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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84年来到海淀，曾任海淀区委书记。

他见证了中关村从三家企业起步的发展裂变。

面对质疑，他实事求是言辞铿锵，

面对困境，他俯下身去为企业排忧解难。

“中关村有倒爷但不是倒爷一条街。”

“我们不争论，看准了就往前走。”

改革的决心压倒了犹疑徘徊，

时光总是给拼命硬干的人以慷慨的馈赠。

“两不四自”引领中关村企业

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

牵头起草“十八条”

让创新创业的活力得以喷涌。

那一批和他一样的追梦人

如今已经两鬓斑白，

但创新的精神和试水的勇气

却在中关村一直延续。

他便是今天面孔人物，

原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

以下是采访实录

全文字数

2379字

阅读时间

7分钟

记者

关于科技和经济怎么集合，如何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电子一条街最初是不是有很多争论？

张福森：

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条街到底是科技开发一条街，还是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我们反对的是官倒但不能笼统地反对倒爷；中关村有倒爷，但不是倒爷一条街。科技企业进口一些东西，也卖出一些东西。在买进来卖出去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服务，有开发、有技术的投入，所以与倒爷是有差别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条街是不是搞私有化？有人说民办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私有，只不过戴了一顶红帽子。我们说这两者还是有差异的，它是集体所有制，它不是个人的，他的资产是不能分的，所以这一条街不能讲是走私有化的路，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第三个问题是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卖科技产品做生意，是不是不务正业？这是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我讲，允许百货商场卖百货，副食店卖副食。你为什么不允许知识分子出来卖技术产品，这个没有什么道理。

（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记者

作为当时的区委书记，面对争论，为什么能有这么清晰的认识？

张福森：

当时无非是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从旧的体制变成新的体制，要改革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自然的。关键是看这种改革它的方向，这种探索要走的路符合不符合中央改革开放的精神，符合不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方面，我们是从海淀的实际出发的。海淀原来是个郊区，是个农业区，是一个农副食品基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那海淀也要发展经济。经济怎么发展？像过去只搞农业已经不行了，要发挥自己的长处，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那海淀的优势，海淀的长处，就是智力优势。这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去发展海淀的经济，那当然就是要搞科技产业，所以我们不争论，就是看准了就往前走。

（中关村街景）

记者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中关村的路越走越宽广，这与对企业的支持密不可分，请您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张福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中央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没有这三个决定，没有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中关村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单位思想是很解放的。第三，海淀要创造一个小氛围小环境，科研人员下海很不容易，面对着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要发展海淀、繁荣海淀，必须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小环境。政府给创业者解决办公场地、资金贷款，同时对税收优惠，人员流动档案问题等出台很多政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小的环境，有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

中关村企业率先提出“两不四自”的理念，“两不”就是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拨款。“四自”是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后所有的科技企业就都走这条路了。应该说这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这条路开始困难但它换来的是企业的活力，企业有经营自主权，它真正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

（璀璨中关村）

记者

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18条优惠政策也是我们创造的一个好的典型，请您讲一下政策出台的始末？

张福森：

1988年刚成立开发区，需要有一个法律层面的条例，因为开发区成立之前都是一些变通的做法，一个是需要把过去的一些好做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再一个是需要通过一个条例，从法律层面解决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条例是海淀起草，我来牵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

现在回头过来看，这条例还是不错的。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市委开常委会讨论，改完报到国务院，国务院又协调，反复的讨论、征求意见、协调。18条涉及到的政策大概有八九条，应该说这些科技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主要的政策上的矛盾基本上都解决了。

比如税收明确免3减3，奖金税不收，这就明确了，不用变通了。比如说物价，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还是国家统一管理。物价管理当时有个加价率。东西进来时候的价钱，你卖出去只能高12%，超过12%，就违反物价规定，那就要罚款了。那这些企业就没办法了。那这一次，18条里就把物价问题说清楚了。这些科技企业自己研制的产品，在试销阶段，物价是放开的。物价解决了，进出口的批件不要了，这彻底就放开了。所以很多大的问题，18条里也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全国各地搞的开发区，基本上仿照的是18条。

记者

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开创先河的事儿，您是见证者和直接的参与者，您还记着这个名称是如何而来的吗？背后有哪些寓意？

张福森：

到底叫什么名字？当时有一些不同的主张，有的人主张叫科技特区，像经济特区深圳，中关村可以说是科技特区；有人主张叫高新技术开发区；有人主张叫科学城；总之有各种各样的主张。我记得当时大家坐在一块讨论，讨论到最后，觉得最好别叫特区，因为叫特区给人一种经济开发的感觉。叫高技术呢，觉得也要研究。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条街上，这些科技企业总体层次还不是很高，还是初步的。如果你叫高技术开发区，门槛就会设的比较高，有很多企业可能进不来，这样就脱离了一条街的基础。最后商量，我们叫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技术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试验这个词是陆宇澄提出来，是他加入的，后来大家都同意，加了“实验”这个词有什么好处呢？就使得开发区在实施18条进行改革、进行探索的过程当中，扩大了探索的空间。

记者

就像您说的实验包含了率先探索、先行示范的含义，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个“实验”的典型案例。

张福森：

1988年的时候，四通需要做资产股份化改革，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当时有个课题组做了一个专题，就研究这个四通的改革问题，他们就来说服我。中午在食堂请他们一起吃饺子，有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不在现在四通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化，而是成立一个新的股份制的公司。现在的四通集团由新的股份公司持股。现在的资产先不去分，先存量，将来新的股份公司盈利分红分回来的资产也存在那里。我说我觉得可以，你们可以研究。后来四通就朝着这个模式进行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