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可亮,湖南双峰人,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大化学系,现就职于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湘潭市楹联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楹联学界泰斗余德泉先生门下“廿四君”之一,潜心对联理论研究十余年。著有对联理论专著《无情对论》、《无情对200副赏析》、《对偶破缺论》等。

借对,对仗基本之法。前人诗文偶见之,于诗圣杜甫为最。其名最早见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舂云母碓,风扫石南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是也。”。借对分借音和借义,《沧浪诗话》所举,前两例为借音,后一例为借义。

借义又名转义,即字、词在句中用的是甲义,并不如普通对联一样匹配(含义相同、相反、相近或相类),但借用其乙义、丙义,造成了貌似很工致的审美错觉。

借义相较借音更为常用,古今诗、联名家多有应用实例。

如曾国藩挽李泮乐联:

老子犹龙归北海

长庚失象惨南天

连用两处借对。即“子/庚”分别借用天干地支义项,形成了工对的审美错觉;“龙/象”中的“象”借用其“动物名称”义项,与“龙”形成了工对的审美错觉。两处借对的密集运用,使联句既端稳无比,又动感十足,比普通对仗更为耐品,更添审美愉悦感。明胡应麟《诗薮》云:“对不属则偏枯,太属则板弱。二联之中,必使极精切而极浑成,极工密而极古雅,极整严而极流动,乃为上则。然二者理虽相成,体实相反,故古今文士难之。”密集借对入联,深合其“上则”之论。

曾国藩在其他对联中还用到过借对。如挽左青士联:

使青士有年,欲安天下今谁属?

忧苍生成病,未定江南死不归。

“青士”对“苍生”即为借对。

在格律诗创作中,“借对”也经常入联,被前人诗论中喻为“羊角”,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比喻出乎常理,意境超脱。借对之所以被喻为羊角,是因为,以联句的基本审美标准为参照,一是造成了“义”的不对,其在句中的甲义严重不匹配,是失对的;二是造成了词句结构的严重不一致。这显然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特点颇为类似。同时,它又依靠字字“小类工对”天然造成读者的审美错觉,不由自主地觉得它是工对。

相比之下,在当今诗界,借对的应用已很不常见。这一现状与古人已大不一样。究其原因,在于授受过程中认识的局限性:认为借对素材是稀有资源,只有睿智的人灵光一现才能妙手偶得之;认为偶尔玩玩可以,玩多了就有害诗联精进;认为借对属于旁门左道,处于弄巧层面,不利于作品主题和思想性的展现。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富厚堂的诗人们,就是擅用借对手法的群体。其代表人物曾国藩的诗,形成了“夭矫苍老,古茂雄强”的风格,与他善于运用借对手法也有一定关系。试分类分析这个诗人群体应用借对的情况,一窥富厚堂诗作“兼得工稳与飘逸之风”的特点。

使用频繁,平中蕴奇

笔者借助手边的部分资料,以及通过网络搜索,从曾国藩的58首诗作中觅得借对8例,曾纪泽20余首中得6例,曾广钧271首中得15例。其余诗家能找到的诗作数量很少,但亦有收获,郭筠得3例,曾广祚得2例,曾国潢、曾宝荪、曾约农、曾宪楷各得1例。平均使用比例在10%以上,可见,富厚堂诗人是常用,且乐用借对的。

春风一杯酒

旧雨十年情曾国藩《送金竺虔之官闽中》)

旧雨:老友的代称。“春风/旧雨”为借对。比喻义、引申义等辞藻,被反过来借用其本义形成工对,在古代诗作中比较常见。赏析时,这种借对会自动带来意识流的折返,感觉活泼而耐品。

虽猛而和坡老赞

非饥不杀土人知(曾纪泽《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律》)

“坡老/土人”为借对。

将军非大树

医国乏长桑(郭筠《有感》)

“大树/长桑”为借对。长桑:战国时的神医。

以上两例都是人名或称呼中的汉字被化出乙义而被借对。如换成其他的人名则不能字字工对。前人尤好此道,民国尤盛行,如“岑春萱”对“川冬菜”,“陆凤石”对“山鸡丝”,“李鸿章”对“杨猴子”,“熊希龄”对“象有齿”等,皆属一类。

酒入愁肠惟化泪

诗多讥刺不需删(曾广钧《与梁任甫》)

“愁肠/讥刺”为借对。“刺”明显转义。

虞歌辞虎帐

霸业失鸿沟(曾宪楷《咏史》其一)

“虎帐/鸿沟”为借对。“鸿”字明显转义。

借对在带来“词义”的借用时,词中的字,也可能出现明显的“甲义-乙义”的借用。这类借对,带来的“错落感”更明显些。它同时又倚仗审美错觉上的小类工对,如“肠/刺”“虎/鸿”带来“工致感”。“错落之美”与“工致之美”并存于同一作品,实现对立统一,乃于变化中得和谐。

求其精致,兼具灵动

古代汉语语法下的对仗,以“对类”而构联,而非现代汉语语法意义下的“对词”,故很多借对都是在主观求工的情况下,锁定自己的遣词范围而获得的。本意是为了强化“对称度”,结果同时赢得了灵动感。

借对属于“对称性破缺”中的“双趋破缺”,其甲义和甲词性很可能是不匹配的,是“趋粗”的,而在审美错觉中又非常工致,是“趋精”的。故选用借对同一般的“宽对”不同,自身可以达到得失平衡,是为良法。

大道但期三洗髓

长途终通九方歅(曾国藩《酬李芋仙二首》)

此“道”非“道路”之道,曾国藩有意借其义而用之,乃成工对。

联名数已逾元恺

叙坐年频问后生(曾国潢《曾文正公祠雅集》)

元恺,“八元八凯”的省称。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此处借用其“首、始”之义,而成工对。

学诗诸弟粗成草

健饭慈闱自种蔬(曾广钧《丁丑人日敬寄京师呈家大人》其一)

此“草”非“草木”之草,也是借用了其本义。

以上三例,在借对时,词性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样的选择,借对“深度指数”颇高,读者在审美上有更为明显的错落感,觉得作品飘逸风格很明显。

渡汉双星搴绣幄

探河八月泛灵槎(曾广祚《和夏彝存寒香诗集三首》其二》)

此处“月”为“月份”之意,借其“月亮”之意而精工,而作者和读者可能不知其中因借对而导致对仗起了些许涟漪。这是因为“借义”时没有跨越词性,且所用辞藻又在同一语境之中,故借对“深度指数”低。

击壶永夕三浮白

壁垒斜阳一抹红(曾宝荪《和仲威弟秋兴八首兼分简诸弟》其七)

曾宝荪此作则灵动感十足。古人称满饮或畅饮酒为浮白。此处“三/浮白”与“一抹/红”,既有含义类属上的巨大差别,又有结构上的错开即“异步”,却依然靠“字字小类工对”稳住了重心,故显得摇曳生姿。

可见,“借对”有如富厚堂前的“荷风”,有强弱之别。沐风者或得舞雩之陶然,或有宋玉之快哉。

天马行空,乃得奇拙

汉字的“多义性”非常普遍,很多汉字都有“明显不同”的含义。这为借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创作诗中偶句时,也要敢于跳出上下联并行构思的固有模式,以求得表现空间的拓展。

借对能有助于这种创作取向,却又能不虞字之不工,且一旦用得巧妙,则奇拙之特色凸现。这等两全其美之事,何乐而不为?为之则何妨大胆,让思绪平原走马?富厚堂诗人在这方面就有可贵的尝试,奉献出了精彩之作。

自古尘沙同浩劫

斯民涂炭岂前缘(曾国藩《失题四首》其三)

“涂炭”,借指陷入灾难的人民,借其本义“烂泥和炭火”而工对。背诵过《笠翁对韵》等蒙书的人们,循规蹈矩惯了,由“尘沙”能把目光拉到社会民生领域么。

斗捷不辞三北罚

选词时有二南声(曾纪泽《从弟纪湘成婚即席戏占二首》其二)

“北”的甲义即“败”,与其另一方位词含义“北向”,差别何其之大。二南,即《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亦不是其方位词本义。读者在欣赏时,不由自主地被“北/南”的乙义所逗引,而觉其很工。这种上下同时转义的情况叫“双转”。“双转”比“单转”造成的借对“深度指数”更高。加上“甲义-乙义”本身差别很大,综合造成的艺术冲击力,不能不令人击碎唾壶。

曾国藩读到此处,亦批曰“此首工稳”。所谓稳,是变化的大前提下的话题。没有动荡,毋须谈稳。美学中的对称均衡法则认为:“于变化中保持上下力量均衡,谓之稳”。乱石铺街也可能实现“稳”。清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对仗切不可齐整。……齐整对仗,定少气魄。”曾国藩独于此首运用了深度借对的作品下批“工稳”二字,可见他深谙“极整严而极流动,乃为上则”之理。今之诗、联理论家,于此一端迷失久矣。

丁冬漏尽妆初卸

子夜歌残烛乍移(曾广钧《和郑蕉龙无题》)

曾广钧此作的借对亦妙不可言。“丁冬”为象声词,借用“丁”和“冬”的天干和季节之义,对之以“子夜”,非天纵异思而焉能为之。这一借对的“深度指数”也很高,妙处难以尽描于笔端。读者当自能善赏之。

密集运用,羊角有迹

借对既然是这么个好手法,能不能多用呢?当然能!对联中有见多处借对者,甚至依靠“密集借对”而催生了无情对。古人的诗作中,一般只用1处。此前笔者还从未找到过用了2处或2处以上的。而富厚堂诗人富于探索的精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来看曾广钧的《朝考二等改庶吉士纪恩》其二:

桂树一枝怀昔宠,金釭二等谢新题。

名臣世德思羊舌,廉吏家声却马蹄。

卿月即今绥漠北,将星从古出关西。

岱尘海露知难报,告喜灵椿首重低。

此诗用到了2处借对。“羊舌/马蹄”和“卿月/将星”。羊舌,复姓,此处当指晋国贤者羊舌肸。“星”在句中喻“杰出人物”,借其“星星”之义而工致。

再看曾约农的《大雨登莲谷》:

闻道莲峰吼瀑泉,洞庭碧涨送寒烟。

竹舆迤逦看山色,罗袜轻盈妒水仙。

岂但赤松能辟谷,欲凭红豆寄离筵。

谁言世路崎岖苦,顽石簪花别有天。

“山色”对“水仙”“赤松/红豆”皆为借对。赤松,即神话中的上古仙人赤松子。

这两首例作,虽然2处借对的深度指数都不高,但一对“羊角”在诗中出现了,却是事实。

借对之羊角依靠审美错觉而添诗、联之灵动超脱,深合形式美法则。前人在诗中之所以用之尚不多,除了前面分析的认识不到位,也和技巧掌握不娴熟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借对“素材库”非常丰富,这一方面大有可为。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和同好创作了一批羊角诗。如:

五律《闲读晤信诚人物有感》:

翻书多有悟,守信数曾参。

季布一声诺,世传几字箴。

云长思汉主,日久见人心。

众误聪明甚,孰如鲁智深?

此作四句皆密集用到借对,分别是: “书/信”、“有悟/曾参”; “季布”对“世/传”;“云长/日久”,“汉主/人心”; “聪明/甚”对“鲁智深”。

七律《劝学》:

捎信春风忙发表,念经和尚懒敲钟。

寻思度夏推秋日,待欲翻时逾岁冬。

错过三余多借口,书从无我始登峰。

雕龙功到方攀桂,马虎心存乃放松。

此作也是四句皆密集用到借对,分别是:“春风/和尚”,“发表/敲钟”;“夏/时”,“秋日/岁冬”;“错过”对“书/从”,“三余/无我”,“借口/登峰”;“雕龙/马虎”,“攀/桂”对“放松”。

为了证明古人也能做到这一点,只是没有去尝试而已,笔者还创作了“集句羊角诗”:

七律 题王龙文

棠阴遗爱洽蒿莱,(明林光)

五色毫端弄逸才。(唐方干)

金殿一朝堪折桂,(当代贺云)

清斋三日为移梅。(宋赵崇

几回欲洗巢由耳,(清黄文仪)

一笑钟期安在哉。(宋方岳)

运起昌黎山斗望,(明林熙春)

破云重见我归来。(近现代黄浚)

中间两联“金殿”对“清斋”;“折桂/移梅”;“回/笑”;“欲/洗”对“钟期”;“巢由/耳”对“安/在哉”,皆为借对。

富厚堂诗人没能将借对“密集运用”到更高一个层次,与其“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家风有一定关联。尽管如此,这个诗人群体已比其他诗人相对更为善变、敢变,向人们展示了借对手法的运用给诗界带来的清新之风。诗人们若知今日之理论揭示和实践已然证明了更密集的借对能带来更生动的变化,且可行空间很大,必蠢蠢而动矣。有感其事,试以一诗为结尾:

羚羊挂角现机锋,由一而多露逸踪。

能使清芬增馥郁,堪为富厚注从容。

敢逃两派开新派,信峙双峰拔峻峰。

倘若当年知我论,曾侯十里迓青筇。

参考文献

《富厚堂诗话》 佘国武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曾纪泽诗文略论》 孙海洋著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曾纪泽的“中西合璧”诗》 欧阳红 《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22日7版

《论王闿运与曾广钧的诗学交流》 何荣誉 《中国韵文学刊》第28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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