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析“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之四——造纸术

纸，国际上不承认那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使用长达三千年之久。公元10世纪后才逐渐停止使用。

websters大辞典上讲述纸的历史就是从纸草纸开始叙述的：【HistoryA form of paper called papyrus, made from reedss, was made as early as 3000 BC in ancient Egypt, and then in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Rome.】──可见，国际上认为纸草纸是最早的纸。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有人否定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不能算真正的纸，因为不是植物纤维的纸，甚至说纸草纸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这是无知的强词夺理。纸草纸就是用植物纤维做的纸，跟甲骨，竹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来看看纸草纸的制造工艺：

“青年取出一根纸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长一段，用小刀将外面绿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浅色的内茎，又将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时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断，而一个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颜色已变为浅黄，拿在手里可以任意弯曲。他告诉我们，由于新鲜的纸草茎中含有糖分，必须浸泡6天，才能消除糖分，成为造纸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从水槽中捞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圆棍挤尽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纵横交错的叠成一片。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放在一台铁板压中压紧，放置满6天后就成为纸草纸成品。他将叠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压机后，将铁板转紧，两分钟后取出薄片，但见相互间已经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天后还是什么情形。果然，接过他取来的一片成品，用两手抖动就哗哗作响，可以随意折叠，透过光照，可以看到纵横的纤维，厚薄虽不太均匀，薄处成半透明，但已浑然一体。不过，古埃及人制作时还没有这些机械，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时是将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然后用石头或其他重物压紧，需要的时间更久。” （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

从这个制造工序可以看出，纸草纸是将纸莎草纤维分离出来，切断，浸泡，去除糖分等杂质，然后用木锤敲打，木棍挤压，去除水分，再交织在一起，经过压榨，最后制造成型。这就是基本的造纸工序。纸草纸就是真正的纸。

这是websters大辞典上对“纸”的权威解释：【Paper is a thin, flat material produced by the compression of fibres. The fibres used are usually natural and based upon cellulose. The most common material is wood pulp from softwood trees such as pines, but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cotton (flax) and hemp may be used.】──可见，纸草纸就是符合这几个特征的，就是真正的纸。

中国学者为了否认纸草纸，强调纸草纸还没有经过造纸浆的工序，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纸。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造纸浆的工序是到了东汉蔡伦时才有的，在这之前中国的纸也是没有造纸浆的工序的，比如，中国官方宣称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纸──灞桥纸，就是没有经过造纸浆步骤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麻纤维的纸，纤维很长，很粗糙，纸面上纤维清晰可见，连纸草纸的精细程度都不如，故此有专家甚至认为它不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一样被看作是纸，由此可看出，造纸浆并不是定义是否是纸的关键技术点。是否成其为纸的关键技术点，或技术概念，在于是否将植物纤维进行分离，切断，浸泡，再平整，压榨成型的制造过程。而造纸浆只是一个更深程度的深加工而已。不是决定本质的关键点，只是一种改进。

“纸草纸是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历史上最早、最便利的书写材料。正是纸草纸的发明和推广，才使人类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属等材料记录文字或图画，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传播和保存。”（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可以看出，纸草纸是跟泥版，贝叶，甲骨，竹简，等天然书写材料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最早的，真正的纸，并对文化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如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纸草纸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的原料单一，只能使用尼罗河流域的新鲜纸草，使它的产地只能局限于埃及，限制了它的推广。它的制作也比较复杂，成本较高。”（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这才是纸草纸后来衰落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原料的缺乏问题，而不是因为它作用不大。

纸草纸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有文物收藏，有古埃及从五千年前就保存下来的纸草纸及后来大量的纸草纸文献，以及中世纪用纸草纸装订的书籍，在埃及也有制造出品，在中国也曾经展出过，要判断纸草纸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纸，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把实物找来看看，就知道埃及人发明的确实是纸，而不是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只是草片”。

中国人常常吹嘘：是中国的较为便宜的造纸术传入西方后才导致文艺复兴，科学萌芽，这完全是无知可笑的说法，难道西方人的哲学，科学，文学，等思想，不是从大脑里面产生出来，而是有了较为便宜的纸以后，突然从纸上变魔术一样变出来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中国式的纸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有没有这种便利条件，都不影响西方文明的发展，最多不过增加了一点不方便而已，而且人家完全有其他的替代物，如上面提到的纸草纸，而且，在使用纸草纸的古希腊时代，希腊科学就已经很发达了，就已经涌现出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很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出现了《几何原本》《光学》《圆锥曲线》《数学汇编》《荷马史诗》等伟大的科学和文学著作。而且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

而且，西方使用的现代造纸术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从中国传入的，只能证明阿拉伯的造纸术是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后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的，虽然欧洲一直都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中国式的纸，但是出于商业上的垄断需要，阿拉伯人显然不可能将造纸的方法透露给西方人，实际上西方人也是到了十二世纪才开始自己独立造纸，在这之前，显然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摸索研究的过程，我认为，很可能是西方人同时参考纸草纸和中国纸的制造方法自己研究出了造纸的方法。

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多的不同，中国传统造纸术早期使用树皮，破布，麻头等等，后来长期使用竹纸，欧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木材造纸，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也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德国和法国又于十八世纪试用各种植物纤维进行纸浆造纸的实验，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中国现在所用的新闻铜版纸仍然要靠从国外进口。

以前，蔡伦一直被视为造纸术的发明者，后来发现了更早的纸以后，于是就改称其为造纸术的改进者，但是仍然被看作是该发明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开创了使用树皮，破布，麻头，鱼网来造纸，使得原料的来源广泛，纸的成本下降，得以更广泛地普及。既然这种原材料的改变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创新，那么同样的，西方人开创了用木材造纸也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总之，现代造纸术是很多国家共同发展出来的技术，不是单个国家的功劳。

现在德国等地的很多小镇上仍然有纪念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种节日，中世纪时，这些地方曾经大量地将树木浸泡在河水中，用来造纸。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也有可能是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辗转传播到中国来以后，经过中国人的改进然后产生了后来更高级的纸，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是完全有条件的。实际上，现在中国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纸之一就出现在新疆。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这个问题也有一个正反两面的问题，因为文化传播有一个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之间横向传播，以及在不同时间的纵向传播。中国的纸虽然在文化的横向传播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文化的纵向传播方面却具有致命的缺陷。

因为纸草纸，羊皮纸经久耐用，易于保存，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虽然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因为纸的难以保存，现在找不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原始纸质文献，只有零零散散的竹简，很多古籍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对证，其中有很多疑点漏洞，难以证明其不是伪托的。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既有横向传播的正面的作用，又有纵向传播的负面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并没有起到什么“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实际上，另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到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这是很荒唐的。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以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钢笔，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来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从websters大辞典上这段叙述：【Paper remained a luxury item through the centuries, until the advent of steam-driven paper making machines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could make paper with wood fibres from wood pulp. Together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practical fountain pen and the mass produced pencil of the same period,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team driven rotary printing press, wood based paper caus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efore this era a book or a newspaper was a rare luxury object and illiteracy was the norm for the majority of humanity. With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cheap paper schoolbooks, fiction, non-fiction and newspapers became slowly available to nearly all the members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Cheap wood based paper also meant that keeping personal diaries or writing letters ceased to be reserved to a privileged few in those same societies. The office worker or the white-collar worker was slowly bor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ll of its phases.】──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信息传播革命正是因为有了钢笔，铅笔，机造木材纸，蒸气驱动的造纸机和印刷机，等等的发明使用才得以实现的。才使得书籍，报纸普及，才改变了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局面的。在西方，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而这完全是西方文明起到的作用。

结语

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四大发明”呢，为什么是“四大”呢？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西方发明，各种机械，器物，材料，技术，从古到今的都有，数不胜数，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光是塑料的种类都有成百上千种，以及飞机，汽车，火车，电视，电灯，电话，电脑，互联网，等等。而要说影响力，重要性，好像绝大部分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们反倒熟视无睹。我想就是这么回事了：西方的发明那岂止是“四大”，四十大，四百大，四千大，四万大，都不止，所以至大无痕，反而不引人注意了，不值得提起了。而中国什么贡献都没有，所以拼命挖掘出几个虚无缥缈的“四大发明”反倒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自己独立发明了原始的黑火药，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但是我们发明了别人也发明了，而且我们发明的跟别人发明的不是一回事，而且现在使用的却是别人发明的东西，用的是黄火药系统而不是黑火药，用的是现代印刷术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旱罗盘，无线电罗盘，陀螺罗盘，卫星定位仪而不是原始的水罗盘，用的是机造木材纸而不是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我们不应该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这很无耻。

关于李约瑟，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

“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

“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选中”了李约瑟，但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过滤”。李约瑟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如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16卷本的古希腊医学家盖伦医学著作传入中国对中医的影响，这些都隐而不提了。）

“罗伯特·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李约瑟杜撰出所谓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很多人都被他书中的内容所迷惑，在自己的书中不加分辨地引用他的观点，而这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引述李约瑟的原文，那张发明表格也是原样照抄，而这是不足为证的，因为某个人提出了一种观点，另外一个人再把他重复一遍，这并不能作为新的证据。

而且，《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有很多错误。我们来看看：在上册第11章3节，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描述三国时代的历史：“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魏，吴，蜀”，首先突厥-蒙古这种称呼不准确，即使只是泛指，也说明他对中国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其次，东汉是在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的的打击下分裂之后，才又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他这么叙述就完全把历史顺序颠倒了。

在上册第16章2节，叙述唐朝历史时，连最关键的“安史之乱”都没有提到，而只是笼统地说“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安史之乱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

在上册第16章4节，叙述元朝历史时，说：1215年，南宋援助女真金国对付蒙古军。这简直错得离谱。实际上恰恰相反，南宋是与元军联合攻打金国。

在下册第29章，说：“到1964年为止，中国已经获得两个诺贝尔科学奖”。虽然李政道杨振宁获奖时仍然是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他们的成果是在美国研究出来，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那是中国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客气地称之为“美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他们是因为同一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奖，这并不能算是两个。如同巴西队每次夺冠并不等于是获得了11个世界杯。

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历史并不了解，并不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了解得更多。像这种试图于描绘所谓“大历史”的作品，在细节上往往都是错漏百出的。对于欧洲的历史叙述也有很多错漏，如像罗马击败匈奴王阿提拉的关键战役沙龙平原大战，他也没有提到，而这是可以跟希波之战相提并论的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大事件。

在上册第5章《古文明类型》，他把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跟苏美尔文明，及其后继的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有埃及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希腊米诺斯文明这些在时间上高一个层次的文明列在一起，跟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早的迈锡尼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波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等却只字不提，排斥在外，不作专节论述。这是不准确的。（注意：“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态度有问题，为了迎合国际上那种“政治正确性”，毫无原则地讨好美化第三世界。这本书只能算是通俗的历史读物，不能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足为凭。

还有一个靠贩卖畅销书为生的英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原著改编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完全是一本充满谎言的弱智读物。

以下澄清他书中的一些虚假内容：二进制，这是莱布尼兹发明的，跟易经无关，莱布尼兹是在发明了二进制之后，看到易经中的八卦，认为可以用二进制来解释（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八卦不是二进制），而不是莱布尼兹看到易经八卦之后才发明二进制，这是一个已经被澄清了无数次的谎言；“发烛”，只是涂了硫磺用来在现成的火源上引火而根本不具备火柴的自发生火基本功能的东西，不是“火柴”；“机械钟”，被牵强附会成中国的发明，实际上，按照同样标准，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记里鼓车”，不是计程车，实际上，按照同样标准，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发明家赫伦就已经发明了类似的里程计，在里程计中使用了齿轮。还有风筝，伞等物，实际上别的国家民族也早就有了类似的东西，如古埃及人早就开始使用伞了，最早的风筝发掘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岛上，公元五世纪时，希腊的阿尔克达新也发明了风筝，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弓箭，这是各个国家民族都有的发明，最早发明弓箭的证据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就有了，欧洲并不是象他弱智的谎言中所说直到十世纪才开始使用弓箭，那之前两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一直使用弓箭，还有弩炮。蒸气机，并不是因为你烧开水时看到壶盖动了一下就算是发明了“蒸气机”，按照这样的标准，可以说古希腊人早就发明了蒸气机。

还有所谓“古代机器人”，“古代直升飞机”，是无中生有；“化学武器”，“催泪弹”，“降落伞”，“塑料”，“火箭”，“水雷”，是指鹿为马；“眼镜”，“国际象棋”，“扑克牌”，是偷梁换柱。

这是中国很多“学者”“专家”惯用的一种骗术，先用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甚至是无中生有等等手段，把一些原始手工艺技术伪装替换成某种现代科技的等价物，然后故意隐瞒其他国家民族在古代同样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术这样一个事实，炮制出种种“科学发明”，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原来我们一直领先他们几千年啊！其实是在梦中领先了几千年。这是非常虚假的。

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这个罗伯特·坦普尔，他还论证过阿基米德是激光武器的发明者，根据的就是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反射阳光烧毁了罗马舰船的传说。这些小报记者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用同样的手段炮制出类似的一些“伟大发明”的神话出来。

听说这本书已经被一些中小学校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用书了，我认为应该停止这种错误的宣传活动，抵制这种错误的读物。

这种招摇撞骗的小报记者在中国特别受欢迎，帮着他贩卖这些垃圾的“专家”“学者”并不是不清楚他是在胡说，只是互相利用而已，一个靠贩卖畅销书骗钱，一些靠帮着贩卖混口饭吃，再用这些来愚弄老百姓，一方面又迎合了“主旋律”。

因为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的谋生之道。

官方热衷于支持操纵这种复古伪古热潮，其动机不过是为了要向人民证明，没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我们中国古代也是科技发达领先的，现在我们也仍然不需要引进西方体制，就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在意我们以前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谎吹牛都要去维护这个第一，却不关心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呢？就像一个人，如果生活事业顺利，就很少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只有失败者，对前途绝望者，对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怀念过去，靠这个来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欢怀念过去，年轻的就喜欢幻想未来。现在中国的复古风气很盛，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

中国“学者”“专家”编造种种古代“科学神话”所惯用的手段有以下这些，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装神弄鬼就便于识别了。

无中生有，根据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干脆就是神话故事，封建迷信的谣言，还有类似于《易经》之类的巫术迷信的算命书，野史杂书中只言片语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记》《本草纲目》这样严肃著作中也大量存在的封建迷信糟粕和虚假成分，再加上文言文的语义晦涩，多歧义，通过曲解，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干脆就是故意撒谎，来编造所谓的“古代科学发明”；指鹿为马，根据一些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手工艺技术与现代的某种科学技术在某方面的一点点相似之处，然后就无限夸大这种原始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盖两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来编造谎言。

偷梁换柱，干脆就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东西偷换概念，将另外一种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隐而不提，而虚假地宣传本来无关的东西的作用。

所谓“四大发明”的神话，以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云云，其实就是用这样种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种虚假的宣传，一种在病态的无限膨胀的虚荣心的驱使下被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性宣传，一种弱智的文字游戏。这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我认为我们宁可不要虚幻的所谓“祖先的辉煌成就”，不要自欺欺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应该做阿Q，不应该再被官方和所谓的“权威人士”合谋的骗局继续愚弄。不要再让“用肉眼可以从月球上看见长城”之类的闹剧重演了。

我不指望凭着几次讨论就能够结束这种虚假的宣传，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些谎言。

参考文献

[1]培根，《新工具》

[2]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史》）

[3]江晓原，“‘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4]《websters大辞典》[5]张廷玉，《明史》

[6]《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解放军出版社[7]葛洪,《抱朴子》[8]孙思邈（伪托）,《孙真人丹经》

[9]曾公亮，《武经总要》

[10]茅元仪，《武备志》

[11]脱脱，《宋史.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