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黃春秋》,作者:嚴紀青。

核心提示:在日僞統治下的南京,青年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巧妙利用日僞矛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清毒運動,運動的浪潮波及敵佔區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1943年日僞統治下南京學生的反毒品運動

在日僞統治下的南京,青年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巧妙利用日僞矛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清毒運動,運動的浪潮波及敵佔區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1998年9月16日南京報紙以顯要位置發表了江澤民同志的署名文章:《憶厲恩虞同志》。文中訴說了他們二人幾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誼,提及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由學生領袖厲恩虞等發動和組織的清毒運動。

厲恩虞同志當時只是一個窮學生。在複雜的環境中,他在地下黨領導下,利用敵僞內部矛盾,採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發動了這場規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學生清毒運動。厲恩虞同志是清毒運動的總指揮,我是清毒運動隊伍的糾察隊員之一;到1945年後半年,蘇皖區黨委派李滌非同志來南京,找到厲恩虞、王嘉謨同志,組織了“南京市各界抗戰內援會”,工作重點隨之轉移爲策反僞軍和內應工作上,我又成爲“內援會”的成員之一。回憶當年戰鬥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生命有限,歲月無情,親歷者瀕老,知情者日稀。我與昌必學弟深感有責任把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實事求是有根有據地記錄下來,以便世人瞭解。

毒霧瀰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淪陷已近6年,日本侵華軍總部和汪僞政府“首都”都設在這裏。日寇手段最毒辣,處心最陰險的莫過於施行麻醉中國人民的毒化政策。對於日本這一動搖我國國本的政策,歷屆漢奸政府不僅不設法抵制,反而與其狼狽爲奸,助紂爲虐,肆無忌憚地大量運售鴉片、公賣毒品,又允許在統治區內開設吸毒煙館,從中抽稅。幾年間,淪陷區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蔓延。據當年上海《新聞報》報道,鴉片種植面積共有1500餘萬畝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萬人左右,佔淪陷區總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當時南京大小煙館達數千家之多,真可以說:“五步一燈,十步一槍,橫牀吸毒,到處皆是”。

諸多敵僞檔案材料證明,日本政府在武裝征服中國的同時,還有一個毒化中國國民的政策。這一政策,早在戰前就已實施,七七事變後更加有計劃、有組織地大規模推行。儘管日本政府不允許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慫恿其佔領的內蒙邊疆地區,大量種植鴉片,又特設了“宏濟善堂”特貨公司,負責毒品的產、供、銷,致使毒品迅速地擴大到所有的淪陷區。日本特貨公司每年賺取的鉅額利潤,對外保密,由日本在華所設的最高經濟機關“興亞院”直接掌握。抗戰勝利後,從“興亞院”檔案中查出“宏濟善堂”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僅銷售鴉片煙土即高達1800萬兩(這是賬面數字,實際大得多),每年從中獲利約5億多美元。

“火山”爆發的前夜

不願作亡國奴的南京廣大青年學生,對日僞一手製造的甚於洪水猛獸之煙禍,尤感切膚之痛,他們壓在心頭上的悲憤之情,好像火山底下的岩漿,一觸即發。厲恩虞、王嘉謨同學就是這樣一大批進步學生中的傑出代表。雖然他們那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直到1945年秋王嘉謨在江寧縣委由魯平介紹入黨;然後厲恩虞由王嘉謨介紹入黨),但他們品學兼優,博覽進步書籍,對共產黨的抗日救亡政策心嚮往之。他們廣泛聯繫志同道合的同學,祕密宣傳抗日救國,公開宣講毒品的危害和清毒的意義。並通過各種渠道尋找中共黨組織的領導。當時南京地下黨組織較之抗戰初期已有較大發展,並時刻關注着學校青年學生的動態。地下黨派黨員潘田於1941年11月組織的祕密團體“青年救國社”,積極對青年學生開展工作。厲恩虞、王嘉謨等進步同學參加“青救社”併成爲主要成員後,“青救社”迅速發展壯大。由於“青救社”和厲恩虞、王嘉謨等骨幹分子在學生中影響大,威望高,當他們吹響清毒的號角時,立即得到各校學生的響應,迅速形成一股鬥爭的洪流。黨組織從中具體指導,教育學生骨幹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敵僞之間的矛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

鬥爭。厲恩虞同志利用汪僞《民國日報》的記者身份,蒐集了不少敵僞內部矛盾的情況,從中發現了日本、汪僞之間在毒品利潤分配上的“狗咬狗”。原來,日本在販售鴉片毒品上賺取的鉅額利潤,都通過其特設的毒化機構全部匯往東京,不準汪僞染指,汪僞政府雖很不滿,奴才又惹不起主子,從而又引發了煙館稅收上汪僞內部的爭奪。

汪僞政權內有兩大主要集團,一是以陳璧君(汪精衛妻)、林柏生爲首的“公館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爲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蔣記國民黨CC派的骨幹)。僞政府批准開設煙館的稅收,歸周佛海兼任部長的財政部管理,其中相當數額,落入“CC派”集團腰包之中。“公館派”在毒品利潤和煙館稅收上,均無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館派”曾要求“CC派”和“宏濟善堂”讓出部分利潤(每月四千萬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國稅收入不能動用爲由拒絕。爲此,兩大集團交惡,矛盾日益加劇。林柏生氣憤不過,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僞政府“新國民運動促進會”祕書長和“中國青年團”總監的名義,以倡導戒菸爲名,利用青年學生打砸幾個煙館,造點輿論,打擊一下“CC派”,出出心中惡氣。同時,也想爭取青年,培植個人勢力,在汪逆面前撈取更大的政治好處。

林柏生這一陰謀早被厲恩虞同志偵悉,並曾向黨組織彙報,提出可否藉此機會開展一個清毒運動。當時黨組織考慮到南京在日軍嚴格控制下,老百姓說一句抗日的話,便有被捕、被殺的危險,搞硬碰硬的羣衆遊行示威,肯定要喫虧,主張不能盲動。提出了自始至終要利用林柏生,而又不能爲林所利用的原則,只有在林柏生(時任汪僞宣傳部長)公開提出保證後,纔可行動,而且在行動中還必須講究策略,喊口號時主要喊“打倒煙、賭、舞”,集中重點打擊日僞毒化政策,不涉及其他問題,使敵人的反擊無從下手。

不久,林柏生果然按捺不住,派他的爪牙李紹忠,找中央大學厲恩虞、王嘉謨等七八位同學,聯繫開始行動,並表示保護遊行人員安全。厲把這一情況及時向潘田同志作了彙報,認爲開展清毒運動的時機成熟,最後又得到上級黨的批准。正如魯平同志爲厲恩虞同志寫的紀念文章《無盡的追思,真摯的懷念》中所說:“厲將這一情況向領導‘青救社’的潘田同志彙報後,並共同研究出開展這一運動的具體方案,經過地下黨南京工委(屬蘇皖區黨委)書記舒誠同志批准,同意利用日僞之間的矛盾,開展清毒運動,激勵羣衆,團結廣大學生,發展進步勢力……”

驚天動地的吼聲

1943年冬,沉悶無聲的南京城怒吼了,南京的廣大青年學生怒吼了。

12月17日,青年學生揭開了清毒運動的序幕。南京中央大學的200多名學生,在厲恩虞、王嘉謨帶領下,遊行到煙館集中的夫子廟地區,砸了“逍遙閣”、“雲裳閣”、“廣寒宮”等幾家大的煙館,向廣大羣衆宣傳煙禍的危害性、嚴重性,指出這樣下去,比當年林則徐所說的“國家將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更爲嚴重,那就是國家危殆,種族滅絕。圍觀羣衆熱烈鼓掌支持。但是砸煙館時,王嘉謨在與憲警說理鬥爭中,頭上竟捱了日本憲兵一刀,鮮血直流。消息傳開,激起全市大中學生的公憤。“青救社”及時召開了緊急會議,邀請各校學生代表參加,決定翌日舉行全市青年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在集合地點、遊行路線、口號內容決定後,又組成糾察隊以防敵人破壞。總指揮厲恩虞要求我們糾察隊員隨隊伍行進,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查看有沒有混入可疑之人;萬一遇到敵人破壞,要忠於職守,維持秩序,以免被敵人各個擊破或在混亂中引起傷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學爲首的各大、中學校三千多名學生,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國民大會堂”廣場,總指揮厲恩虞宣佈示威遊行開始,浩浩蕩蕩的清毒隊伍,沿着國府路往西,轉向中山路,經過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廟。一路之上,隊伍嚴肅有序,悲壯激昂,不斷高呼口號,唱進步歌曲。一陣又一陣的“反毒化政策”、“我們不要毒品”、“徹底清除煙、賭、舞”、“爲民除害”、“爲社會除惡”、“打倒喪心病狂的毒販子”、“同胞們覺醒起來,向毒品進行鬥爭”等口號,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舉雙手,向遊行隊伍揮手致意。隊伍行進到當時最熱鬧的夫子廟,衝砸了所有的煙館和賭場、舞廳(變相賣淫場所,不同於今日舞廳),驅散了醉生夢死的國民渣滓,當場收繳了煙土、煙槍、煙燈等大量煙具和賭具,裝上人力車隨隊向羣衆公開展覽。再經白下路,轉入太平路,回到“國民大會堂”,將繳獲的逾萬兩的煙土,大量的煙具及賭具,堆放在大會堂廣場中央,由厲恩虞、王嘉謨點火焚燒。一時火光沖天,大量毒品化爲灰燼,大家歡呼雀躍,慶祝勝利。這時,大批日憲、僞警持槍站在隊伍的後面和周圍,虎視眈眈,如臨大敵。我們毫不畏懼,怒目相對,滿腔悲憤地高唱《畢業歌》、《滿江紅》。“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的歌聲響徹雲霄。外強中乾的敵人,在團結一致、衆志成城的青年學生面前,終於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

當晚我們又在大會堂召開大會,由王嘉謨主持,厲恩虞在大會上作了慷慨激昂,催人淚下的演說。他高聲疾呼:“中國人不要醉生夢死!青年們要團結起來!勇敢地向黑暗勢力作鬥爭!”厲還號召把這場清毒鬥爭深入開展下去,徹底清除毒患。最後大會宣佈成立“首都學生清毒委員會”,並推選厲恩虞爲會長,王嘉謨爲副會長。

清毒巨浪滾滾向前

12月18日,清毒鬥爭席捲南京城,並波及淪陷區各大、中城市的廣大青年學生。華東地區的鎮江、揚州、徐州、常州、無錫、蘇州、上海、杭州、蕪湖、南通,華南的廣州,華中的武漢三鎮,華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學生相繼而起,橫掃滿天瀰漫的毒霧。南京各校的青年學生更是再接再厲,在“首都學生清毒委員會”的領導下,乘風破浪,發動一擊再擊的多次戰鬥。其中成績卓著的是搜查“白麪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飯店。

販毒巨犯曹玉成人稱“白麪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幫會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憲特豢養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勢力,與日本“宏濟善堂”特貨公司勾結,大量販賣煙土、“海洛因”、“白麪”等毒品,進行批量銷售,大發橫財。對敢於違抗他的人,就憑藉敵特勢力,加上“共產黨”和“通新四軍”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詐勒索,無所不用其極,但誰也不敢惹這個豐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梟。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間,“青救會”在中央大學宿舍組織了清毒運動“寒假工作團”,得悉曹的罪惡後,作出了查抄打擊的行動計劃,並聯系模範女中辦的“寒假生活營”,配合一致行動。查抄前,“寒假工作團”的厲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偵察;“寒假生活營”則派出黃圭彬同學着鮮豔旗袍,化裝成“摩登女郎”潛往曹宅。在摸清底細後,立即集合二百餘名同學包圍了曹家。開始曹以爲有日本特務撐腰,誰也奈何他不得,裝成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當從他家夾牆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時,青年學生便一擁而上,把這個大毒梟捆綁起來,連同查獲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孫中山先生銅像前,進行公審,國人皆喊該殺,當衆焚燒了“海洛因”等毒品後,人山人海的學生和市民歡聲雷動,將曹玉成押送交僞首都警察廳處理。汪僞政府懾於人民的壓力與輿論,對曹犯下的滔天罪行,無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濟善堂”特貨公司的醜事,正想把他當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處死刑,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這一事件,轟動了南京城的各個階層,特別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個個稱快。

突擊大毒窟中央飯店。中央飯店是當時南京最豪華的飯店,是敵僞上層人員荒淫無恥的享樂場所,每天有無數敵僞官員出入其間吞雲吐霧。“清毒會”得悉後,於1944年5月6日率領數百名青年學生前往突擊搜查。學生隊伍尚未趕到飯店,便驚散了吸毒的敵僞官員,狡猾的飯店經理江政卿見勢不妙,也逃之夭夭。學生仍然衝入飯店,分層把守,逐層檢查,終於查出私藏的鴉片煙土3000多兩。在一家飯店中,竟收繳這樣大量的毒品,也是清毒運動的一個重大勝利。

據有關史料介紹,學生清毒運動起來以後,漢奸內部發生劇烈爭吵,在一次僞行政院會議上,周佛海集團中主管煙館稅收工作的內政部長梅思平,對林柏生大加指責說:“煙館、煙行都是經過批准繳過國稅的,政府有責任給予保障,你怎麼鼓動學生去衝砸煙館……下次再亂攪,我就下命令讓警察來干涉。”林也知道把事情鬧大了,他的本意只是想讓學生上上街,遊遊行,喊喊戒菸口號,最多裝樣子砸幾家煙館,對“CC集團”施加一點壓力,分得一點好處,誰知竟鬧成了轟轟烈烈的清毒運動,不但南京大鬧,淪陷區各個城市也紛紛響應,鬧到難以收拾的地步。但是,善於耍嘴皮子的林柏生,還是硬着頭皮說:“這是青少年們自發地爲社會除害,我不便阻止,你們說我在組織青年,慚愧得很,是青年組織我,不是我組織青年;是青年訓練我,不是我訓練青年;是青年領導我,不是我領導青年。青年們起來爲社會掃除腐惡現象,那是他們的熱血、熱情和熱力團結在一起,爲了救國,爲了救民,甘把熱血灑在受了創傷的國土上。”(據周佛海集團核心人物羅君強的交待材料和汪僞行政院副祕書長巫蘭溪的回憶)

林柏生這一番話倒是說出了南京青年學生清毒運動的實情。他永遠不會知道,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廣大青年中長期進行教育的結果。所以,抗戰勝利後,審判漢奸林柏生時,林恬不知恥地往自己臉上貼金,說在學生清毒運動中他“功不可沒”,是“林則徐第二”,這當然也只能成爲歷史的笑柄。

彪炳史冊的功績

40年代南京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清毒運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青年學生的鬥爭矛頭,直指施行毒化政策的罪魁禍首日本東條內閣和軍部。種植、販賣鴉片,是國際上公認的犯罪行爲。日本政府幹這種壞事,爲了逃避罪責,一直是偷偷摸摸祕密地進行。他們暗地指派一日本浪人化名“李見夫”,拉攏中國敗類盛文頤共同開設以經營毒品爲主的“宏濟善堂”特貨公司。該公司名義上是一家民間公司,實際上是日本軍部的毒化機構。青年學生開展清毒運動,揭開了“宏濟善堂”的內幕,也把東條內閣從中攫取鉅額經費揭露出來。一時輿論大譁,日本政府內部也騷動起來,東條內閣受到了國內外的反對與指斥。清毒運動開展後不久,日本國內就發生了“政潮風波”,即藉以對東條大肆攻擊,一些反對派國會議員列舉種種事實,指責駐華日軍販賣毒品。此時在太平洋戰場上遭到慘敗的東條擔心再引起中國佔領區的大動亂,爲了平息國內的輿論壓力和減緩佔領區中國人民的憤怒,東條叫大本營指導部部長荻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在華皇軍絕不干預鴉片問題”,“宏濟善堂”是中國人盛文頤主持的,“與皇軍並無關係”。這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聲明,欲蓋彌彰,反而使人民進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1944年3月,東條又派他的親信政信大佐,付予他很大權力,作爲軍部大員來華,對日軍進行所謂“整肅軍紀”,並着手結束“宏濟善堂”一切活動和同意汪僞政府按學生要求禁毒。

青年學生的清毒運動,迫使汪僞政府假戲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辦“宏濟善堂”特貨公司後,向汪僞政府表示放棄鴉片毒品經營,不再種植製造和輸入毒品。這也是表面文章,暗裏仍在幹着偷運販賣毒品的勾當,但終歸不能像以前那樣公開地幹了,數量從此大幅度減少。汪僞檔案史料證實,1944年3月以後,日本鴉片輸入量減少60%以上。汪僞政權也迫於形勢,接受青年學生提出的根絕鴉片毒品的要求,於1944年3月正式頒佈了禁菸條例,條例提出,禁止鴉片及一切毒品的種植、製造和販賣;關閉所有制毒廠、所;各大、小城市開設之煙館,一律閉歇;菸民辦理登記,每月撥款一千萬元作爲南京、上海開設戒菸醫院之經費,勒令菸民投戒,其餘中小城市委託公、私醫院兼辦,從當年4月開始,限期三年禁絕,每年遞減三分之一等。儘管這個條例由於汪僞政府的腐敗,軍警風紀水平的低下,不可能真正貫徹執行,青年學生提出的“根絕鴉片毒品”的要求是難以實現的,但歷史證明,即使在敵佔區,從此毒焰猖獗之勢已大爲收斂,社會上吸毒現象也明顯減少,不再出現公賣毒品、公開吸毒的情況。

清毒運動教育了羣衆,激勵了羣衆,樹立了“中國不可侮”的信念,發展了進步力量。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的骨幹分子,提高了政治覺悟,開拓了視野,紛紛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不少同志在這次運動中加入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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