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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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曾经直言，胡惟庸会坏了朱元璋的江山。

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干掉胡惟庸，而是诛杀了杨宪，贬黜了汪广洋，让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明史·胡惟庸传》）。

继李善长之后，胡惟庸成了大明王朝的第二任首相。

胡惟庸不但做了首相，而且独立拜相多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明史•胡惟庸传》）。

《朱元璋》中的朱元璋与胡惟庸剧照

这是后人总结胡惟庸独相权势滔天的诸多事实。

在权力行使上，胡惟庸掌控了生杀予夺的刑罚权，和升迁贬谪的人事权。他可以不报告朱皇上，径直做主。相权膨胀到这个程度，已明显替代了主宰一切的皇权。也就是说，他把持了用人行政的国家要务。名副其实的丞相权限巨丰，严重地影响了后代殿阁大学士，主持内阁工作，不实现“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明史·职官一》）的权力之所在，也是对不起无丞相之名、却行丞相之权的事实。

在联系皇帝上，他把控奏疏上达天听的路径。中书省是联系皇帝与六部的中转站，丞相则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帮手。而今，胡惟庸利用进本奏事、联系皇帝的便利与特权，提前阅读，于己有利者则报告皇帝，于己不利者则隐匿不报，把整个朝堂弄成了他与朱皇上的对话。

权势煊赫，把持朝政，威福自专，而且文臣武将京官地方官竞走奔赴其门下。胡惟庸成为一人之下的二号首长，成为了朱皇帝强化皇权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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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胡惟庸被杀，朱元璋高兴地祭天祀地。

胡惟庸死了，但他是权倾朝野的的首相，须向天下公示一个“不可不诛”的理由。

胡惟庸再优秀，再能干，再有阴谋智术，也在最后一役，被朱元璋族灭得干干净净。那些被精心挖出的证据，让“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胡惟庸之后，朱元璋正式“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

朱元璋

丞相大权，收归了皇帝手中。

丞相一职，成为了中国历史。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末任丞相。朱皇帝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帝权与相权之争最后的胜利者。

即便明朝后来推出内阁制度，因循千年以降的宰辅观念，殿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却行丞相之实，就连慵政懒政怠政倦政的朱皇帝们，如躲在深宫三十多年建醮修炼长生术的嘉靖帝，都把大学士当成了丞相。一些阁臣也欣然把自己当成了足以权倾朝野的宰辅。

在嘉靖朝靠写得一手好青词而平步青云的严嵩，做了二十多年首辅，于上百般欺瞒皇帝，驭下欺压群僚。《明史·严嵩传》称他“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同为阁老、作为次辅的徐阶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师，竟然对皇帝的最高指示，许多不知情。

首辅专主票拟，严嵩宁愿把相权寻租给儿子、时任尚宝司少卿兼工部左侍郎严世蕃。京城盛传“大丞相、小丞相”，指的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这都是严嵩作为首辅，独揽阁权，权倾朝野所致。

徐阶有一个好学生，即张居正，成为了万历首辅。他虽然没有严嵩的贪黩，也没有徐阶的耐心，却有擅权的行动。《明史·张居正等传赞》既充分肯定了“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但也强调这位明朝唯一的生前获得太傅、太师双重顶级殊荣的改革大人物“威柄之操，几于震主”，让李太后教训年轻的万历帝时，也不忘祭起“张先生”这副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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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承袭元制设中书省，又鉴于元代“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明太祖实录》卷十四，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正月戊辰），处心积虑地处死胡惟庸，彻底废除了在帝制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将中书省政务分解至六部，由皇帝直辖，并几次明确规定：嗣君“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卷二百四十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

然而，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不久，于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特仿宋制，以诸殿阁之名，礼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宋乐，文同欧苏”（《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三《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诰文》），设置殿阁大学士，随侍左右，备作顾问。

他似乎料到了他最喜欢的皇四子朱棣会造反，却没料到篡位的朱棣做了皇帝不久，即建文四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至洪熙以后，杨士奇等加至师保，礼绝百僚，始不复署”（《明史·职官志二》）

朱棣

解缙、胡广和杨士奇，都是朱棣创制内阁的第一批阁臣。

阁臣参预机务，参决大政，始于此也。

朱棣变着法子，背叛了朱元璋的祖训。

虽然朱元璋给大学士限制的品秩，为正五品，终有明一代未改，但朱棣为首的朱皇帝们给他们的兼职加衔，使之位高权重，阁权膨胀，愈演愈烈，发展到明朝中后期不乏严嵩、张居正之辈擅权者，甚至出现了陈演、魏德藻等误主祸国的内阁首辅。

孟森在《明史讲义》之《开国》中说：“废相以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也。”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彻底解决他与李善长、胡惟庸之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却没料到自己的子孙皇帝中绝大多数是慵懒怠政的主，心甘情愿地把权杖递给了形形色色的大学士和太监。

朱元璋冷酷地杀了“谋反”的胡惟庸，为废除丞相制找到了堂皇的借口，但是，他的废相改制却不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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