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八十年前的八月，林則徐把包括在華全權代表義律在內的所有英國人，統統都趕到了香港的海上。

1839年7月，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酗酒後打死村民林維喜。義律以無法保證嫌犯受到公正審判爲由，拒絕將肇事者交給林則徐。剛剛虎門銷煙完兩個月的林則徐，同樣拒絕就此息事寧人。他禁絕英國人的食物來源，義律不得不率領英國人離開澳門，停泊在香港九龍一帶。

在那時，義律對這個天然深水良港就印象深刻，然而他並不是第一個提出吞併香港的英國人。此前五年，英國來華使節律勞卑就已經在函件裏建議“佔領珠江入口處的香港島，該島完全適於所有的目的。”

兩年後的1841年1月，有遠征軍武力做後盾的義律強佔了香港，跟取代林則徐的欽差大臣琦善草簽了一份《穿鼻條約》，談妥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得知此事的英國外相、鴉片戰爭的決策者巴麥尊大爲光火，他想要更大的舟山羣島而不是這個貧瘠多山的香港，於是他撤了義律的職。

然而接替義律的全權公使璞鼎查，來華之後卻依舊延續了義律的思路，“保留香港是我唯一有意識地違揹我所收到的新指令的地方。”於是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中，香港被正式割讓給英國，成爲女王治下的屬地。

當時的清政府對此難以理解：夷人要這個島來做甚？道光帝雖然覺得割地賠款喪權丟臉，但對於茫然不知的香港，更多的是困惑而非悲痛。在他看來，這些夷人惟小利是圖，獲取小島也非出自遠見，“該夷性等羊犬，不值與之計較。”

大領導是這樣的思維，屬下更是覺得佔了便宜。當時兵敗狼狽，若是英國提出割佔更爲肉疼的地方，清政府實際上也無力反對——但居然只是香港？所以中方代表談條件到香港時纔會脫口而出“就這些”？只有驚詫慶幸，而無諷刺不平。

在天朝夢尚未醒的一百多年前，香港對於中國的未來意味着什麼，哪有人知道。

香港開埠後第一次人口暴漲，來源於屢試不第的失意考生洪秀全。1851年洪秀全從廣西金田舉事，一路殺往南京。華南民衆四處奔逃，香港居民從三萬驟升爲十二萬。

洪秀全自己半步也沒到過香港，但其族弟洪仁卻前後三次至香港，居留數年。1859年，受西方文化薰陶的洪仁前往南京，爲洪秀全呈上一部自著的《資政新篇》。 《資》提出從政治到經濟全面學習西方制度，例如建立保護人身的司法體系和開礦辦報設郵政，並向西方開放、平等相處。

某種程度上，《資》的舉措比四十年後的維新變法還要更爲全面徹底。但洪秀全當時已至末路，四面楚歌中學習西方也就成了空想。只是曾國藩李鴻章在幾年後開展“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時，腦海中卻未必沒有閃過《資政新篇》的影子。

雖然烽煙十餘年的太平天國終於倒下，但卻成爲了後來人的燈塔，比如廣東香山縣翠亨村的少年孫文。1883年，孫文到香港就讀英國聖公會主辦的拔萃書室，之後轉入中央書院。在中央書院的兩年半時間裏，孫文受洗、結婚，然後棄文從醫，改名孫逸仙。六年後他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時，已在香港呆了近十年。又過了五年，他改名孫中山。

前有孫中山，後有康有爲。1898年9月，離開北京的康有爲來港，住在第一名流何東爵士爲他安排的豪宅中。康有爲覺得香港不錯，順便把母親也接來此地居住。而在三個月前戊戌變法如火如荼之際，中英簽訂了租借新界地區九十九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7月1日正式生效。代表清廷在條約上簽字的，是號稱晚清第一裱糊匠的李鴻章。

簽約兩年後，李鴻章纔在上任兩廣總督時第一次到香港。半年後他回京又路經香港，受慈禧之召回京收拾義和團八國聯軍的殘局。在簽完最不堪的《辛丑條約》後，李鴻章當年年底就病逝於京。而兩次訪港，也成爲了晚清傑出外交家一生中最後的“外訪”——雖然香港原是中國的土地。

1909年1月，意氣風發的青年汪兆銘從日本抵達香港，他的下一站是北京。故意繞個大圈子的意圖，是要掩蓋刺殺滿清皇族的圖謀。孫中山黃興都曾勸阻過，但汪兆銘覺得這樣有助於洗去革命者只是以他人擋槍的惡名，堅持一意前往。

最終暗殺並未成功，成爲階下囚的汪兆銘也並未被處死，在牢裏看着孫中山黃興走向更徹底的一條路。1911年1月，黃興成立起義指揮部，密謀在廣州舉事。三個月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震驚世界，“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又過了半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最終敲響了清政府的喪鐘。

民國建立後，香港更成爲無數青年走出國門、尋求救國圖強之路的第一站。1920年9月14日，剛滿16歲的四川廣安少年鄧希賢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同鄉馮學宗回憶，“此地背山面海、樹木蔭翳、商旅雲集、街市寬闊、屋宇齊整。”作爲當時沿海最繁華的商埠，香港跟盆地家鄉的巨大反差，可能從此就在鄧少年的心裏紮了根。

少年滿眼新奇，中年也是春風得意。1927年2月，45歲的魯迅第一次來香港，一路陪伴在側的是29歲的許廣平。魯迅在香港作了兩場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地點在上環必列者士街。

四十年前，年輕的孫逸仙天天在這條街上出沒來去。魯迅曾撰文悼念終生緣鏗一面的孫中山：“中山先生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

革命者總是後繼有人。這一年的10月，剛剛經歷了南昌起義的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彭湃、林伯渠、吳玉章、聶榮臻、譚平山幾乎悉數來港。小小的香港，就此庇護着未來的共和國總理和元帥們。兩年後，化名鄧斌的鄧小平第二次來港，從這裏前往廣西領導百色起義。

當時的香港是四大家族的天下：何東、周永泰、利希慎和李佩材。富人位高權重，窮人拼命謀生。1932年，9歲的霍官泰已經失去了父親和兩個哥哥，與寡母和一姐一妹住在灣仔。也是這一年，因爲九一八事變後局勢動盪、日軍進攻上海，寧波人邵仁杰把自家的天一影業從上海遷往香港。而他排行第六的弟弟，名叫邵逸夫。

霍官泰腦筋靈活，四年後考進了香港名校皇仁書院，還跟何東的侄孫何鴻燊成了同學。爲圖報國，霍恩泰改名霍英東，即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然而霍英東最終並沒有完成學業，因爲五年後香港淪陷，他被迫停學並開始做苦力。當時無人能預見，四十年後他會爲國家作出怎樣的貢獻。

日本侵略中國，改變了許多人的身前身後事，例如汪精衛。1938年12月30日，當時的國民政府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著名的“豔”電，正式宣佈與蔣中正決裂，並鼓吹倡導與日本媾和。對比三十年前在此慷慨激昂的刺客，從汪兆銘改名的汪精衛如今居然如此不堪，時論多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之嘆。

侵略者倒是永遠步步緊逼。在義律覬覦香港一百年後的1939年8月，一千六百名日軍集結深圳，部分日軍更一度越過邊界。只是日軍逼而不攻，還要再等兩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纔會全面拿下香港。所以19歲的張愛玲此時從上海來港大就讀時，這座遠東大都市還沒有立刻淪陷的跡象。

反而一年後因爲潮汕淪陷，12歲的李嘉誠纔跟着父母步行十餘天、來港躲避戰亂。

而在八十年前的今天，日軍越界前一天的1939年8月22日，鄧小平在延安度過了自己的35歲生日，幾天後他帶着新婦卓琳回了太行山根據地。八年前他曾第五次踏足香港，然而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後來許多年過去，已經改變了中國的他一直盼望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卻最終未能第六次成行。

只是距最後一次踏足香港半個世紀之後，他終於將以空前堅決的立場收回香港。因爲這片彈丸之地，對領土面積世界第三的中國意味着什麼，一百多年來已經太清楚了。

參考：弗蘭克·韋爾什《香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