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爱的焦点”，这个焦点或许是这个家庭温暖柔软的一个载体，是孤独寂寞时一种心灵的陪伴，是热爱生命、放松自我的一种真实呈现。这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或许都养过小鸟，养过小乌龟，养过小狗，养过小猫咪，养过许多喜爱的“小宠物”，它们成了生活中“爱的焦点”，乐趣层出不穷。

其实，作为成年人，同样也极其喜欢这种小宠物的豢养，特别是在文人圈子里，他们开发和创造的“爱的焦点”，除了意趣颇多，还能激发许多的文学联想，经由好手笔锦绣打造一番，“爱的焦点”便更加丰富、丰采了。宗璞爱猫，她笔下的两只猫儿，恬静可爱，细腻懂事，仿佛一幅静美的油画延展生命的哀伤与快乐，似一撮撮星子在时光里沉醉，荧荧而飞舞。杨绛说，钱钟书也爱猫，他的猫和他笔下的《猫》，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公案，据说与林徽因有关。

钱钟书在《猫》一文中说：“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象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到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只有这时候进来的陈侠君比较上得她亲信。”这篇《猫》中的李太太，影射的人物，据说有林徽因的影子。

但是，据一些资料记载，钱钟书这篇《猫》发表于1946年1月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当时钱梁两家并熟悉，不是一个“圈内”里的人，也不是邻里关系。为何后来许多人将这篇《猫》中的主角就联想到了是隐射林徽因呢？

这中间确是蹊跷，但又那么离奇的有着生疑的背景、人物、情节相契合。有一段小插曲是这样的，可以来解读这个误会的情形。

解放后的钱家和林家同住清华园，一墙之隔的邻居。两家人发生过一些故事，皆因猫起，这猫都是各自的“爱的焦点”。杨绛说，钱钟书“爱”猫，养了一只“很聪明的猫”，而林也养了一只猫。猫对钱对林，都是“爱的焦点”。不幸的是，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邻居猫的“欺负”。钱钟书特备了一根竹竿，只要一听到猫的“惨叫”，就知道他的“爱的焦点”受邻家的猫“欺负”了，赶紧出来“打猫”，为他的“爱的焦点”报仇。后来，杨绛劝钱钟书，说你小说里不是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打猫要看主妇面”，不要因为“猫事”伤了两家的“和气”。可是，钱钟书性情直爽，可不会顾忌什么“主人面”“主妇面”的，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这段有意思的经历，杨绛说起的时候很自然，也饶有趣味。

就有人揣测了，这是钱钟书对林徽因的为人待物不欣赏，特别是对“太太的客厅”充满了不屑，这客厅西洋做派，沙龙聚会，热闹高调，都是钱钟书不太喜欢的行事风格。钱钟书通过小说《猫》，将一群“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奚落得“忒无聊”，找寻“浪漫”“温馨”、“情感”“精神”“避风港”，这就是“太太的客厅”里的交流气氛，钱钟书分析了他们的心态，做派，最终总结出的结论，一群空虚苦闷的人，找一个虚妄的出口罢了。

可是当时钱钟书并不熟悉林徽因啊！为何会有这些描摹了，恰恰和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背景和行径那么得相似。而在《猫》这篇文字发表多年后，竟然冥冥之中两家人纠葛在了一起，一篇《猫》引发了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热议的主题恰好是文化沙龙活动，女主角像极了林徽因。

这篇《猫》对于钱钟书和林徽因都是成了一种隐形的伤害，文学界的公案有着啼笑皆非的无言以对，道不清说不明的因果注定。没见过只字片言林徽因对《猫》这篇文字的评议或提及，但是，她对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字的的反应是剧烈。

林徽因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在众多的对她的文字描述中，她都善于激昂陈词，俨然一个“话篓子”。她说话，其他人都插不上嘴，一群人的世界，成为她一个人的讲坛，但是，大家都极其喜爱听，喜欢她滔滔不绝地绘声绘色地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她总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立的认识，少有人能辩驳之。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也就成为了她的性格“痼疾”，有人喜欢有人却“蔑视”。其实，不管一个人善谈与否，言之有理是最重要的，林徽因的辩机，机锋伶俐，拿捏准确，直入三寸，她“降服”的高手，大多是社会精英，文化名人，纵观京城才女，有几人能游刃有余做到，更别说令男子们心悦诚服了！

就是当时京城内外，许多的优秀男子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林徽因做到了。尽管微词颇多，但事实给了最好的证明。

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的地方，一路热闹，不管他们搬到什么地方，是在皇城根下的北京城，是偏远一隅的昆明，是条件恶劣的李庄，还是他们考古、逃难途中的某个旅馆中，只要有他们的存在，哪儿都有一股子热火，一股子新鲜，一股子洋溢。他们身边的一群人，不论是挚友，同事，还是偶相遇的有缘人，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文人学者气息中，都体会到了时局动荡下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坚忍不拔和忘我精神。他们让人不由自主地对未来有追求，有向往，对一切有憧憬和希望，这种感染力，大多通过林徽因的行为和个性传递着，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肺病缠身的重症病人。课堂上的林徽因，辩论中的林徽因，行进里的林徽因，不管是依在座椅上，还是卧于病榻上，她都是一腔文采，妙语连珠，神采奕奕。

即使在战争逃难途中，林徽因都用她的一双慧眼，一颗敏感的心关注窗子以外形形色色的人群，形形色色的路过，和他们形形色色的归宿。

聚光着某种光芒的林徽因，除却磁场的吸引，个性的魅力，其深厚丰沛的学识让她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中心和重心。金岳霖因爱逐林而居，多源于志趣相投，心灵相吸。而一群精英、高知选择与林为伍，与林相交，与林阔论，或许一样的志趣，一样的追寻，一样的梦想，一样的心扉，成为了他们彼此的心心相印，正好应和了中国人的几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天涯海角，天上人间，有缘人若比邻，有情人长相惜，这就有了友谊的长相存。

想起他们举杯言欢，冉冉欢腾，一问一笑一茬茬的那几年。

北总布胡同三号，位于北京东城墙根下，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共有四十来间屋子的老院子，当年一群“海龟”精英聚会于此，许多人是通过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中描摹的模样去想象和揣度的，那气氛，那渲染，那情形，是真的吗？

林徽因女儿梁再冰是这样描述她记忆中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妈妈和爹爹住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同客厅(玄关部分)之间有隔扇。西头是他们的图画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多么清幽的一个地方，多么有墨香的一个院落，这就是“太太的客厅”的聚会场所吗？

其实，据金岳霖说，当年这所谓的聚会，多半是在他的小院子进行的。

他描述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或许，这就是外界猜测的“太太的客厅”的聚会形式，与人们印象中的模样相差甚远。

如果是这样，钱钟书所写的《猫》和冰心所作的《太太的客厅》，与林徽因何干？

文人之间的公案，总是有趣，确是无厘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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