然很多讨论并没有深人下去。

无论是对政府的基本态度，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建立，还是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人们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不再进一步地分析。在他们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毫无争辩的。然而，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来看，“政府的艺术”远非纯粹的经验主义。它使得知识分子有机会去参与管理，同时也反映并总结了前进过程中的每一步。我们不能把这些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看作是经济学家，并非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学领域一事无成，而是他们在其他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官房学派的先驱人物，如奥斯(《遗书》，1556)里奥内森(《宫廷政治》，1622—1624)以及奥布雷希特(《五个不同的政治秘密》，1617)，甚至塞肯道夫(《德意志王国论》，1678)的观点都反映出了他们并未对当时的经济学议题进行深人分析，也没有对类似的经济议题产生真正的兴趣。但他们的学术水平不低于当时的一般水平，实际上他们的方法要明显优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

谈到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史，有必要说一说塞肯道夫。他在其他方面要比贝歇尔(《政治家有关城市、农村与国家减少的真实缘由的讨论》，1668)和霍尼克(《奥地利享有特权的历史渊源》，1684)更有成就。贝歇尔与霍尼克两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经济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位大家虽然深受官房学派的影响，但并非真正属于官房学派。霍尼克的著作仅仅是对当时众所周知的商业政策的描述，而贝歇尔的著作则在经济分析上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至少是朝着这一方向在努力。他尝试分析不同经济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影响，如垄断组织，自由竞争(多元化竞争)特定特权下的竞争，来了解不同经济职业组织的特点及其相互影响。只有对这些专门问题开展详细的讨论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当时人们对经济学的普遍看法并不利于他们展开深人探讨。

其他的官方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尤斯蒂和宋能非尔斯。二者著作中的学术思想并非原创，受到了国外经济学的影响，但是仍然是有进步的。他们对于国家管理经济资料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官房学派。尤斯蒂促使管理学发展成了一门学科，其思想主要是基于前人的学术思想，尽管他对前人的学术思想秉持着彻底批判的态度。德国后期的经济政策也是从管理学发展而来(《管理学》第一版，1756)。就计划与目的而言，它与国富论的差别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大，就清晰度与洞察力而言，两本著作不分伯仲。仅就管理方法而言，尤斯蒂的观点非常有价值，有独创性，但是就经济学议题而言，他缺乏对不同方法的训练与掌握，因为这些方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被丢弃了。这里，我们不讨论他所提倡的具体举措。这些具体观点确实是反映了常识问题，但是无法改变的是他的分析方法中的基本结构较差的事实，同样的还有宋能非尔斯(《管理、操作与财政学原理》，1765)他也是采用了同样的分析方法，并且他当时掌握的经济学理论要早于亚当·斯密，虽然他后来也引用亚当·斯密的文献，但是他没有理解他自己著作的重要性。虽然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位极具创新智慧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影响力却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他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并服务于德国的需要。他能够辨别出哪些思想在德国是可以推行的，但是却没有独创任何新的思想。

在重商主义出现之前，法国这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少的。法国政府似乎也不允许人们进行经济学讨论，进而限制了经济学讨论的深人开展。法国政府不想尽力去做，也不想像普鲁士那样去培训一批教职人员。在其他领域虽然有热烈的讨论，但是最能代表知识领域的学术圈对经济学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即使有也是比较勉强的。虽然布阿吉尔贝尔学术思想不多，但是他却独树一帜，可以与配第相匹敌。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版了《论财富的性质》一书。这本书比他1695年首次出版的《法兰西详情》与1707年出版的《法兰西财富》重要得多。他的《论财富的性质》一书与其他不太知名的著作都表达了对当时错误观念的反对与批判。但把他看作是重商主义者的先驱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他身上并没有重商主义者的特点。此外，梅隆(《论商业中的政治》，1734)和杜托(《对财政与商业的政治思考》)都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沃邦、圣·皮埃尔和费内隆不能算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也不是经济学的先驱。他们主要讨论的是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当时还有很多关于经济学的讨论。字典(如萨瓦里兄弟编纂的《商业词典》)的产生就直接证明了一点，即人们并没有忽略对经济学问题的论辩，但是在问题的分析上并没有多少进展。

在意大利，也存在类似于德国官房学派这样的一个学派，并且对后来的学派影响很大。我们很少能在卡拉法的著作《国王与良臣》或是16世纪中帕尔米耶里、伯特罗、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看到经济学论断。这一学派的分支学派在19世纪仍然很活跃，但是由于我们讨论的是经济知识的发展，所以这里不再详述。此外，我们发现除了保护性农业征税的问题外，在英国和德国存在的类似问题和争议最终都促进了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两方面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意大利也在该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要说的就是货币问题。这里，我们只提几位真正有科学成就的专家学者。16世纪有著名的斯卡卢菲、达万扎蒂，17世纪有著名的蒙塔纳里18世纪有著名的加里亚尼。达万扎蒂根据解释的基本原则精准无误地分析了所有的个体现象，这也使得他的著作成为了不朽之作。他基于使用价值的一般概念创建了金属货币理论，沿用至今。加里亚尼的著作读起来有点像现代的课本。这本著作体现了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就。货币理论也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超越了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水准之所以高于19世纪的著作，就体现在他们是如何为了能将原理应用到货币理论而追朔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要素。

其次，虽然无法与刚才提到的著作相提并论，但是这一时期的商业政策也促使了一些高水平著作的诞生。就像英国民众要求政府规范汇率一样，意大利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安东尼奥·塞拉曾在其1613年出版的著作《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王国的手段》一书中明确指出汇率本质上反映了贸易差额，并且深人讨论了决定贸易差额的影响因素以及贸易差额可能带来的影响。若就研究方法而言，孟确实远不及塞拉，因为塞拉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是在谈到一个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大规模生产金银这一问题时，塞拉的整个分析就显得极为粗浅、简单。尽管如此，任何学者都不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解决那时的问题要受制于那时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要优于质询法，所以塞拉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支持这种方法。在这些追随者中，值得一提的就是贝罗尼和杰诺韦西。杰诺韦西是一位非常独立的思想家，被称为主观价值理论的先驱之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位思想家非常重要，是因为他试图创立有关经济生活的系统理论。

上述提到的学者有几个共同点。他们以及那些我们讲不出名字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团体。除了他们，以及威尼斯人圈(扎农、阿尔杜伊诺和坎西亚尼)还有奥特斯，尽管他出生在一个威尼斯家庭。他于1744年出版了著作《论国民经济》。这本著作也让我们想到了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也属于这一学术团体的学术成果。这些学者们号称自己是经济学的创立者。经济学学科的时代已经来临，所有学科构建的要素已经具备，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很多人都有此共识，并不断为之积极尝试。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去研究这些人曾做出的努力尝试，并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人探讨。我们只想强调的是奥特斯的尝试最终促使了经济社会学的诞生；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引用了很多他著作中的思想观点，例如降低利润率法则、萨尔萨斯人口原理等。意大利的经济学理论水平与当时的英国不相上下，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开始下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

我们目前极力避免使用“重商主义”这一术语，因为这一术语并不在我们所讨论的历史范畴内。实际上，我们所引用的所有著作都体现了经济体制为提高其权威性而做出的努力，所有的学者和政客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他们从不讨论这一点。但是最初被孤立的反对派却在开展讨论，后来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既不算是一个学科流派，也不算是一种学科理论，因为就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流派。如果你能够发现那个时期一门学科成立后产生了某种影响，那么只能说明我们曲解了重商主义。它作为社会学科领域中的一种分析方法，重要性远不及其作为国民经济单位的一种创造方法。我们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经济政策造就了这些著作的问世，而就著作中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价值体现在何处？重商主义学者的具体观点的合理性已被当时的境况所证实。虽然这种观点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显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批判主义是不公正的。就他们所做出的尝试而言，这种观点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理的。从其他层面来考虑的话，这些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似乎又是值得称赞的。首先，他们被彻底误解了。他们因把财富理解为是对金银的占有而广受指责。但是如果在那些支持这种指责声音的文献里，我们可以用索引中的术语来代替“财富”一词的话，那这种指责就是无效的。之所以说这种指责无效，是因为他们在获得贵重金属的时候无法看到经济生活的最终目标，也是因为上述谈到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此外，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在讨论中人们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经济理论最为崇高的事业。

在评价重商主义学派，尤其是其重商主义理论时，我们应谨记他们曾经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因此，对他们的批判与指责实际上是让他们名声更大，他们曾主张的贸易平衡理论就是如此。在我们讨论他们是否高估了贸易平衡理论的重要性之前，我们要知道贸易平衡理论的发现与建立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实际上它是迈向分析经济影响因素的第一步。后来的拥护者所有的观点主张都是这些重商主义者的观点，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观点在这些后来的拥护者的文献里已经可以查阅得到，这里不详述。只有了解不同声音，具备良好的学科训练素养(当时的学科已经成熟完善)才能将后来的学者与前人区别开来。但是他们总是否认，与之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学术成就：国家利益概念完全不同于个人利益，两者之间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毫无疑问，重商主义高估了这种可能性。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只有重商主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才有可能证明所有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可以和谐共存。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经济生活循环流动的本质特性，甚至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国民经济框架下的不同个体经济是相互影响的。但不管怎样，可以说重商主义学派发现了国民经济现象，并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真实存在的现象。

【选自熊彼特《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第一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