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石頭的消失

2017年8月16日，我們來到沈北新區黃家街道安家社區(原名安家村、安家窩棚），尋找一位抗日義勇軍英雄——馬慶福的往事。他曾是東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第九路軍的一位團長，在1932年1月11日同日軍作戰時犧牲於此。

對於發生在1932年的那場戰鬥，安家村村民代代流傳下來的故事是：“鬍子”曾和日軍打起來了。沒有人知道馬慶福，只知道那時匪患猖獗。在安家村，較早知道真相的是老村支書徐德賢，不過已是在事發50多年後。

1980年代，他在接待區裏來做文史調查的人時才知道，原來那場戰鬥是義勇軍和日軍的一次作戰，其中一個死的人叫馬慶福。徐德賢小時候的記憶也逐漸清晰起來。1953年他8歲的時候，村裏的一塊日本紀念碑被拆除了，用作小橋橋面。由於碑面平整，石碑被放在橋最中間的位置。他還常坐在那塊石頭上，把腳伸進河裏洗腳。石頭上刻有“昭和”字樣。

記者從沈北文史資料彙編中查到，紀念碑是日軍爲戰死士兵立的，正面刻着“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三中隊奮戰之地”，背面刻着“昭和七年一月十一日於屯地戰死人”，裏面刻着人名有“步兵伍長吉田三郎、步兵伍長千葉重八郎、上等兵鈴木養作”。這塊紀念碑和日軍爲“九一八”之夜侵犯北大營戰死士兵新國六三與增子正男立的紀念碑具有一樣的意義：證明了無處不在的中國抗爭。馬慶福曾率領30餘名義勇軍戰士同日軍作戰，就在安家村。遺憾的是，這樣一件重要文物沒有被保存下來。徐德賢說，1960年代小橋拆了，這塊石頭被用來做電井邊石，後來電井荒廢了，這塊石頭也不見蹤跡了……

安家窩棚

安家窩棚：馬慶福在此陣亡

馬慶福是沈北新區清水臺鎮依路村人，其祖父與父親都曾在財主家當護院炮手，其本人是趕大車的把式。九一八事變後，他看不慣很多財主趁機組織“大團”魚肉百姓，拉起了一支隊伍，專門打“大團”，後加入東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第九路軍任團長。1932年1月11日，他帶着一路人馬在安家窩棚和日軍展開戰鬥。2017年8月16日，我們來到了安家窩棚(今沈北新區黃家街道安家社區)。

清水臺鎮依路村

清水臺鎮依路村

安家窩棚的傳說：馬慶福血戰安家大院

我們在安家社區居民委員會見到了老村支書徐德賢。他今年72歲，其女婿的父親曾在安老財家做飯，對當年打仗的事知道一些。後來，徐德賢又曾陪同文史部門做過調查，所以知道了更多的細節。

徐德賢說：“當年有一隊‘鬍子’來到安家窩棚，聽說是要和遼河北來的一夥人會合，準備打新城子(今沈北新區)。這夥人進村直接找到‘大團’團長。團長說，老財主已經搬到新城堡。他們就讓人送信給老安家，讓他把槍送來。團長滿口答應，還張羅殺豬。安老財得到消息，立即告知新城子日本衙門的密探。結果，虎石臺日本獨立守備隊派第二大隊第三中隊出動，攜迫擊炮一門、機槍三挺，乘火車到新城子站下車，又從一家商號要兩輛大車拉着子彈，直撲安家窩棚。”

“當日軍守備隊到安家窩棚附近時，馬慶福得知消息立即部署，率30多名義勇軍戰士，以大院的四個炮臺爲依託，憑藉簡陋的武器與裝備精良的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馬慶福槍法好，日軍剛一出現，他就打死一個領頭的。日軍久攻不下，用小炮轟。馬慶福頭被彈片擦傷，血流不止。他匆匆包紮後再上戰場。日本守備隊雖人數衆多，武器精良，但打了兩三個小時，始終無法接近炮臺。最後，日軍集中炮兵火力猛轟炮臺，帶去的60發炮彈只剩兩發，炮樓的上蓋被炸飛，馬慶福不幸在硝煙彈火中犧牲，時年38歲。其他人也相繼犧牲，無一降者。”

關於參加戰役的義勇軍人數，相關史料記載是40餘人，而受當時日僞當局控制的《盛京時報》顯得很誇張，說是300人。與馬慶福妻子馬趙氏和一些老人的口述資料進行印證，報道組認爲還是“30多人”更爲接近事實。義勇軍戰士是否在這場戰役中全部陣亡？關於這一點，1987年5月20日，新城子區黨史辦在黃家鄉王家村委會召開抗日救國軍在安家窩棚遇難一事座談會，參加者有知情人71歲的徐會、73歲的安廣善、69歲的王廣福和67歲的吳試。據他們回憶：“戰鬥堅持了兩個多小時，最後子彈打光了。這時，馬慶福手下人開始慌亂了，紛紛從北角門撤退，結果日本人用機槍掃射，多數人犧牲(有人說是21人)，日本兵死3人。李魁元腿受傷，跑到十里堡（安家村東北），自己躺在空房子裏，用麻繩把亂肉刮掉，被何富村的卜慶玉發現了，到小洋河送的信。他哥哥把他接回去，送到市內治好的。大洋河的張XX(后街)參加了這次戰鬥，後跑回家。”可見，戰役是有義勇軍倖存者的。

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場戰役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相關史料記載是1932年1月初，老人們回憶說是1933年正月十五以後。從日軍爲戰役死亡士兵立下的石碑看，“1932年1月初”是靠譜的。日軍立碑寫的是昭和七年，即1932年。《盛京時報》1932年1月13日對此有報道：“11日午後2時30分許，日本守備隊兩連在新城子北方約五基羅米突(編者注：基羅米突是kilometer的音譯，即千米)之安家窩棚，馬匪團三百人交戰，激戰數小時後，擊退匪團，日軍損傷，戰死兩人，重傷一人，輕傷五人，匪方損失頗具雲。”可以確定，戰役時間和馬慶富犧牲時間是1932年1月11日。那時第九路軍剛剛成立，馬慶福去安家窩棚與遼河北來的一支抗日義勇軍力量會合，是爲了集中力量襲擊日軍。

報道組來到安家大院原址。據徐德賢描述，當年的安家大院佔地足有足球場大。但現在只有一字排開的六間民房，民房周邊是莊稼地，歷史的遺蹟已然全無。徐德賢解釋說，因日軍傷亡很大，報信的安家非但未能獲功，反被遷怒，被日軍燒了新建的瓦房50餘間。現在的房子都是村民後蓋的。

妻子馬趙氏口述：一段辛酸的義勇軍抗日史

在瀋陽市檔案館，報道組發現了對馬慶福妻子和弟弟的訪問檔案件。

1987年9月25日，新城子區黨史辦訪問了馬慶福妻子馬趙氏，當時她已91歲。閱讀檔案，記者有些心酸。馬趙氏管馬慶福叫“死人”，而不是叫“老伴”“愛人”之類的稱呼。她對自己的丈夫懷有怎樣複雜的情感，我們已經不能知道了，但這個稱呼卻讓人感慨不已。

提起老頭的事，那已經過去60來年了。當時我們家住在依路河南，有老太爺，兩個丫頭，大的心眼不全，有點傻，有病沒錢治，以後就死了。二的出門嫁給依路河北老朱家，今年58歲了。我兒子叫馬清連，今年56歲，是夢生(編者注：民間尤其是農村對遺腹子的一種說法)，沒見過爸爸，是爸爸出事後兩個月養活的。

那年月，兵荒馬亂，有錢的人家僱炮手。老太爺爲全家幾口人活着混口飯，就給本村地主老高家當炮手。過日本兵，有錢的人家都害怕。有一天，老太爺有病沒去，人家硬要我老頭子替工。他不服，下晚回家和我說：“有錢人拿窮人不當人。”心裏不願意，氣得不行。這年帽山西邊落山子開個小煤窯，有20多個背煤的。有一天，他說要上落山子。我問他去幹什麼？他說是閒事兒。打這之後，天天下晚出去，很晚回來。一天，他帶我和二丫頭上站(新臺子)去下飯館，買了6個包子。他沒喫，又買了5斤驢肉，正趕上依路老高家趕着驢車要回家，他要我和孩子跟回來。當天下晚，背煤的工人和張二、李世纔在村西邊等着他，晚九點人才齊，一起研究事。以後，他又把20多個背煤的帶到邱家溝，第二天住到於深溝老陳家。他和李世纔不知從哪回來了。我說你看帽山上有人吧。我又告訴李世才，你拿鐮刀裝割柴禾的，看看去。老李回來告訴我做點飯，於躍周、梁風舉、陳油匠和一個姓劉的都在於深溝喫的飯。他心不死，又要去道樹子，找個外號叫“黑手”的一起幹。當時，村裏老段家有兩支槍，劉東崗也有槍，俺老頭子從後腰堡花三石豆子買支匣槍。河北有個姓鄭的，(叫)鄭子瑩，和死人(指馬慶福)是對頭。有一回，他帶一幫人到我家說要抓活的。死人說：“別看你有一夥人，我看你們怎麼抓。”鄭子瑩沒敢試就走了。打這之後，我們在堡子裏呆不下去了，又到大洋河。

老呂家有個人，他說他有槍，還能起執照。還說他是有病，從什麼地方回來的。(我們)在大洋河只呆了五六天，人家不敢留。回家，劉東崗也告訴村裏的人不準留我們。往哪奔？只好上蒿甸子我姑姑家，人家也害怕。無奈，又抱着孩子回到大洋河，住到老呂家的碾坊裏。以後，他又把我們送到金家溝，告訴我們等兩天他就回來。到兩天頭他回來時，依路“大團”已經把金家溝給圍上了，打死依路有個叫陳勝的。陰曆臘月初三下晚，他從金家溝又跑到安家窩棚住到老安家。他們給殺豬做些好喫的，老安家有個人會“推八門”，告訴他有大災大難，如果天要下雪還能躲過去。初四這天，說上來了。他在西炮臺和日本人打仗，人家小鬼子把機槍支上了，村子南邊還有炮。打死7個日本人(編者注：應爲3人)，子彈沒了，我的瞎太爺、小黑子、劉文普，還有個小夥，和他都被打死了。

感謝當年新城子區黨史辦搶救性的工作留下了如此珍貴的口述資料。馬趙氏樸實的口述，讓我們知道了這一段辛酸的抗戰往事。一種敬意也在我們心底紮根了，往事並不如煙。如今離馬趙氏講述時又有30年了，但這樣的故事依然激盪着我們的心靈。

同時，從馬趙氏的口述中，報道組可得知戰役發生時間爲1932年“臘月初四”，經查，這個“臘月初四”正是1932年1月11日。這進一步印證了之前的判斷：安家大院之戰就發生在1932年1月11日。

弟弟馬慶祐回憶：一份沉甸甸的家族榮耀

1987年12月10日，新城子區黨史辦還訪問了馬慶福的弟弟馬慶祐，當時老人已77歲。“記得是1986年的一天，我在《瀋陽日報》上看到我大哥被追認爲烈士，我既激動又悲傷，不知不覺地眼淚流下來。”

馬慶祐曾在馬慶福隊伍裏負責傳口信，據馬慶祐回憶：

當時我大哥三十八、九歲，隊伍組建初期沒有槍支，我大哥賣了家產從前腰堡老顧家買了支槍。當時依路有一家大財主槍支很多，但大院把守得很嚴，他就和一些炮手打好招呼(炮手都是依路村的窮人)。一天晚上，按他們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偷襲，他們得了不少槍支彈藥。後來又聽說擁屯村財主於家有一支捷克式槍，他去借，於家不借。一天晚上，他們就在於家周圍鳴槍，嚇唬於家。結果，於家害怕了，同意“借”給他們了事。用同樣的辦法，他們還在前腰堡姓張的財主家“借”來兩支槍，隊伍基本解決了武器裝備。

我大哥說過，成立隊伍就是要反抗日本侵略，殺富濟貧，不當亡國奴。我的叔伯哥哥馬慶山、馬慶瑞、馬慶貞也都參加了這支隊伍。我大哥的抗日隊伍成立後，依路的大財主劉東剛擔心我大哥的活動讓他受連累，就找些人出面勸說我大哥解散這支隊伍。他對我大哥說：“馬慶福你們不要搞，把槍交回，我給你錢，你們可以到北大荒安家。”大哥說：“我們不是爲了錢，等把日本侵略者打垮了再說吧。”由於依路的財主痛恨我大哥，他們就把我大哥告發給駐新臺子的日本鬼子。時隔幾日，駐新臺子的日本兵就來我家搜查，因我大哥他們早有準備，都已躲避。日本鬼子就把我父親押到新臺子鎮，並說不交出馬慶福，你就別想回家。因我大哥未被抓去，依路的財主們怕我大哥報復，後來便將我父親用錢贖回。

唐三家子石多鈞(曾經在虎石臺鎮醫院任正骨大夫)家也是馬慶福活動的據點。黨史部門派人走訪他時，他說：“我曾聽馬慶福說，他扒過亂石山鐵道，使軍用火車脫軌，日軍死80多人。日本人強迫數十中國人到現場收屍。馬慶福還奪過日本巡捕的槍。那時鐵路線上禁止行人通過。一天，馬慶福手拿鐮刀，化妝成農民，在新城子站外僱個抽‘白麪’的給河野送信。河野來看，馬慶福從暗處竄出來抱住河野，繳下手槍就跑了。”報道組本來想到虎石臺火車站尋舊址，但被告知舊址已經拆了。

對馬家人來說，馬慶福既是家族的榮耀，也是一種痛。馬家人爲抗日而付出犧牲值得尊敬。

來源：瀋陽日報 2017-11-09

作者：周賢忠 伏桂明 王遠

【附錄】據地名檔案記載，清道光年間，一姓安的由長白山一帶來此搭窩棚開荒種地，形成村落後，取名安家窩棚。

安氏家族家譜手抄稿，能夠查到的最早祖先叫做阿凱。史書上記載，當年建州女真有三個城寨首領，分別爲古勒城主阿臺、沙濟城主阿亥和圖倫城主尼堪外蘭。因爲是滿語的譯音，阿凱也許就是阿亥，與努爾哈赤是同一代人。譜單上第二代爲佐領安塔穆，再後是三官保、特布庫、郭宗、豐升額、依伶阿。從第八代起始姓安，並編有“慶德承文廣，延連萬世榮，長從洪福繼，永保國恩恆”二十字傳代排序。

按照清代八旗八姓的排序，安家應屬鑲白旗，而且年節祭祖時懸在祖龕上的掛籖（籤）也多爲白色。據老人講，其祖上出過娘娘。據說當年安家的姑娘被選中進宮，在進京途中不幸染病身亡，皇上聞知說了句："安家姑娘不長壽。"就是這句話，令安家不僅再出不了皇親國戚，安家姑娘們的壽祿也被封了。說來也怪，數代安家人，女孩子就是不多。從廣字輩往上追溯，到阿凱共有12代。而安家到瀋陽的歷史，則有《瀋陽縣誌》記載，那是清道光九年（1829），安姓便在新城子地區居住，因爲最初的房子是搭建的窩棚，安家窩棚因此得名。

配圖：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